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是我們敬愛的經國先生112歲冥誕，蔣經國基金會舉辦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來紀念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偉人，十分有意義。

談到經國先生執政十六年的外交逆境與挑戰，我知道我的好友美國紐約大學熊玠教授已經寫了一篇很有份量的英文學術論文，題目是Diplomacy against Adversity: Foreign Relations under Chiang Ching-kuo，而今天另兩位與談人林碧炤教授和包宗和教授也都是在我國外交領域有專精研究的著名學者，一定會有很精彩的報告，個人想從參與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的實務經驗，就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所知，提出報告，就教於各位專家、學者，請多多指教。

中華民國政府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正式播遷到「台北」以來，在外交方面，我國最重要的兩個重點，第一是維護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第二是維護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的外交關係，但不幸在一九七○年代先後出了問題，遭逢兩次最大的外交挫折，在經國先生艱苦卓越的領導下渡過。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我政府代表中國的席位，我國被視為「亞細亞的孤兒」；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次年元旦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與我方斷交，並於一九七九年四月通過維持美我雙方人民非官方關係的「台灣關係法」，稱我為「台灣當局」，置我國於「非國家地位」。

一九七一年我國退出聯合國時，我是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三等秘書，和錢董事長君復先生就在聯合國大會現場。一九七八年卡特總統宣布美國與中共建交而與我方斷交之時，個人當時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宣布處處長的職務，參與我政府「應變小組」幕僚工作。

經國先生為了突破中共外交孤立我方的困境，對內採取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對外採取了彈性務實的政策。

• 常有人問我，一九七一年外交部周書楷部長為什麼要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當天晚上錢董事長君復先生和我都在聯合國大會現場。據我所知，並非先總統 蔣公決策有錯，而是當年國際形勢所迫，因為如果我們不在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匪」草案即將通過前自動退出，就會面臨被”驅逐”出會的尷尬場面，遭到羞辱。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不為外界所知，只有先總統 蔣公和經國先生等少數高層政府首長知道，因為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已向印尼蘇卡諾總統當面公開說：「如果聯合國裡有台灣代表，我們可以等一萬年也不進去。」這不是毛澤東恃強所採「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嗎？所以當美國為了繼續維護我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向聯大提出「一個中國、兩個席位」的「雙重代表草案」時，蔣公的訓令是我方駐外單位會全力配合爭取友邦支持「美案」，但我方會在大會投票時投下反對票，以表達我國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因為 蔣公知道，就算聯大通過美國的「雙重代表權草案」，中共也不會來參加聯合國的會議，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等到聯大徹底”排除”我方後才會與會。當年，我方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

從美國向聯大提出「一國兩席的雙重代表權草案」來觀察美國對華政策，顯示美國想推動「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來解決它面臨的問題，早有跡象可循。我記得很清楚，一九六九年八月上旬，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就已在澳洲坎培拉參加「美澳紐聯防組織」會議上放話說：「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活生生的事實（Facts of Life）」，旨在爭取澳紐對美國對中共採取妥協政策的支持。這是當年美國也接受中國是個「分裂國家」的現實，亦即在中國有「兩個政府」同時並存。

• 爭取中美「新關係」為「政府間關係」：就個人所知，當年參與政府「應變小組」的學者專家強烈建議經國先生要求美方接受美我雙方「新關係」，必須是次於「外交關係」的「政府關係」，主要目的是希望美政府在畀予中共以「法律上的承認」（De jure Recognition）的同時，繼續畀予我中華民國政府以「事實上的承認」（De facto Recognition），而非僅是「民間關係」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九日經國先生接受建議在接見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時向他提出雙方新關係的「五原則」，亦即：

• 持續不斷（Continuity）
• 事實基礎（Reality）
• 安全保障（Security）
• 妥訂法律（Legality）
• 政府關係（Governmentality）

經國先生特別強烈期望美我雙方間維持「政府關係」。此可從稍後外交部次長錢君復先生約見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的談話以見。錢次長正式要求美政府同意我方在華府設立「中華民國聯絡辦事處」，雖然由於中共堅決反對，最終未獲美方同意，但至少使得美方並未否認我方駐美「辦事處」（一九九四年繼英國、日本等大國之後易名為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具有「官方性質」。經國先生致力敦促美方尊重「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旨在爭取與「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具有「平等地位」，用心良苦。

在經國先生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的日記中，他一再提到美方對我方內政、外交上的干涉、施壓，幾乎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但為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只好忍氣吞聲，默默地容忍下來。但他在日記中也說得很清楚，不管美國政府稱呼我們是「台灣當局」也罷，或其他名稱也罷，我們仍然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中華民國政府，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立場。

為了我國國際宣傳著想，一九七一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後，不再能在國際社會具有「中國唯一代表身分」；而在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又遭美國「去中華民國化」，在此國際困境下，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設法維護我們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是當年台、澎、金、馬一千七百五十萬人民的政府，致力爭取他們的聲音能被國際社會聽到，而且必須與陸方具有「平等地位」，那就是我們儘量爭取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北」命名，以示與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地位平等。

－在多邊國際組織方面：經國先生為了使得我國運動員能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競賽，於一九八一年同意我國民間的奧委會與國際奧委會取得協議，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奧林匹克委員會」為名。經國先生也在一九八六年批准我政府繼續參加政府間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同意這個一九六六年我國參與創立的多邊國際組織，易名為「中國台北」（Taipei, China），因為「台北」使我們間接地與「北京」取得了相對「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中華」或「中國」也都可被視為是「中華民國」的簡稱，保留了各說各話的空間。

－在雙邊關係方面：我國駐無邦交國家具有大使館功能的「辦事處」或「代表處」也都爭取冠名「台北」，以示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駐外單位。（按：從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我政府獲英國政府同意將原名「自由中國中心」（Free Chinese Centre）改為「駐英國代表處」（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之後，日本、法、德、美等大國亦同意易名，惟須加「經濟暨文化」字樣，如「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目前我駐無邦交國家之「代表處」，極大部分均已冠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