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5月17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东方卫视《双城记》主持人、前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莅临广东广播电视台，针对即将到来的5G技术浪潮，与同行分享了他对媒体融合的理解以及5G时代的媒体观。

有了新媒体之后 业态是另外一种东西

曹景行：今天第一步，我是作结论。近20年来，我跟踪新媒体，自己也尝试新媒体。新媒体本身是不定型的东西。媒体贸然跳入新的海洋里面去，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完全不尝试，不知道外面是什么，那就一定会被淘汰。所以，动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20年互联网带来媒体发展，到现在，关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体形态，尚没有任何结论，讲不出规律，只是要求做，不断地应对变化。专家只是知道现在的情况，至于未来怎么变化，这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有了新媒体之后，业态就是另外一种东西。

媒体融合是媒体基因的改变

曹景行：2005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Youtube；扎克伯格实际上是有点油的哈佛学生，去撩女孩，结果出现了facebook。Google收购Youtube直接花了15亿美元，还花了5亿美元清理版权侵犯问题。Youtube今天也是google最重要的管道之一。所以回过头来看，2005年的时候新媒体的新模式都已经出现，但14年前，我们会不会觉得巨大的挑战出现了？我们会用新媒体，后来也在上面抓东西，但是对它的颠覆性、野蛮成长、草根性，我们传统媒体的人不放在眼里，觉得就是玩儿。

电子游戏，我们觉得不务正业。中国电影票房去年突破600亿，都说是电影业复兴，有多少万块屏幕、多少观众，但是电子游戏产生的产值是电影的3倍，而且每年保持增长。腾讯季度报告出来，因为恢复了电子游戏审批，腾讯游戏收入哗哗上去了。

对新出现的东西，不熟悉或者忽略，意味着错过机会。如果当时我们就融合，我们自己也会改变基因。媒体融合不是原来的媒体基因可以去玩儿的。

2005年之后，军阀混战各显千秋，出现了BAT这样的大企业，互联网成为资本运作新的空间，风险资本大量进入。这种资本的进入本身也是非常混乱的状态。2005年有个活动在杭州西湖边上举办，就是马云每年搞的西湖论剑，把互联网主要人物请过来，谈论互联网，主要人物来自四大门户网站。那年请到了克林顿，马云把他请过来做主讲。当时马化腾坐在最边上，没人觉得腾讯会怎么样。另外请来Yahoo的创办人杨致远，他主要是来救马云，当时阿里巴巴快完了，杨致远带来10亿美元的投资。也因为杨致远的进入，把孙正义带过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杨致远，阿里巴巴没有前途。

为什么说媒体融合是基因的融合？互联网企业迭代的速度很快，与基因关系重大。2005年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Yahoo，当时Facebook和Google都还没起来。但就是因为投资阿里巴巴这件事，杨致远被Yahoo股东赶走了。当时最发达的互联网公司，认为阿里巴巴不值得投资，很快他们把一半的股权送掉了。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估价几百个亿，而现在，Yahoo没有了，被收购了，2005年到2015年，仅十年时间，Yahoo没了，去年全部结束。如果当时能够把阿里巴巴股份多保留，不至于这么差。你看，谁能够知道互联网的变化。而当时马化腾的qq、微信突然弄起来了，他为什么能成功，我们在他的成功中又能看到东西。南非有一个基金（Naspers——编者注），从李嘉诚小儿子手里买到了腾讯。当时李泽楷整理资产，把不赚钱的清理掉，南非的基金觉得腾讯价钱便宜就买下来了，结果腾讯现在的钱很多部分到了南非那个机构里去了。当时如果国家出点钱支撑下来不好吗？用得上南非、用得上孙正义吗？当时电脑行业里最强的是柳传志的联想，只要弄几十个亿，就可以把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家大公司变成以中国资本为主，为什么不做？当年柳传志去收购的是Thinkpad，现在笔记本业务可能成为联想的包袱。互联网就是这种快速迭代的状态。

