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5月17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东方卫视《双城记》主持人、前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莅临广东广播电视台,针对即将到来的5G技术浪潮,与同行分享了他对媒体融合的理解以及5G时代的媒体观。
有了新媒体之后 业态是另外一种东西
曹景行:今天第一步,我是作结论。近20年来,我跟踪新媒体,自己也尝试新媒体。新媒体本身是不定型的东西。媒体贸然跳入新的海洋里面去,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完全不尝试,不知道外面是什么,那就一定会被淘汰。所以,动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20年互联网带来媒体发展,到现在,关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体形态,尚没有任何结论,讲不出规律,只是要求做,不断地应对变化。专家只是知道现在的情况,至于未来怎么变化,这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有了新媒体之后,业态就是另外一种东西。
媒体融合是媒体基因的改变
曹景行:2005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Youtube;扎克伯格实际上是有点油的哈佛学生,去撩女孩,结果出现了facebook。Google收购Youtube直接花了15亿美元,还花了5亿美元清理版权侵犯问题。Youtube今天也是google最重要的管道之一。所以回过头来看,2005年的时候新媒体的新模式都已经出现,但14年前,我们会不会觉得巨大的挑战出现了?我们会用新媒体,后来也在上面抓东西,但是对它的颠覆性、野蛮成长、草根性,我们传统媒体的人不放在眼里,觉得就是玩儿。
电子游戏,我们觉得不务正业。中国电影票房去年突破600亿,都说是电影业复兴,有多少万块屏幕、多少观众,但是电子游戏产生的产值是电影的3倍,而且每年保持增长。腾讯季度报告出来,因为恢复了电子游戏审批,腾讯游戏收入哗哗上去了。
对新出现的东西,不熟悉或者忽略,意味着错过机会。如果当时我们就融合,我们自己也会改变基因。媒体融合不是原来的媒体基因可以去玩儿的。
2005年之后,军阀混战各显千秋,出现了BAT这样的大企业,互联网成为资本运作新的空间,风险资本大量进入。这种资本的进入本身也是非常混乱的状态。2005年有个活动在杭州西湖边上举办,就是马云每年搞的西湖论剑,把互联网主要人物请过来,谈论互联网,主要人物来自四大门户网站。那年请到了克林顿,马云把他请过来做主讲。当时马化腾坐在最边上,没人觉得腾讯会怎么样。另外请来Yahoo的创办人杨致远,他主要是来救马云,当时阿里巴巴快完了,杨致远带来10亿美元的投资。也因为杨致远的进入,把孙正义带过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杨致远,阿里巴巴没有前途。
为什么说媒体融合是基因的融合?互联网企业迭代的速度很快,与基因关系重大。2005年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Yahoo,当时Facebook和Google都还没起来。但就是因为投资阿里巴巴这件事,杨致远被Yahoo股东赶走了。当时最发达的互联网公司,认为阿里巴巴不值得投资,很快他们把一半的股权送掉了。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估价几百个亿,而现在,Yahoo没有了,被收购了,2005年到2015年,仅十年时间,Yahoo没了,去年全部结束。如果当时能够把阿里巴巴股份多保留,不至于这么差。你看,谁能够知道互联网的变化。而当时马化腾的qq、微信突然弄起来了,他为什么能成功,我们在他的成功中又能看到东西。南非有一个基金(Naspers——编者注),从李嘉诚小儿子手里买到了腾讯。当时李泽楷整理资产,把不赚钱的清理掉,南非的基金觉得腾讯价钱便宜就买下来了,结果腾讯现在的钱很多部分到了南非那个机构里去了。当时如果国家出点钱支撑下来不好吗?用得上南非、用得上孙正义吗?当时电脑行业里最强的是柳传志的联想,只要弄几十个亿,就可以把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家大公司变成以中国资本为主,为什么不做?当年柳传志去收购的是Thinkpad,现在笔记本业务可能成为联想的包袱。互联网就是这种快速迭代的状态。
