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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鲁迅,韩国人才敢拍出这些“大尺度”电影

大概你也曾看过或听说过,韩国电影真的非常敢拍。

敢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至总统财阀的内幕交易,下至办公室的霸凌潜规则,都被韩国电影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比如《辩护人》这部电影,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真实事迹改编,揭露了当时的韩国军政府是如何以法律之名,乱抓学生,严刑逼供,又是如何操控媒体,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曾经不关心政治,只想搞钱,认为“新闻都不信还能信什么?”的主角宋律师,在目睹了真相之后,开始投身政治运动,即便威逼利诱,甚至面临牢狱之灾也不能动摇其志。

比如《恐怖直播》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恐怖分子”以炸毁大桥作为威胁,要求总统为曾经的过错道歉,结果等来的却是各种欺骗,各方人员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死活,而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颜面。

比如《寄生虫》这部电影,讲述了韩国底层人民犹如生活在富裕阶层身边的寄生虫,揭露了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普通韩国人就算在努力,也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用一个极为残酷的故事将社会的激烈矛盾彻底展现出来……

比如前两年火遍全球的《鱿鱼游戏》,严格来说是一部电视剧而非电影,但作为影视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对社会的讽刺力度有过之无不及。在财阀和资本操控的世界里,普通人就是他们取乐的游戏人物,看着他们为了奖金签下契约,自相残杀,幕后的大佬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诸如此类,只有我们不敢想的,没有韩国人不敢拍的。

都说韩国的舆论都被财阀们所控制了,那为什么这么多讽刺权力、财阀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甚至还在韩国公开放映,屡屡创造票房奇迹呢?

追根溯源,有一束思想之光在韩国几十年来就一直没有熄灭过,正是这束光,让一部分韩国人就“铁肩担道义,辣手拍电影”。冒着极大的风险,与政府审查部门的多次周旋,火中取栗,才造就了韩国电影今日的荣光。

而这束光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就是鲁迅。

韩国,是第一个把鲁迅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国家。

1927年,韩国的知识分子柳基石翻译了《狂人日记》并出版,因为太过崇拜鲁迅,后来柳基石还改名为柳树人。从此开始,韩国人就开始了自己的“鲁迅学”研究,目前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经典作品已经有了50多种韩文译本。

到30、40年代,又出现了多篇在韩国广为流传的介绍鲁迅的文章。比如30年代丁来东《鲁迅和他的作品》和李陆史《鲁迅追悼文》。

鲁迅之所以被这个时期的韩国人所推崇,是因为当时的韩国正在被日本殖民,身处黑暗世界的韩国人急于寻找到一个精神支柱,而本国却出不来这样的人物。只有中国的鲁迅,他思想里“以文字为匕首、标枪,反封建、反殖民,向一切恶势力宣战”的精神,深深感染了韩国人。

日本投降之后,鲁迅的作品在韩国更是被大力推广,1946年,韩国出版了翻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集》,各种介绍鲁迅、研究鲁迅的作品也遍地开花。

但是,在“抗美援朝”之后,韩国政府视中国为敌,鲁迅的作品也遭到了“封杀”,只能在暗地里流传。

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鲁迅思想的火种既然已经在韩国燃烧过一次了,就不可能被完全熄灭。

到了七八十年代,鲁迅的思想之火又在韩国烧了起来。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纵火者”名叫李泳禧,他后来也被称为“韩国鲁迅”。

李泳禧是记者出身,从70年代开始,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当时的韩国军政府,因为一篇批评韩国派军队参加越南战争的文章还被报社开除。后来他自己出去办报纸,继续写文章、写书批评军政府,结果被抓起来投进监狱。

李泳禧的思想对后来的韩国影响极大,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就曾经深受他思想的启发。

在没有读李泳禧的著作之前,卢武铉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就跟电影《辩护人》里的宋律师一样。但是在读了李泳禧的《偶像与理性》《转换时代的逻辑》等著述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投身到了社会事件当中。

还有文在寅,也将李泳禧当成人生导师。

文在寅曾说:“李泳禧揭露了韩国社会无条件亲美的虚伪认知,认为美国的主张就是正确的,把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当成应被无情粉碎的邪恶势力…… 我看了他的论文和书籍,深深觉得这才是我辈应追求的知识分子的风骨”。

而李泳禧的思想源头,正是鲁迅,他曾说:“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在过去近40年的岁月中,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社会的态度写了相当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某种影响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我亲自担当了这一角色,并以此为满足。”

那军政府当然不会让这种“鲁迅思想”继续传播,因为这把火要是真的燃烧起来,那可是要把自己烧死的。

尽管军政府想方设法地扑火,但在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之下,最终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焰将自己吞噬。

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很多事情就改变了。过去电影需要审查,很多题材不能拍也不敢拍,但现在,政府从法律法规等政策调整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电影界人才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像以现实主义批判见长的李长镐、关注底层民众的裴昶浩等,拍了一系列关注现实,有着强烈批判色彩的电影。

1995年《电影振兴法》制定后,以分级制代替了审查,韩国电影人就更加甩开膀子干了。

电影,说到底是一门生意,但也是一门艺术。

在韩国文艺阵地,鲁迅的思想之光就一直没有熄灭过。这其中,又以奉俊昊为代表,这些左翼导演的电影,以揭露社会现实和直面历史问题为主要题材,大胆犀利,真的是以电影为“匕首和标枪。”

奉俊昊本人在年轻时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还因此入狱,后来还上了朴槿惠政府的“文艺黑名单”,名单中一共有9473名艺人。朴槿惠政府要求不得向相关艺人提供资金支持,并对其拍摄申请进行限制。而之所以会登上这份黑名单,是因为这些艺人在“世越号”沉船事件中,参与了批评政府的活动。

韩国总共才5178万人,从事文艺行业的能有多少人?竟然有9000多名艺人会站出来批评当时政府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艺人本身不畏权贵,更是多年来“思想之光”的耳濡目染。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难得的是,韩国电影界还有奉俊昊这么一批人,没有沦为财阀资本敛财和控制舆论的工具,保持了艺术的良心,去拍他们想要表达的作品。

在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影片”四项大奖,令亚洲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

在韩国人眼里,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的思想家。

大家不要紧张,这并不是说韩国人要把鲁迅也“抢过去”。而是把鲁迅的思想放大到了整个东亚。当我们还在争论“鲁迅到底有没有过时”的时候,韩国人说:“21世纪的东亚依然需要鲁迅。”

郁达夫在祭奠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我们能出一个鲁迅,是幸运的,韩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出一个能与鲁迅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但韩国人幸运的是,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将鲁迅的思想火种带了过来,历经磨难,依然熊熊燃烧。

这真的如鲁迅当年的名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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