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天下

江丙坤的成就与两岸谈判起落/ 作者 : 李庆平 / 记者 : 李克难 / 编辑 : 孙杨

江丙坤的一生,经历了一个两岸谈判合作跌宕起伏的时代。

从“九二共识”的达成到两岸“三通”的艰难受阻,从两党破冰之旅的实现到ECFA的纷繁纠葛,两岸关系在起起伏伏中走过了24年。如今,两岸关系的背景与24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和平统一的主题仍然延续。

面对中美关系转变,台湾选举绿地变蓝天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回顾江丙坤先生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对两岸关系的贡献,能更清晰地看清两岸关系的未来。

从辜振甫时期担任海基会副秘书长,后又陪同江丙坤参加2005年两党破冰之旅的李庆平,特别向本刊回忆了江丙坤的为人与作为,回顾了海基会从“九二共识”到江丙坤时代的起起落落。

 从国际经济专家到两岸破冰者

江丙坤是一位不论是蓝还是绿都应该非常尊重的绅士。他为人的态度、学识、专业、做事负责任,有担当,对问题的专注及研究精神,都是他的特点。

江丙坤还是一个苦读生,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不是很好的学校,后来从农校,到中兴大学法学院,到了中年的时候才到日本去读博士。回来以后一直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

他最先到国贸局任职,后派到南非当经济参事,从那时候开始进入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后来回到台湾,又做过外贸协会的秘书长、“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让台湾与大陆同时进入APEC。江丙坤是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家,懂得时务,是很难得的人才。

在蒋经国时代,他是中级干部,到了李登辉时代,他做了高级干部,做到了部长以上。台湾整个1990年代的经济规划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民进党执政后,江丙坤从政府退下后做国民党智库的秘书长,把国民党智库做起来功劳很大。后来做了“立法委员”,选到了“副院长”,因此对于立法的事情也很熟悉。可以说,在台湾,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政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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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3日,在台北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中,约100名支持两岸统一的人士手举标语,呼吁台湾当局回归1992年的“九二共识”。

另外,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江丙坤还当选海基会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有实权的,每天上班,可领薪水。与辜振甫时代不同,那时,董事长是不拿薪水的,一个礼拜来一次。辜振甫在担任海基会董事长时,他只管大事情,小事不管。江丙坤则是大小事都管。

我在1992年到1998年做海基会副秘书长,那时候两岸谈判刚开始,后来很多的波折,1995年以后两岸关系又一度紧张,一直到了1997年我才能到大陆来。1998年的时候辜振甫才能到大陆来跟江泽民与汪道涵会晤。

台湾跟大陆的谈判,在1995年6月以后就停止了,陈水扁执政8年期间,更是没有来往。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执政,才正式重新开始。马英九时代,两岸总共签了23项协议,在江丙坤做董事长时就签了18项。包括了陆台商投资保障协议等重要协议,也签了ECFA的框架协议。

江丙坤退休之后,依然在从事民间活动。2000年,他成立了“三三会”,专门促进日本跟台湾地区的经贸往来。可以说是辜振甫之后台湾工商界的领袖,民间的领导人物。他在台湾的声望可以与辜振甫平行。

在江丙坤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仍然在为两岸的事务奔波,到福建参加两岸的企业会议,到四川,又到日本,他非常忙碌。

江丙坤过世时是85周岁,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稍微休息的话,生命还会延长。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他在我们台湾工商界是一个标杆,跟辜振甫很相似,只不过他们时代不同。

我根据他的资料看,四年之内,他在海基会接见了有1000个团,来自于大陆乃至全世界的,四年里除去放假几乎每天都要接一个团。他来大陆160多次,拜会大陆各地台商,问他们“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以大陆语言就是“深入群众”。

江丙坤40岁拿到博士学位,60岁当上部长,后来又当了国民党副主席,人们说他大器晚成,也是因为他该做的事最后都做完了。

最重要的是,2005年3月,我陪同他来大陆,称为“破冰之旅”,因为这是中国国民党从1949年以后第一次有国民党副主席身份的代表团来大陆。我们到广州、上海、北京,会见汪道涵会长,国台办陈云林主任,会见那时候的国务委员唐家璇,我们在中南海紫光阁见面,还有很多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为团员。

