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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種族理論正成為美國文化戰爭新戰場

(本報訊)批判性種族理論之爭。圍繞批判性種族理論的爭論應放在美國反種族主義運動的背景下理解。

2020年7月,在警察暴力執法致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所點燃的全美反種族主義社會運動如火如荼開展之際,福克斯新聞開始播放保守派活動家克里斯托弗•F•魯夫(Christopher F. Rufo)主講的節目,他用經典陰謀論論調聲稱自己發現了一場新的“文化革命”,它正通過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政府的多樣性培訓和公立學校的教學活動悄然醞釀,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批判性種族理論。他舉例道,一些聯邦部門的培訓課程會告訴與會者,美國“建立在種族主義之上”,而且白人“從種族主義中受益”。魯夫強硬表示將“向聯邦政府中的批判性種族理論宣戰”,直到公共機構將其徹底禁止。

 

2020年9月,時任總統的特朗普發布行政命令,要求停止宣揚“分裂”以及“種族或性別刻板印象”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培訓,而批判性種族理論被認為是“分裂性”內容之一。各州共和黨議員於2021年1月開始起草提出相呼應的法案,以阻止學校教授有關種族主義或任何涉及美國種族和性別壓迫歷史的話題。儘管拜登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後立即撤銷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但民眾情緒已被點燃,輿論風暴已然形成,各州禁令開始通過,已有教師受到影響。

究竟什麼是“批判性種族理論”?它於20世紀70、80年代最先在法學領域興起,反對當時學術界在民權法問題上的主流話語,即打擊種族歧視的最佳方式是完善相關法律。批判性種族理論家——如法律學者德里克•貝爾(Derrick Bell)、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和理查德•德爾加多(Richard Delgado)——認為這是對種族和種族主義在法律中的作用的淺表理解,按照他們的不同看法,種族主義作為社會建構普遍、結構性、制度化地深嵌在法律、機構和政策中,而不僅僅是個人偏見的產物。如果仔細審視那些看似中立客觀的理論原則、法律或政策,便會發現它們均服務於富人、精英或白人的利益。批判性種族理論強調,種族主義不是過去的遺物——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強加的二等公民身份等做法已經滲透到整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中。

“批判性種族理論”這個名稱具有一定誤導性,它其實更像研究領域,而不是對某一類現象的統一解釋(“理論”)。按照克倫肖的說法,“批判性種族理論並非連貫的思想流派,它是直面和理解種族和種族主義歷史的一種努力”,人們可以藉助它來思考這些議題在今天的表現形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批判性種族理論與其他思潮建立起了廣泛聯繫,其影響也延伸到了其他領域,包括人文、社科和教育學。

或許正是這種非統一性、不連貫性和含混性,讓批判性種族理論成為了美國右翼發洩道德恐慌的新對象。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與該理論的相關討論多局限於高等教育和學術界,通常學生們只有在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才會接觸和學習這一概念,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美國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如小學或中學)的課堂上被廣泛灌輸這一理論。然而,當下批判性種族理論已然成為白人種族焦慮的廣泛代名詞,批評者將其扭曲為任何冒犯到自己的討論的統稱,稱其為“白人有罪論”,鞏固了“種族和性別刻板印象”,“分裂”了人民和國家,導致了“負面動力”,促進了“不寬容”。

這些指控從最一開始就模糊不清。保守派提及的“學校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 ”是指“向學生灌輸該理論的正確性”還是“幫助學生了解該理論的存在”?抑或只是在課堂上提及種族主義議題的重要性?相應的,近期各州陸續通過的禁令同樣措辭寬泛而含混。根據北卡羅來納州的禁令,公立學校“不得宣傳”的“理念”包括:“認為美國建立在固有的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的信念之上”,它“由特定種族和性別群體建立,目的是壓迫其他種族和性別群體”。康涅狄格州的一項擬議法案禁止教授“分裂性概念”或導致“任何個人因其種族或性別而感到不適、內疚、痛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壓力的內容”。這些禁令和法案在如何具體實施方面都語焉不詳。

可以說,右翼政客、媒體、活動家通過大規模的信息污染、詞義挪用和濫用,精心構建起一個“稻草人”版本的批判性種族理論加以攻擊。按照《雅各賓》雜誌的卡爾•貝傑爾(Carl Beijer)的說法,通過歪曲左翼文本和觀點來“揭露左翼陰謀”,是右翼的慣用手段。從過去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文化馬克思主義到今天的批判性種族理論,每隔幾年,美國右翼就會“發現”一個相對晦澀的文本或理論,並宣稱揪出了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黨密謀的鐵證。右翼藉此策略將公眾視線轉向左翼的“邪惡陰謀”——通過學術的深奧語言寫就的秘密文本,以此避免承擔對社會現狀進行實質性改變的責任。也正因為這麼做無益於任何實質改變,右翼每過幾年就需要一個新的“稻草人”來攻擊。

在保守派所信奉和維護的美國種族歷史敘事中,黑人承受的傷害被降至最低,白人的美德和品格佔據主導,種族主義只不過是少數“惡人”的個人偏見,絕大多數(白)人都是無辜的。畢竟,如果種族主義僅僅是個人特質,而非系統性狀況,那麼對現狀的改變就不涉及任何結構性的變革,唯一要做的就是聲稱自己不屬於那個別“惡人”。但根據批判性種族理論,種族主義深深嵌入日常生活,所以即便那些本無意成為種族主義者的人仍有可能做出助長種族主義的舉動。批判性種族理論強調結果而非個體動機,它呼籲對現實情況進行廣泛深刻的審視,進而改變不公正現狀。