这几年,BAT三大平台建立之后,又出现了草根的、借助大资本的平台,8亿网民玩得不亦乐乎。媒体融合无非是传统媒体要借助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力量,重新延续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些平台你能玩儿,就是基因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还是想把我们的传统做法转移到新的平台。到了新媒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要抓住特定人的特定心理。我们现在在转型,我最看好的就是已经尝试去做、特别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边都在做的。现在不是有没有答案、怎么解决的问题,是换包装没用,换地方、换平台也没用的问题。有些内容,在新老媒体都可以找到空间;但是更多的内容,有的传统媒体上都没人看的,放到新媒体上更玩完。
不断尝试 方能实践媒体融合
曹景行:我们说的融媒体概念,它本来不是特别的、新的概念,技术上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从文字跳到电子、互联网,我们介入之后进行传播。媒体人就有这个特性,媒体的潜能不断发展,你跟着尝试,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真正得到体会和经验,然后把对这个媒体的感觉放到那个媒体上去。比如借鉴纸媒的评论员制度,凤凰卫视建立了世界上可能唯一一个最庞大的全职评论员队伍,其他电视台一般是兼职的。我们评论首播,一天就是4小时评论,还加上重播若干小时。我们这个队伍,都是从平面媒体过来的,没有任何训练,没有说电视镜头语言表达应该怎么做。上去,先做个嘉宾,感觉不错,就开始上节目。媒体之间的这个角色转换,实际上一直自己在玩的话,会感觉到不同的媒体之间是互通的。我不断跳跃,任何转换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你要去做,多种一起做,可以借助其他媒体的东西做出更好的呈现。
如何迎接5G时代
曹景行:5G时代不会太远,现在还没到正式转的时候。下一个机会也许是5G,但最大危机也许就是5G。转不过去,生死存亡;转得过去,无穷无尽好玩的东西等着你,我自己也在等待。从有互联网开始,特别是手机时代,我感觉到真正的力量。
一开始,手机就是电话,就是1G。我第一次用手机是1997年,在香港不算早,而且我有点儿抗拒:“为什么扛个东西在手边?”但是后来有了诺基亚、索尼爱立信,当然就很方便了。1997年我在尝试中天电视,邓小平去世,我们24小时要保持联系,就开始依靠手机。
2G手机数据业务大约在2005年展现出影响。手机带来的影响,我能直接感受到,跟我们原来熟悉的业务不一样,很不相同的媒体形式出现了。我感受到了新的挑战。
我做新闻有两个重大体会。我在上海社科院做《世界经济》,我写论文,写了给你看,我不管你看不看。我也为《世界经济导报》写东西,我认为好的、重要的,我就写,报纸就发。但是我进入《亚洲周刊》后,第一次,我们总编辑在聊的时候,用英文词说“User Friendly”,friendly在这里是亲和的意思。香港媒体是市场导向的东西,每一个刊物都要有读者、广告商的支持,才能生存。“User Friendly”很大程度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写的这个东西需要有看头。现在的标题党很自然,只是做过头了,所有市场经济中的媒体全是标题党。刘长乐定的标题这么好,叫《锵锵三人行》,这个题目你能想得到吗?如果出品的东西大标题、小标题、图片、图标做得别人看不懂,你就别做;文字第一段抓不住读者心理,你就失败。根本没人看的东西不叫新闻。
你要做媒体就是要传播,传播给谁?你说这个有用、重要,对,但需要读者能接受,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败的。你如果谈5G时代,不从这个出发, 一定被淘汰。别以为还有个工作、有个头衔,一旦你不再传播,你就不是媒体。
5G时代来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如果不去做,那就都不知道,因为变化太快。传统媒体,高成本的,在5G出来以后,怎么弄?当时中移动买我们凤凰的股票,我跟王建宙说:“我们能不能用手机做视频直播?”他说技术可以,2.0不行,3.0可以,于是我们两会都试,4G的时候,我直接用手机就可以了,但是和3G一样,在大会堂里面不行,在外面可以,画面效果还是和海事卫星一样,这样就淘汰了海事卫星的应用。