江丙坤这一次去大陆,是为连战主席做铺路工作,连主席五月份成功到访大陆,可以说他的功劳很大,应该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位。

在此之前的2000年11月,我陪吴伯雄副主席来大陆,他是私人身份来,不是代表党来,有所不同。

我记得在2003年12月份的时候,连战主席就已经在中常会讲,他有意愿要去大陆。由于只是内部会议,那时还很少人知道。我在2004年1月份的时候去美国,与一位大陆退休高官说起此事,我问他,如果我们的连战主席这个时候去大陆,你们会不会同意?他说会同意,我回台北后,就向党内反映。

这时,就需要江丙坤副主席先访大陆,大家觉得,如果对岸接受得了江丙坤,就可以接受连战,所以“破冰之旅”的历史时刻就落在了江丙坤的身上。这个行动是很了不起的,打破了我们两党之间几十年不来往的局面,在这之后,两党之间每年都会有一次会议。

2013年4月29日,一名台湾男子在海峡交流基金会总部阅读一面剪纸墙上的旧报纸,上面有1993年两岸谈判的内容。

海基会在江丙坤时代,因为江丙坤可以统合工商界的人脉。一次,海基会要兴建一个自己的大楼,土地是向政府租的,但是楼房造价要7亿至8亿,他一号召,钱就来了,在台湾,很多政治人物也没这个能力,因为工商界的人是支持他的。

 “九二共识”奠下两岸谈判基础

台湾地区和大陆进行的谈判,都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江丙坤能在马英九时代有所作为,就是因为马英九肯定“九二共识”,民进党时代两岸谈判停滞,也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些白纸黑字的记录,是民进党没有办法抵赖的。

当时是因为我们在1991年、1992年初,到大陆来参访之后,大陆每一次跟我们谈,说我们以后的协议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原则。当时我们纳闷,为什么要有“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的“国统纲领”讲“一个中国”原则,你们还要叫我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为什么呢?后来我们看到大陆对外也有一套“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不可以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当时有人觉得,台湾如果接受,就相当于投降。所以,海基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判无法进行。

于是,“国统会”就在1992年8月1日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解释文,我们说我们的“一个中国”,指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1949年两岸分治,承认现在大陆政权统治着中国大陆,而我们统治台湾地区,这是个事实。同时我们认为现在是进入“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这是我们“一个中国”的概念,海基会就根据了“总统府国统会”所定的大政方针与大陆谈判。

1992年10月底,在香港举行会谈,大陆海协派了一位副处长来,我方则派了一位处长为代表。我们先是提出5个方案,大陆也提出5个方案,大家谈不拢。

于是海基会又向“陆委会”另提出了三个方案的建议,“陆委会”同意后,我们再与海协会代表谈。最后一个方案在我看来是最好的方案,但是,当时大陆方面没有授权,没有签字就回去了。

我那时候为海基会副秘书长,秉承“陆委会”的指示,请我们赴香港的代表,在香港多停留3天,后来延长到5天,希望大陆的代表回来签。但海协会没有回来。

1992年10月30日,两岸谈判结束,但11月2日,“陆委会”召集海基会高层开会,确定我们要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

11月3日早上10时左右,海基会发函给海协会,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对外的新闻稿,说明我们的立场,这个新闻稿的内容就是:以口头方式声明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我们把函件发到北京海协会约5分钟后,大陆的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打电话给我们的陈荣杰秘书长,他说:“我方尊重并同意你们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口头的方式表达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涵义”。在我们这边,电话录音下来就是公文。

1992年11月16日,大陆正式来函,大概的意思是:“大陆的立场也是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达“一个中国”,但是不涉及“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涵义。你们所说的是不是你们在香港会谈10月底中提的第8个方案?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择期共同发表声明。”