如果說這一分歧構成了右翼選擇攻擊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原因之一,那麼部分左翼和自由派對批判性種族理論頗有微詞則另有緣由。喬治亞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卡思•穆德(Cas Mudde)觀察到,部分自由派和左翼似乎和保守派一樣執著於批評批判性種族理論,並將其與諸如“取消文化”、“身份政治”或“覺醒主義”(wokeness)混在一起使用。他們視這些現象為同一政治弊病的諸症狀,認為強調種族/種族主義/性別議題會分散人們對勞工和資本之間的“真正進步鬥爭”的注意力。顯然,他們沒有看到(或故意無視)經濟/物質議題與文化/象徵議題之間的緊密交織、不可分割,而是人為割裂所謂“工人階級”(多指本土白人男性)的物質問題與所謂“世界主義的和象徵性的議題”(如種族、性別),並堅持前者的重要性凌駕於後者之上。穆德呼籲反身份政治的左翼和自由派停止充當右翼棋子和幫兇——畢竟,以反批判性種族理論為代表的保守風潮正在全國各地的立法機構和州議會中產生著真實的後果。

疫情下的分裂加劇與被破壞的公立學校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共和黨人利用家長對關閉學校的失望情緒,助長了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對立情緒。如今,文化戰爭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緊張的氣氛。
在威斯康星州埃爾姆布魯克(Elmbrook),共和黨對首次參加學校董事會的候選人詹姆斯•岡薩盧斯(James Gunsalus)表示支持。根據岡薩盧斯的說法,埃爾姆布魯克的學校長期以來是威斯康星州排名最高的學校之一,但由於教師在學術內容上接受“左翼灌輸”,告訴學生“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有些人必須被審查或取消”,導致了學校目前處在自由落體狀態。最終,他僅以5%的票數輸給了現任者,離勝利只差了600票。

而在德克薩斯州北部的南湖社區(一個靠近達拉斯的快速增長、迅速多元化的城市),學校董事會、市議會和市長的候選人,在反對學區將更多文化意識納入課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下,均獲得了約70%的選票。 《華爾街日報》的頭條新聞稱:“南湖對覺醒教育說不。”
“每一個參加競選的右翼人士都贏了,”梅根•沃爾什(Megan Walsh)說,她於2017年畢業於當地一所高中,是南湖反種族主義聯盟(Southlake Anti-Racism Coalition)的領導人,這個社區團體的倡導推動了文化能力行動計劃(Cultural Competency Action Plan)的通過,但是獲勝的候選人都承諾要取消該計劃。對於該團體而言:“我們又回到了原點。”

與此同時,由於疫情的長期影響,許多家長對於學校的防疫做法表示懷疑,這也進一步導致了他們對於學校課程設置的不信任。關於種族多樣性的教育和批判性種族理論的爭論進一步分裂了那些“已經在應對新冠病毒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的社區。
亞利桑那州錢德勒市的一名學校董事會成員林賽•洛夫(Lindsay Love)是當地第一位當選的黑人董事會成員,也因此經常成為保守派活動家的目標。此前她因認為“學校應該繼續關閉,直到新冠病毒感染水平下降”而收到了死亡威脅。洛夫說:“你聽到有人把讓兒童戴口罩與奴隸制相提並論,把口罩支持者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在最近的一次董事會會議上,一位憤怒的父親宣布:“你們已經失去了父母的信任。要求戴口罩、強制接種疫苗、取消舞會、限制畢業,批判性種族理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什麼時候才算夠?”

事實上,該地區學校內的文化戰爭早已爆發。此前該地區運行了一項新的項目,包括對教師進行種族和公平問題的培訓,保守派的家長們隨即表示反對,指控公平培訓“使白人邊緣化”。

洛夫擔心,文化戰爭最終會破壞亞利桑那州的公立學校。該州的共和黨議員正試圖大規模擴大該州的教育券計劃。根據擬議的措施,亞利桑那州三分之二的學生將有資格使用州立資金來支付私立和宗教學校的學費。 “人們一直在說,我們的學校已經壞了,它們是自由派的灌輸營地,”洛夫說,“這也促使了父母選擇離開公立學校。”

對於目前的爭議以及保守派的反對,洛夫表示:“錢德勒市正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他們不喜歡這樣。”亞利桑那州的立法者最近通過了他們自己的禁令,禁止教師教授有爭議性的問題。 《公正教學法》禁止該州公立和特許學校的教師在課堂上談論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無視該禁令的教師將被處以最高5000美元的罰款。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前全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現任美國人民促進會(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主席本•傑勒斯(Ben Jealous)表示,在整個美國歷史上,從親邦聯修正主義的推動者,到無數的教育委員會的政治活動家都明白:控制關於過去的敘述是塑造未來的關鍵。這就是為什麼右翼勢力如此努力地規定教科書的內容,清除進步的領袖、粉飾歷史,以便在學生中推廣某種在政治上有利的“愛國主義”。當今的歷史操縱者正在推行一項危險的戰略。他們想把恐懼和憤怒作為武器,幫助他們贏得2022年和2024年的選舉。但仇恨一旦被煽動起來,便難以控制。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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