这几年，BAT三大平台建立之后，又出现了草根的、借助大资本的平台，8亿网民玩得不亦乐乎。媒体融合无非是传统媒体要借助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力量，重新延续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些平台你能玩儿，就是基因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还是想把我们的传统做法转移到新的平台。到了新媒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要抓住特定人的特定心理。我们现在在转型，我最看好的就是已经尝试去做、特别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边都在做的。现在不是有没有答案、怎么解决的问题，是换包装没用，换地方、换平台也没用的问题。有些内容，在新老媒体都可以找到空间；但是更多的内容，有的传统媒体上都没人看的，放到新媒体上更玩完。

不断尝试 方能实践媒体融合

曹景行：我们说的融媒体概念，它本来不是特别的、新的概念，技术上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从文字跳到电子、互联网，我们介入之后进行传播。媒体人就有这个特性，媒体的潜能不断发展，你跟着尝试，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真正得到体会和经验，然后把对这个媒体的感觉放到那个媒体上去。比如借鉴纸媒的评论员制度，凤凰卫视建立了世界上可能唯一一个最庞大的全职评论员队伍，其他电视台一般是兼职的。我们评论首播，一天就是4小时评论，还加上重播若干小时。我们这个队伍，都是从平面媒体过来的，没有任何训练，没有说电视镜头语言表达应该怎么做。上去，先做个嘉宾，感觉不错，就开始上节目。媒体之间的这个角色转换，实际上一直自己在玩的话，会感觉到不同的媒体之间是互通的。我不断跳跃，任何转换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你要去做，多种一起做，可以借助其他媒体的东西做出更好的呈现。

如何迎接5G时代

曹景行：5G时代不会太远，现在还没到正式转的时候。下一个机会也许是5G，但最大危机也许就是5G。转不过去，生死存亡；转得过去，无穷无尽好玩的东西等着你，我自己也在等待。从有互联网开始，特别是手机时代，我感觉到真正的力量。

一开始，手机就是电话，就是1G。我第一次用手机是1997年，在香港不算早，而且我有点儿抗拒：“为什么扛个东西在手边？”但是后来有了诺基亚、索尼爱立信，当然就很方便了。1997年我在尝试中天电视，邓小平去世，我们24小时要保持联系，就开始依靠手机。

2G手机数据业务大约在2005年展现出影响。手机带来的影响，我能直接感受到，跟我们原来熟悉的业务不一样，很不相同的媒体形式出现了。我感受到了新的挑战。

我做新闻有两个重大体会。我在上海社科院做《世界经济》，我写论文，写了给你看，我不管你看不看。我也为《世界经济导报》写东西，我认为好的、重要的，我就写，报纸就发。但是我进入《亚洲周刊》后，第一次，我们总编辑在聊的时候，用英文词说“User Friendly”，friendly在这里是亲和的意思。香港媒体是市场导向的东西，每一个刊物都要有读者、广告商的支持，才能生存。“User Friendly”很大程度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写的这个东西需要有看头。现在的标题党很自然，只是做过头了，所有市场经济中的媒体全是标题党。刘长乐定的标题这么好，叫《锵锵三人行》，这个题目你能想得到吗？如果出品的东西大标题、小标题、图片、图标做得别人看不懂，你就别做；文字第一段抓不住读者心理，你就失败。根本没人看的东西不叫新闻。

你要做媒体就是要传播，传播给谁？你说这个有用、重要，对，但需要读者能接受，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败的。你如果谈5G时代，不从这个出发， 一定被淘汰。别以为还有个工作、有个头衔，一旦你不再传播，你就不是媒体。

5G时代来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如果不去做，那就都不知道，因为变化太快。传统媒体，高成本的，在5G出来以后，怎么弄？当时中移动买我们凤凰的股票，我跟王建宙说：“我们能不能用手机做视频直播？”他说技术可以，2.0不行，3.0可以，于是我们两会都试，4G的时候，我直接用手机就可以了，但是和3G一样，在大会堂里面不行，在外面可以，画面效果还是和海事卫星一样，这样就淘汰了海事卫星的应用。

