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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不动的海归们 只能流向小城市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正在流向三线城市。

数据显示,2021年海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简历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24.5%。

在疫情的冲击下,海归与国内高校毕业生一样,求稳心态凸显,考公或进国企成为热门选择。

与此同时,面对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海归学历不再吃香,走入三线城市成为他们的务实之选。

求稳是大势

三年前,在韩国留学的李斯收到了一家韩企的offer,年薪近二十万元。李斯拒绝了,他对未来另有规划——回国考公。

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李斯在韩国待了近十年。多年在韩留学、兼职的经历使得李斯深谙韩国文化,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回国考公时他的第一选择是山东某二线城市的商务局,这个岗位需要经常前往韩国出差。

2019年年底,李斯回国,花了一个月时间备考,该单位计划录取六人,李斯最终考了第七名。

这次失利后,李斯把目光转向了家乡日照。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他考上了日照统计局的事业编制。

不过李斯并没有到统计局就职,因为他同时考上了日照某市属国企,担任董事会办公室行政,这份工作李斯干了一年。一年后,李斯再次考公并成功上岸。

如今,像李斯一样选择回到三线城市发展的海归正日益增多。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向新一线城市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2.6%。

与此同时,2021年海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24.5%。

报告同时显示,海归群体的求稳心态凸显,2021年向国企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3.7%,3成留学生期望进入国企就业,59%的留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考公热”,其中38.3%认为“考公热”近两年明显升温。

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就业形势的严峻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取向求稳。

2020年2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6.2%,创2018年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同一年,在猎聘网对应届毕业生选择工作最关键的因素调查中,“收入”和“稳定”分别排在前两位,占比高达76.92%和68.7%。

正如2022年4月历史学家许纪霖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所说:“这几年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人们总是在不确定的时代里面想寻找一种确定性。今天,大家首先求稳,所以才会出现深圳市中心的中学招老师,最后录取的是美国常春藤学校、北大清华毕业的博士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不想卷在一线城市

流向三线城市的海归中,一部分人是为了逃离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对如今在就业市场中再无明显优势的海归来说,三线城市不失为稳妥的选择。

蛋堡的家乡位于河南某县,2019年之前,当地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从武汉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蛋堡申请到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比较文学。2021年8月,蛋堡毕业回国找工作,一开始的目标是网易的游戏策划岗。

网易的面试官问了一通对阴阳师王者荣耀的看法,蛋堡回答不上来。面试失败,HR最后建议蛋堡“多玩点国产手游”。

事实上,对于许多海归朋友趋之若鹜的互联网公司,蛋堡并没有太多向往,“996的工作都不考虑了”。在优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再愿意靠让渡生活的舒适感去换取一份工作。

根据拉勾招聘发布《互联网行业非正常工作制民意调查报告》显示,82%的90后互联网人都曾有过非正常工作制经历,43%的90后对非正常工作制坚决拒绝。

2021年11月,蛋堡入职一家世界500强民企,负责总部旗下子公司的行政跟外宣,公司位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小镇。这个岗位最吸引蛋堡的地方在于,“可以把工作跟生活平衡得很好”。

平时八点钟上班,五点钟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个月有五六天休假,同时还有寒暑假,“简直是神仙工作”。

诸暨舒缓的工作节奏和浓郁的生活氛围,最令蛋堡留恋。

一次下班后,她在一家小馆子吃了一碗米线,又到路边摊买了一袋小米跟玫瑰花茶,走到小镇的广场边,阿姨们正在唱越剧,旁边有人伴奏,再往前走,一群小男孩拿着泡泡枪,吹着泡泡玩。蛋堡说,那是她回国后印象最深刻的瞬间。

公司简单而纯粹的人际关系,也让蛋堡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只身从河南来到诸暨工作后,她很快便融入了同事的生活,这里的人情味令她不再孤单,“集团有个菜品研发中心,有次开发胡辣汤,同事都知道我是河南人,专门喊我来试菜,临走时还特地给我打包了很多食物。”

蛋堡的想法,与另一位海归在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的观点不谋而合:“国内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处事比考试还难”。

特别是当海归回到三线城市,“血缘、姻缘、地缘等强连接‘熟人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网络构建方法,很多生活中的难题往往通过建构在‘高塔’上的复杂人际关系迎刃而解。”

 

03回到家乡创业

随着三线城市走出去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海归回到家乡创业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2014年5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留学的马龙提前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佳木斯,在堂哥的介绍下,他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每栋楼的面积、户型都得背下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每一户的厕所门朝哪开,窗户朝哪开我都知道。“马龙说。两个月后,他成了售楼部的销售冠军。

在售楼部干了半年后,马龙打算到大连打工,但当时女友想去苏州,最终马龙跟着女友去了南方。在苏州,他干过P2P理财、APP地推、贵金属交易,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是骗人的,良心上过不去”。半年后,马龙带着女友回到佳木斯。

马龙的父亲开了家物业公司,公司账目都交给代理记账公司打理。刚好那段时间女友在学会计,马龙跟父亲一合计,干脆开个代理记账公司,“行就行,不行这辈子就认了”,创业的初始资金来自父亲赠与的四万块钱。

跟一线城市相比,三线城市创业竞争压力小,创业所需资金少。在父亲的支持下,马龙的代理记账公司顺利开张,第二个月就发展了十来个客户。

但好景不长,随着互联网代理记账平台的崛起,为了抢夺客户资源,马龙不得不打起价格战,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如今,马龙的公司一年盈利在20万左右,为了增加收入,他正在筹划开展新的副业。

跟马龙一样选择回东北老家发展的还有花花。从读研到毕业后从事医疗数据分析工作,花花在美国待了14年。两年前父亲去世,留下一个香肠厂,这个厂子有32年历史,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花花决定回到齐齐哈尔老家,接手家族企业。

从国外回到三线城市,海归需要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生存场景。

对花花来说,回到齐齐哈尔意味着生活的全面调整,这里远无法提供她预期的生活。花花有三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4岁,“孩子中文太差,上不了公立学校”,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花花让丈夫去上海全职带娃,一家人只好两地分居。

在美国时花花已经戒酒一年,但“中国的生意场酒文化避免不了,虽然销售经理可以替我喝,但有时为了拿下订单,还是得自己上”。

在过去的工作中,花花自认为 “没承受过太大的压力,没钻研过人性,没玩过办公室政治”,接手厂子后,一下子“被扔到一个信息密度极高,人际交往极频繁的环境” 。

而忙于创业的马龙再也没有碰过心爱的萨克斯,他打算等公司月盈利四万块时再花钱买个新的萨克斯,把过去的爱好捡回来。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他跟妻子正打算要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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