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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政坛名流——梁启超的一世情缘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生。他的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理念和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经评价梁启超: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
一、少年登第,主考赐婚
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世代耕田。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既读且耕,几亩薄田,全家耕耘,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去广州应童子试不中。两年之后,再次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全家期望他将来学优登仕,光宗耀祖。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季,内阁大学士李端棻出任广州主考官。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阅卷时,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以”熔经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认为一定是一个”饱学宿儒”,于是擢为举人,使其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当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时,才华横溢的梁启超让李端棻倍感意外,其英俊的外貌及不凡的谈吐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他将比梁启超年长4岁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1891年,梁启超和李蕙仙在李端棻的一手操办下于北京完婚。梁启超初上北京时,满口广东新会话,别人听不懂,结婚后在李夫人的帮助下,学会了标准的国语(普通话),这为梁启超以后走南闯北、到处演讲授课,去除了不少的语言障碍,使其受益非浅。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李氏虽是贵州人,但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官宦之家,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千金小姐。但由于她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诗善文,还能吃苦耐劳,为人善良,助人为乐,遇事果断,而且性情侠义豪放,富有同情心。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官宦世家出身的李惠仙看中夫君的才华,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来到南方的农村以后,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亲自挑水、舂米、煮饭,从未表现出厌倦的情绪,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当时,梁启超的亲生母亲已去世六年,主持家政的是梁的继母。继母只年长蕙仙二岁,而蕙仙总是尊敬她,和颜悦色地对待继母,从而取得继母的欢喜,把蕙仙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二、投入康门,百日维新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在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后,认识了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人生轨迹的转折点。从此,他抛弃旧学,转投康门,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他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依据。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李惠仙努力学习新学,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光绪二十五年(1898),李端棻上书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次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由于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支持戊戌变法的李端棻被革职充军新疆,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东瀛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为梁家的支柱。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1898年9月15日,梁启超给李惠仙的家信中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三、流亡海外,邂逅红颜
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同盟会利用机关刊物《民报》,揭露清廷封建专制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散布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等谬论,向保皇派发起了猛烈攻击。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处理保皇会事宜。因为梁启超的英文水平不高,于是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华侨商人将自己的女儿何蕙珍介绍给他当英文翻译,这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一日,这位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并邀请几个西洋人作陪。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就是侨商的女儿何蕙珍,芳龄二十。何蕙珍从小在美国长大,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教育,性格和思维与国内的女子截然不同。
因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的熏陶,她也具备较为扎实的中文功底,而且又十分关注国内的政治动态。她经常阅读保皇派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对署名作者“梁启超”的文章几乎是每篇必看,一字不漏。何蕙珍十分佩服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喜爱他激情迸发的文章。尤其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所作的散文《少年中国说》,更是使她爱不释手,奉为经典。她与梁启超一样,热切希望在世界东方出现一个“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宴会期间,何蕙珍彬彬有礼,频频向梁启超敬酒示好,并充当梁启超的英文翻译。20岁的何蕙珍,开朗大方,热情似火。其窈窕的身材,娇艳的容貌,使酒后微醺的梁启超春潮涌动,君子好逑。与妻子李氏离别多年,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也没有对一个女子这样动情过。但是,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他立马想起三国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洛神赋》中的两句话“收和颜以静志,申礼防以自持”,随即起身告辞。这时,意犹未尽的何小姐急忙挽留,并从香包中取出一叠材料递给梁启超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看后大吃了一惊。原来最近出现在外文报纸上大量替他辩护的文章竟是出自这个才女之手。回到住处后,梁启超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他明显感觉得何小姐对自己的欣赏和钟情。何蕙珍年轻漂亮,与自己的理念相同,家庭好,会英文,如果能有这样的异性相伴,将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且对事业亦将大有助益。梁启超心动了,他有了娶何蕙珍的心思。此后,梁启超陆续写了24首情诗,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四、休妻不成,食言纳妾
