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午后，我提前坐在咖啡馆，等候主人公李庆平先生到来。和往期采访的人物不同，李先生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来自文化圈，这样一位曾在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会有怎样不同的经历？无数的疑问在我脑中萦绕，还没来得及细想，一位长者已风度翩翩地走来，方正的脸庞衬出一身正气，眉目含笑尽显儒雅之风，我当即断定他就是我在等待的人。果不其然，“你好，我是李庆平。”李先生面带微笑，向我打招呼，此时正好是约定的下午2点。

李庆平始终坚持“有了条件，便充分利用；没有条件，就积极创造”，他不怕任何困难，怕的是找不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我想，用“逢山筑路，遇水搭桥”八个字恰能代表他一贯迎难而上的职业操守。

亲历“汪辜会谈”

1992年5月，李庆平由“台湾驻美代表处文化参事”的岗位，调回台北担任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有着10余年的海外实务经验，他的到来成为当时海基会饱受“学者一大堆，实务无一人”攻击下的一记有力反击，他在外交以及学术文化交流的“真本领”也被寄予厚望。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汪辜会谈”的举行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闻等领域的交流进行了协商，签署了4项协议，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标志着两岸从对峙走向交流协商的开始。

1993年4月19日，李庆平受邱进益秘书长指示，带领先遣小组，最先抵达新加坡，负责安排会谈有关事宜。先遣小组主要任务是安排海基会代表团的食宿；为台湾近百位记者协调有关电讯、交通事宜；拜会新加坡“海皇大厦”有关人士，在会谈期间做适当的安排；最重要的则是拜会新加坡外交部，确认地主国如何支持与对待两方代表团。在同新加坡外交部秘书（相当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及礼宾司司长等官员沟通中，李庆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车辆安排。当时李庆平参照美国标准，向新加坡提出准备1部凯迪拉克供辜振甫乘坐，2部奔驰供秘书长与副秘书长乘坐，1部面包车供其他工作人员乘坐。但是新加坡方面的答复让李庆平万万没想到，其一，因为凯迪拉克费油多，出于环保考虑当时新加坡不进口该品牌汽车；其二，李庆平想要黑色奔驰600，新加坡只有白色奔驰280。“因为他们那里太热了，只有白色的。”讲起这段有趣的小插曲，李庆平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最后只得决定，台湾方面两部白色奔驰280分别供辜振甫与秘书长使用，其他代表团成员共坐1部面包车。

除此之外，两会双方的先遣小组预先就会谈中容易产生尴尬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座位安排，经协商确认双方在同一时间经由会议厅的两扇门入场，一天两次谈判，双方轮换两边座位入座。又如两岸纪年方式不同，双方约定签署协议时只填月、日，年份会后各自填写。此次“汪辜会谈”为两岸协商奠定了许多的范例与模式。

在“汪辜会谈”进行期间，李庆平不仅要负责安排台湾方面每天2-3次的新闻发布会，还要应对反对党在外面的示威。他坦言当时海基会其实比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承受更多的压力，尽管现在他说起来一脸轻松，还自嘲道“我管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是蛮忙的”，不过面对“陆委会”(指“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的监督，反对党的质疑和大量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李庆平确实是在重压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采访到这里，我问起了李庆平对于汪道涵先生与辜振甫先生的印象。“这两位先生旗鼓相当，可算是绝配啊！二人都有极高的中华文化修养，涵养非凡。”说起这两位前辈，李庆平一下子来了兴致。汪辜二老的学养、风范，以及分别在两岸政界的资历，都能赢得对岸的尊重。“汪道涵先生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大陆官员对台湾还不了解，他却看了很多有关台湾的书籍，能够体谅台湾。他提出的‘86字真言’，在台湾很受认可。”后来，我在网上搜索了这“86字真言”，汪道涵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此言一出，立时成为当时大陆对台湾最有“创意”与“空间”的论点，汪道涵对两岸关系的深入思考可见一斑。

对于“老领导”辜振甫先生，李庆平更为熟悉。“辜振甫虽是商人出身，但他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又担任过很多要职，在政治上炉火纯青。”因为辜振甫身兼多职，所以每周只有一个下午在海基会办公，工作十分繁忙。但是每个月的职工集体庆生会他必定出席。有时候，辜振甫会邀请海基会的同事到他家吃家宴，大家就像家人一样。辜振甫家的饭菜很好吃，一道蒸木瓜是李庆平的心头好。每次吃到兴头上，喜爱戏剧的辜振甫还会唱上一段儿。“我们当时的秘书长焦仁和也会唱京戏，他们两个很对口。”“你不唱吗？”我好奇地问道。李庆平哈哈大笑，连连摆手道：“我听可以，可不会唱。”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脾气很好，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红过脸。”