每天世界上这么多事情,做新闻我们只在新闻的角度,而网红也是在做直播。5G时代,直播为主流,做重大新闻的直播,因此5G时代电视直播更普及。现在日本开发了8K的,我们新闻是不是还要拍了回来剪?是不是应该第一波就直播,下来的都是素材,而且直播不应该只是一个镜头,而应该以多信道拓展直播的范围,提供更丰富的呈现效果。我们学校在做实践,我们的学生直播东京运动会,计划就是每人一个5G手机。平台是兼容性的,直播,同时可能有20-40个重大题材在这,我所有成本就是两头,选对人,懂得采访,懂得拍,懂得现场评论,这样一种传播方式。第一线,最好是资深的、带有知名度的。比如说里约热内卢奥运的时候,上去的是白岩松,白岩松就是以直播的形式报奥运会,直播,多精彩!同一时刻可以有10个20个通道在表现奥运会。
亲身经历三次媒体变革
曹景行:以前我还在纸媒的时候,我们是记录稿子的,后来使用传真机传稿子,再后来电脑传输很慢,但可以传图片。电脑化是平面媒体时代我们看到的变化。我们当时感觉很多事情要转换。1989年,在香港,所有报纸杂志开始做电子化。北大方正的技术把全世界的排字房都扫除干净。很多工人、老师傅,比如遇到金庸的字,很潦草,他们能看懂,专门有师傅处理金庸的文字,压纸、开铅板,但很快的,电脑技术就把这个行业淘汰干净,有的老员工可能只能去当看更。当时我们感觉到的压力,现在我们也感觉到。1993年我们请他们全部转型,能转的,留下来,不能转的,那就转行。
我是亚洲周刊第一个用中文输入的,而我进凤凰的时候是偶然进去的,原来做平面媒体的,进凤凰打乱了我的退休计划。以后做什么?教书去,一边在北京教书,一边做凤凰。我离开凤凰是2009年。2005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做下去了。为什么要离开?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凤凰最好的时候,也是卫星电视、各地卫视最风光的时候。2005年,我感受到web 2.0的冲击,感觉电视做不出更多的东西。至于大行其道十多年之久的真人秀节目,电视花了大价钱大本钱,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后来我尝试做电台。从2008年起,我做了10年的电台,到今年3月结束。中国的汽车业在发展,出租车司机、开车的会听。200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第一次把电视评论放到电台的新闻评论当中,就是07:50-08:15这段时间的早评论,包括地方上的电台,我做过30多家,每天10分钟。电台原本受众老龄化严重,又上去了是因为汽车,一年3000万台新增汽车,电台收听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之声、北京交通台、浙江交通台、深圳交通台都是特别厉害。广西交通台改成私家车频道,当时也做得很好。但是最近两年,广播遇到新的重大问题。开车的、做滴滴的、听路况的,都有自己的事儿做了。
离开凤凰卫视,主要和东方卫视也包括广东的几个频道合作。我在清华教了9年书,当然想换一下环境,因为我觉得没法真正地把书教好。我从开始教就说,我们所有新闻学院教给学生的都是历史,你们不会去重复我当时在电视、报纸的经验。所有学的东西,作为基础,知道过去我们做了什么。学校里面都有教新媒体的,但我自己是没底的,新闻方面我是做过实践的,有平面媒体,有电子媒体,有内地的感觉,也有境外的;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没做过的人,感觉哪有底气说怎么做,说不定很多学生比你更懂,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后来我们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每年选送20个学生去世界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地,做3周实践采访,去年是G20阿根廷峰会,前年我们去了法国、泰国,还见证了美国的特朗普竞选。
2014年开始,我更多地是参与各种媒体的实践,包括电视,也包括互联网媒体。我们在东方卫视,按照中央的要求增加了新闻节目,以评论员决策参与到主播,做港台社会民生的《双城记》,而且网上各种形式都在尝试,视频、音频、文字都做,但现在抖音还没开始玩(全体哄笑)。这是由于时间问题、团队问题。快手、抖音,都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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