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提出社会改革主张的重要内容就是一夫一妻制。虽然康有为娶了一个妻子,六个妾室,但梁启超却做不来康有为那样的事情。思来想去,他决定写信给妻子坦白一切,将自己对何惠珍的思念之情告诉了妻子,希望通情达理的妻子能放下自己,主动和自己分手,以成全他与何蕙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给李惠仙写了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告诉了她,信的末尾他写道:“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李惠仙出自名门,绝不是等闲之辈。收到信后,丈夫的言内之意,言外之意,她都猜到了。她给丈夫回信:你不是女子,不用遵从从一而终的美德;如果你真的喜欢何惠珍,我会禀报父亲大人成全你们;如果你真的像来信中所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保重身体为重。李惠仙巧妙地避开了“休妻”这个要命的话题,将其转换成了古代传统的纳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字里行间却是这个意思。如果梁启超喜欢何蕙珍,李惠仙表示同意帮他纳妾。她并没有说出自己与他离婚这种梁启超期望的话来。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李惠仙搬出了救兵:梁启超的父亲。她知道梁启超是十分孝顺的儿子。如果梁启超的此种心思被他父亲知道,断然不会轻饶他。因为侍奉公婆,李惠仙是勤勤恳恳的,照顾儿女,李惠仙是劳苦功高的。梁启超的家庭,说白了还是依靠了李惠仙在维系。如果背信弃义与之离婚,他将成为了忘恩负义之人。如果那样,别说他父亲不同意,就在社会上他都将身败名裂。
接到这封回信后,梁启超顿觉遍体生寒。他的小心思,小计谋被夫人识破了。为了避免李惠仙将这事告诉父亲,他赶忙又修书一封:“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在信最后,他对妻子保证:其于惠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自从接到梁启超的来信之后,李惠仙虽然搞定了丈夫拈花惹草的心,但是心中还是有些忐忑,担心失去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将自己带到梁家的丫环王桂荃以照顾梁启超生活为由送到了日本。
谁带的丫鬟就像谁。这个王桂荃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丫鬟。她聪明勤快,外貌俏俊,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王桂荃明白夫人的用意,一到日本就忙里忙外,俨然像一个女主人。其对梁启超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不久,独在异乡的梁启超终于还是经受不住孤寂,将王桂荃收房了。毕竟此时的丫鬟已经不是彼时的丫鬟,经过了西化的丫鬟,更适合梁启超的口味。梁启超还真的爱上了这个丫鬟,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但他给外人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也许他觉得对外这样称呼王桂荃可以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吧!
五、流连政坛,沉浮人生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他一度进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将秘密去西南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深夜诀别,李夫人慷慨地对丈夫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梁氏听了夫人的这番话,后顾之忧解除了,神志为之一振。对于如此深明大义、如此贤慧能干的夫人,梁启超认为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闺中良友”。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经过数月征战,旨在推翻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以胜利而告终。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梁启超严词抨击张勋复辟,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使其成为段祺瑞政府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被迫全体辞职。从此,梁启超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对王桂荃首用“小妾”之称。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乳腺癌复发,癌细胞扩散后医治无效病逝。她和梁启超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特地从檀岛赶来,当面向梁启超表白,希望与他再续前缘,共度余生,然而被他婉言拒绝了。梁启超之所以没有接受何蕙珍,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觉得自己曾对妻子保证过,他不会娶何蕙珍。如果在她去世后这么做了,自己仍是在违背承诺,于心难安。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启超一生主张一夫一妻制,虽然以前自己没有践行,晚年也应该保持晚节吧!何况自己已经有了一个知冷知热的王桂荃。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考察。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梁启超特地赶到巴黎和会会场周边到处呼吁维护中国权益,全力支持中国与会的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展现出一个爱国者的格局和担当。经过一年多的欧洲实地考察,使梁启超感悟到自己一直崇尚的西方文明,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回国之后,他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溘然长逝,终年56岁。死后与发妻李蕙仙合葬于北京香山。
梁启超去世后,他的9个子女都交给王桂荃一个人拉扯。除了梁思成和梁思顺外,其余的孩子都在读书。王桂荃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她将九个孩子们培养成为个个品学兼优的国家栋梁,更是缔造了“一门三院士”的传奇,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长子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1955年被选为中科院院士;次子梁思永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50年8月成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五子梁思礼是我国著名的火箭和导弹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个子女,分别是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特殊的年代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怀着对儿女的无限眷念,孤零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天之后,附近的村民才将她草草埋葬,下葬时甚至连墓碑都没有。拨乱反正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不平凡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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