如今，会谈的两位主角早已相继驾鹤西去，但他们对两岸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依然为世人称道。李庆平在2013年的《参与“辜汪会谈”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在‘辜汪会谈’20周年之际，缅怀两位博学多闻、受两岸尊敬的仁者，后人应更加努力，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心力。”

谈判的艺术

李庆平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头脑灵活，做事果敢，善于出新，具有很高的外交天赋。李庆平说过：“谈判是一种艺术，经由谈判而达成双方或多方的妥协，才能使谈判的成果进一步执行及发展。”

1995年5月，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赴台，就第二次“汪辜会谈”与海基会进行第一次预备性协商。在1992年的“汪辜会谈”上，李庆平提出两岸记者每年可以进行互访以促进交流，大陆方面认为记者范围太过宽泛，先允许“资深”记者进行互访。而李庆平始终认为加了“资深”后范围太小，因此这次协商他又说起这个问题。他向唐树备提出：“资深记者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就是记者来就可以了嘛。”唐树备没有接话，李庆平觉得这事情可能有转机，紧接着说：“这样好不好，我加一个字就好。” “你猜我加了一个什么字？”李庆平调皮地向我抛出这个问题，见我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他决定不为难我，说道：“加一个‘等’字，海峡两岸资深记者等进行相互交流。”这次唐树备同意了。“我就跟他说，我等你这个‘等’字可等了二年啊。”说着，李庆平自己先豪爽地笑了起来。谈判讲究的是灵活变通与从容应对，一个简单的“等”字，犹如画龙点睛，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李庆平的谈判艺术着实令人佩服。

当然也有李庆平谈不成的时候。1993年9月，李庆平造访北京参加两岸同胞健康长跑运动会。出发前，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交给他一个任务，希望大陆可以出借湖北妇好墓、四川三星堆或西安法门寺地宫三地之一的文物到台湾展出。为此，李庆平专程拜访了当时分管这块事务的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先生。张德勤同意了秦孝仪的提议，但是他要求台北故宫也借10幅宋朝古画到北京展览。这就让李庆平十分为难了，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陆方面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公开说明台湾文物能在展后回到台湾。在不能完全保证文物归属权的情况下，这件事情不得不暂且搁置。虽然满怀遗憾，但是张德勤的一句话，让李庆平印象深刻，至今他还一字不落地记着：“中华祖先给我们中华子孙的文化资产，海峡两岸同胞共有、共保、共享。”凭着这句话，李庆平回台湾便成立了“中华文物保护协会”，并通过这个协会邀请大陆文博界人士到台参观访问。

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松绑，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三星堆、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的文物相继赴台展出。说到这里，李庆平也如释重负般地摊开了双手，开心地说道：“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不一定要谈判就可以成。”目前台湾文物还未有到大陆展览的先例，李庆平寄望能早日打破阻隔，使两岸文博界的交流更加通畅。

文化学术交流的幕后英雄

李庆平幽默地形容自己，无论到什么地方访问，总是“三馆一线”。“使领馆”的工作忙完，除了在旅馆休息，其他时间都花在参观当地博物馆、美术馆上。这份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喜爱，也成了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动力。

1989年，时任“台湾驻美代表处文化参事”的李庆平突然接到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s）的电话，告诉他美术馆计划于1991年至1992年期间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年举办专题大展《探险时代的艺术》，希望能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馆藏的500年前的文物送到美国展出。李庆平很赞成这个计划，当时美国及中国大陆方面对于台湾参展也没有意见，唯一的问题是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务必保证所有参展文物都能有去有回。秦院长之所以会有此担忧，是因为这些藏品在美期间，如果中国大陆向美国提出藏品来自大陆，大陆方面完全有权扣押。而台湾早在1979年就和美国“断交”，若真发生这种情况，台湾将完全处于劣势。

“这该怎么办？”只见他有力地敲击了一下桌面，自问自答道：“那就要谈了。”当时这类事务由美国新闻总署（USIA）负责，李庆平通过美国国家美术馆同他们交涉。谈判过程很顺利，但接着又遇到了问题。当时因为台湾和美国已没有邦交关系，相互间不能通信，那怎样才能证明这次谈判的结果呢？最后在李庆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新闻总署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刊登了一封针对全体美国民众的公开信，信中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将在美展览，并特别指出美方将确保这些展品在展后回到台湾。美国联邦公报具有法律效力，这封公开信一经发表，台湾方面心中的石头终于可以落下了。

在李庆平的努力下，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心地带来了18件馆藏明代珍品。展览头一天，李庆平和秦孝仪一同参观，他发现日本展出的天目碗是来自中国的，土耳其展出的元青花是由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口的；波斯的地毯是中国元代公主远嫁波斯的陪嫁。“哈哈哈，这些全都是来自中国的”，说到这里，李庆平放声而笑，一种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油然浮现在他脸上。

