專欄作家/周晉安

10月25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在紐約發表重探抗戰史的演講指出，“蔣介石不僅從未消極抗戰，而是深知中國軍力薄弱，以迫日軍從東（似指平津）往西（似指河南、陝西）仰攻的‘大戰略’，韜光養晦，積極備戰，並以堅毅不拔的統帥意志及‘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國際前瞻，讓中國抗日，苦撐待變，成為世界大戰之一環，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並讓貧窮落後的中國擺脫次殖民地命運，躋身世界強國，參與聯合國的締造。”“通過對蔣介石日記的研究，清楚證明蔣介石早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多年之前，便有與日本決戰的決心與準備。”“蔣介石堅持大戰略佈局，迫日軍戰線主軸從華北改至華東，主動挑起‘淞滬會戰’，屢敗屢戰卻‘戰而不屈’，包括‘有計劃’讓黃河決堤，讓日軍一步一步陷入持久戰泥沼。”
我基本上讚同郭岱君上述的觀點。發表於芝加哥時報10月23日B4版的拙作“中國人民為什麼能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指出：“蔣介石是軍事家、戰略家和愛國者，處於全國領袖和最高軍事統帥的崇高地位。他高瞻遠矚，最早提出持久戰的思想。”“抗戰是近代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失地。這是與蔣介石的領導分不開的。”
美國是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國度，芝加哥時報發表張一程先生“小器、窩囊的國民黨（上）(下)”是很正常的。該文說：“那時老百姓只知不願做亡國奴，但沒被國民政府組織起來，準備進入艱苦的地下抗戰。所以當日本一發動攻擊，製造了大批逃難人潮，反而妨礙了國軍的防守和反攻。若果國民黨能一早發動民眾，做好思想準備，積極準備，日本看到全中國全民同仇敵愾，上上下下都準備在日本入侵後全面作地下抗鬥，日本可能根本不敢發動全面侵華，不會狂言3個月內滅華。然而，日本看到的只是蔣介石在口頭上抗戰，但實際上行動不多。”
我認為可能是作者涉獵的史料不夠全面，才會做出如此不夠全面客觀的評論。研究抗戰史，蔣介石日記是很重要的參考史料。大量史料披露，蔣介石抗戰前即韜光養晦，積極備戰，具有堅毅不拔的統帥意志及“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國際前瞻，批評他“口頭抗戰，實際行動不多”、“沒有積極有效地、廣泛地發動四億民眾準備誓死長期抗日，事事悲觀”是沒有根據的。我認為，在抗戰前夕的危亡緊要關頭，當務之急應當是堅決實行國共合作，拋棄反俄、反共政策，爭取國際援助。這一點，蔣介石雖然不夠堅決，但已經做了並取得良好效果。蔣介石並不頑固，他也與時俱進，於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使蘇俄成為抗戰初期在軍事、經濟上支援中國的唯一國家。國共合作更起關鍵作用。“七七事變”不久，八路軍就從陝北東渡黃河，到山西保衛華北，1937年9月平型關大捷大大鼓舞士氣，後來又深入河北平原和山東丘陵地帶打遊擊，發動群眾打地道戰、伏擊戰，成功地在敵占區建立根據地，使日軍一步一步陷入持久戰泥潭。郭岱君的演講中有一點我不讚同。她說黃河決堤讓日軍陷入持久戰泥沼。我認為1938年6月9日黃河花園口（鄭州附近）決堤雖然阻止日軍佔領鄭州繼續西進和沿平漢路南下，是蔣介石大膽的“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水代兵”的一種絕招，但是我方損失太大，造成平漢路以東氾濫，郭岱君說“死傷大約3萬人”，但“中國百年實錄”披露，“5.4萬平方公里範圍內盡受滅頂之災，1250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死於洪水。”黃河決堤到底功大還是過大，至今仍無結論。至於黃河決堤“讓日軍一步一步陷入持久戰泥沼”則無根據。一大片良田土地變成不能耕作的黃泛區，中國民眾和日軍都“望洋興歎”，誰都進不去，怎能成為日軍的“泥沼”呢？
“小器、窩囊的國民黨”的作者說“那時老百姓只知不願做亡國奴，但沒被國民政府組織起來”。我認為，老百姓既然不願當亡國奴，就會奮起抗爭。有國民黨組織更好，沒有國民黨，老百姓也會自己組織起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任政委張仲瀚就是1937年在河北老家組織起民團抗日，1938年被改編為八路軍的。依靠國民黨來組織？沒門！當時，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所以國共合作得以實現，但是地主資產階級與工農大眾的次要矛盾還存在，所以我說依靠國民黨來組織老百姓抗日，沒門兒！這一點連當時在八路軍、新四軍採訪的美國記者斯沫萊特和伊潑斯坦都看得很清楚。（詳見10月23日芝加哥時報拙作）。　　即使國民黨有人想去組織老百姓抗日，他也發動不了群眾，因為他不懂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不熟悉這一套工作方法。因此，”若果國民黨能一早發動民眾（不存在”若果“，它根本發動不了），……日本可能根本不敢發動全面侵華。”不敢？沒這回事！
研究過日本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本在日俄戰爭取得勝利後侵略野心膨脹，其總構想是先侵佔“滿蒙”，再侵佔中國華北，最後佔領全中國，然後以全中國戰略資源為後盾，同蘇聯、英、美正面交鋒，把他們的勢力趕出東亞和東南亞，建立日本“大東亞帝國”。因此，不管你中國怎樣備戰，日本蠶食和吞併中國的目標和野心不變；因此，埋怨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不曾積極發動民眾打遊擊和作其他廣泛的、有效的抗日活動”是多餘的。但是幸運的是：蔣介石委員長高瞻遠矚，看穿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乃下決心抗戰到底，乃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實現國共合作。
抗戰史很值得認真探討，要討論的問題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