每天世界上这么多事情，做新闻我们只在新闻的角度，而网红也是在做直播。5G时代，直播为主流，做重大新闻的直播，因此5G时代电视直播更普及。现在日本开发了8K的，我们新闻是不是还要拍了回来剪？是不是应该第一波就直播，下来的都是素材，而且直播不应该只是一个镜头，而应该以多信道拓展直播的范围，提供更丰富的呈现效果。我们学校在做实践，我们的学生直播东京运动会，计划就是每人一个5G手机。平台是兼容性的，直播，同时可能有20-40个重大题材在这，我所有成本就是两头，选对人，懂得采访，懂得拍，懂得现场评论，这样一种传播方式。第一线，最好是资深的、带有知名度的。比如说里约热内卢奥运的时候，上去的是白岩松，白岩松就是以直播的形式报奥运会，直播，多精彩！同一时刻可以有10个20个通道在表现奥运会。

亲身经历三次媒体变革

曹景行：以前我还在纸媒的时候，我们是记录稿子的，后来使用传真机传稿子，再后来电脑传输很慢，但可以传图片。电脑化是平面媒体时代我们看到的变化。我们当时感觉很多事情要转换。1989年，在香港，所有报纸杂志开始做电子化。北大方正的技术把全世界的排字房都扫除干净。很多工人、老师傅，比如遇到金庸的字，很潦草，他们能看懂，专门有师傅处理金庸的文字，压纸、开铅板，但很快的，电脑技术就把这个行业淘汰干净，有的老员工可能只能去当看更。当时我们感觉到的压力，现在我们也感觉到。1993年我们请他们全部转型，能转的，留下来，不能转的，那就转行。

我是亚洲周刊第一个用中文输入的，而我进凤凰的时候是偶然进去的，原来做平面媒体的，进凤凰打乱了我的退休计划。以后做什么？教书去，一边在北京教书，一边做凤凰。我离开凤凰是2009年。2005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做下去了。为什么要离开？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凤凰最好的时候，也是卫星电视、各地卫视最风光的时候。2005年，我感受到web 2.0的冲击，感觉电视做不出更多的东西。至于大行其道十多年之久的真人秀节目，电视花了大价钱大本钱，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后来我尝试做电台。从2008年起，我做了10年的电台，到今年3月结束。中国的汽车业在发展，出租车司机、开车的会听。200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第一次把电视评论放到电台的新闻评论当中，就是07:50-08:15这段时间的早评论，包括地方上的电台，我做过30多家，每天10分钟。电台原本受众老龄化严重，又上去了是因为汽车，一年3000万台新增汽车，电台收听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之声、北京交通台、浙江交通台、深圳交通台都是特别厉害。广西交通台改成私家车频道，当时也做得很好。但是最近两年，广播遇到新的重大问题。开车的、做滴滴的、听路况的，都有自己的事儿做了。

离开凤凰卫视，主要和东方卫视也包括广东的几个频道合作。我在清华教了9年书，当然想换一下环境，因为我觉得没法真正地把书教好。我从开始教就说，我们所有新闻学院教给学生的都是历史，你们不会去重复我当时在电视、报纸的经验。所有学的东西，作为基础，知道过去我们做了什么。学校里面都有教新媒体的，但我自己是没底的，新闻方面我是做过实践的，有平面媒体，有电子媒体，有内地的感觉，也有境外的；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没做过的人，感觉哪有底气说怎么做，说不定很多学生比你更懂，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后来我们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每年选送20个学生去世界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地，做3周实践采访，去年是G20阿根廷峰会，前年我们去了法国、泰国，还见证了美国的特朗普竞选。

2014年开始，我更多地是参与各种媒体的实践，包括电视，也包括互联网媒体。我们在东方卫视，按照中央的要求增加了新闻节目，以评论员决策参与到主播，做港台社会民生的《双城记》，而且网上各种形式都在尝试，视频、音频、文字都做，但现在抖音还没开始玩（全体哄笑）。这是由于时间问题、团队问题。快手、抖音，都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