在这次台北故宫文物入美展出后，李庆平又参与了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的筹办，如张大千大师回顾展等，这些活动在当时都是具有空前意义的创举。李庆平成功办展的模式后来为台湾方面多次借鉴，促成了更多的台湾珍藏的中华艺术瑰宝走向世界。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在全世界范围的推广，离不开李庆平最初奠定的基础。

不仅在文化艺术界的交流，李庆平在拓展台湾与美国学界的交流中也是卓有成绩。台湾与美国大学学术交流，相互增派留学生学者，增辟美国大学讲座，扩大艺术团体互访。他的触角更扩及加拿大与墨西哥，使多次原本难以实现的学术研讨会与学校交流化为可能。

1987年，李庆平任“文化参事”时，奉命研究成立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并拟草案。当时他的草案获得了在美150位台湾知名教授的联名支持。最初，李庆平拟定的基金会名称是孙逸仙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他想这个名字无论台湾和大陆都是能接受的。然而，“总统”蒋经国批准设立基金会后10天不到就不幸病逝了，为了纪念蒋经国先生，基金会正式定名为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该基金会的设立用于奖励支持世界各国学术机构与学者对中华文化之研究，并促进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合作，至今仍在全球汉学界享有盛誉。

说到这里，他神情转而严肃，双手交叉摆在胸前，说：“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雄厚，我建议大陆也应该搞这样的学术基金会，让海外精英到大陆访问学习，增加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这不仅仅是学术的交流，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化解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和矛盾。” 在学术交流上，李庆平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于大陆，他也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不一样的上海人

和往期不同，之前“海外上海人”专栏写的都是在外闯荡的上海人，而李庆平却是一个寓居上海9年的新上海人。不过，你这样定义他，他可不同意，他总是说自己是回上海，而不是到上海。

1993年的夏天，李庆平率一个台湾青年访问团到上海。汪道涵先生特别在外滩一家饭店设宴欢迎他们。席间，汪道涵热情地说：“欢迎李庆平先生第一次到上海来。”汪老一讲完话，李庆平就站了起来，说道：“汪老，我是49年从上海出去的。”随即汪道涵和李庆平都开怀大笑。

李庆平1946年生在北京，尊翁李锦鳞早年在傅作义空军司令部第四大队任飞行员，后历任空军预校教官、总教官及联队政战部主任等职。李庆平出生后不久全家搬至杭州，后来又住到苏州，1949年举家由上海迁至台湾。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因为自己是从上海出去的，所以李庆平总是笑称自己是上海人。

虽然不是常年居住在上海，但李庆平却见证了上海的发展。1993年第一次回上海的李庆平看到的是弄堂里的“万国国旗”和肇嘉浜路上如潮水般的自行车车流，那时的上海充满了市井气息。翌年再次访问上海，李庆平看到的是建筑工地上的起重机。“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台北最大的‘敌人’就是上海。果然不出几年，上海就超过台北了，现在更加不得了了。” 5年前李庆平去派出所办理台胞证，因为办事处没有引导，排错了窗口，白白耽误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5年后的今天，再去办理同样的手续，进门就能领到纸条，上面标明了排队号码和窗口，不到10分钟事情办好了。这只是上海诸多改变的一个缩影。在上海居住的这几年，李庆平感受到上海是一个真正有传统底蕴及文化内涵的城市，虽然她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但是恢复得很快。如今上海的硬件设施都在飞速发展，李庆平始终希望上海能更进一步，不断强化软实力，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您未来有什么打算？”“我现在退休啦，一年5个月在台北，5个月在上海，还有2个月在美国。每天没什么压力，就是看书、散步、写书。我的退休生活就是游山玩水，注意两岸局势发展，适时提出我的建言。”说完又是他标志性的爽朗笑声。

早先我曾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报道了3年前李庆平在浙江高速上遭遇严重车祸，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眼前的李先生充满活力，一点都不像曾经在死亡线挣扎过的人，我不禁怀疑遭遇车祸的是另一个“李庆平”。采访最后我忍不住向他求证此事，他朗声一笑，调皮地说：“哈哈，是呀，我今年3岁啦！”

同李先生的交谈让人印象深刻，他思维敏捷、言语风趣，乐观积极的心态充满着感染力。我很难把年近七旬的他和老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始终带给人一种蓬勃的朝气。目送着李庆平先生离开，也宣告了这次采访告一段落。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走得不快，但一步步却非常坚实有力。  (原載於”上海画报”)

《上海画报》——美丽上海的窗口

创办于1982年，是一本以影像记录城市发展，用图文并茂、中英文双语为形式的城市门户画报。

欢迎继续关注《上海画报》

点击右上角按钮 | 查看公众号

或搜索微信公众帐号 | 上海画报

或搜索微信号 | shanghaihuabao

或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