我们接到来函以后就传给“陆委会”,“陆委会”第二天下午四点召开会议,海基会只有我与法律处处长去开会,有黄昆辉主任委员、高孔廉、叶金凤,按道理还有马英九,但他那天正好公布为法务部部长,不能来参加了。

开完会大概6时许,黄昆辉指示:大陆16日来函,我方暂不回函,但是今天要开记者招待会,由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代表发言,地点“陆委会”。

我吓了一跳,我们是非官方组织,怎么可以在政府里面发表谈话呢?还要开记者招待会,到海基会发表谈话,这是唯一一次,一个“老百姓单位”代表政府讲话。我从开会的地方到记者招待会现场,一路走一路心里面怦怦怦跳:这一天我的讲话可能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讲话。

记得我那天讲话很简单,我说大陆11月16日来函,接受我方的建议,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我方表示欢迎。我们在香港会谈的时候,已经充分表达了我方立场,因此我们不必再在北京或台北择期发表声明。

然后我具体说明,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根据我们的“国统纲领”,及“一个中国”解释文。如果你好好看过我们的“国统纲领”就知道,当时我们是要阶段性统一的。

记者会后,大概在11月30日,海协会来函,提议现在应当加快筹办“辜汪会谈”。我们就认为大陆是默认了我们的立场。

那一段时间我们所达到的共识,就是“九二共识”。有了共识,两岸可以将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搁置一边,先来进行事务性谈判,把双方经济搞好,把我们的交往搞好,这是对台湾有利、对大陆也有利的。

这样的结果一直维持到民进党执政。2000年5月20日民进党“总统”就职,依据“九二共识”,就职后就可以从容地与大陆谈判。但是民进党不要,所以产生了各种问题。这是后话。

“九二共识”达成的时候,江丙坤是“经济部长”,那时候台湾的政府官员跟大陆不能来往,只有海基会能来往,各单位要办的两岸事务,都是要委托海基会来处理的。

 两岸桥梁海基会的起落

海基会在台湾的定位是民间组织,它是秉承“陆委会”的指示做事的,他们之间是有合同的,“陆委会”指示你做什么事情会给预算,而海基会要帮助“陆委会”完成任务。

但是,除了与大陆谈判需要向“陆委会”请示以外,其他的一些与大陆相关的事务,虽然也是“陆委会”委托,却是不需要请示的。

比如说审核两岸的文书来往、对台商的一些服务、向台商提供商业资讯等,所以说有海基会基本的任务、基本的工作,也有谈判的任务。

我在任的时候,因为当时台湾的所有官员还都不能跟大陆来往,在这种情况下,海基会相对来讲业务就变大了,海基会可以帮各政府单位做很多事情。

辜振甫又是很有声望的人,派来的秘书长、等级都是“部长”以上的人物。“辜汪会谈”时的秘书长邱进益,他就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调过来的。这样的海基会当然有一定的分量。

到了马英九时代,江丙坤当董事长,高孔廉当秘书长,“陆委会主委”是赖幸媛,她是台联党的人,属于绿营,做事虽然中规中矩,但是总是有些格格不入。江丙坤处理得很好,顺利完成多个任务。

海基会的理念在不同的时代有变化,比如说在我那个时代,海基会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这是第一任秘书长陈长文所定的目标。民进党主持海基会,还能拿出这几个字吗?

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海基会董事。我在董事会的时候就以国民党党员的立场讲话,一位民进党籍董事说没有“九二共识”的时候,我就说,你讲得不对,我告诉所有董事”九二共识”怎么来的。

 

1993年4月27日,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两位主谈人:辜振甫 (右)与汪道涵 (左)在会谈前握手致意。

民进党董事说,我没有看到文件,我说所有来往文件都是在档案室,还有你看不懂报纸吗?我说你“中央社”报道看不看?“中央日报”看不看?他说他不看这些,反正民进党就是不要“九二共识”。

现在的海基会,春节的时候请台商们回去聚餐,重要的台商会长都不去。大陆人与台湾人结婚要办证明还在做,除此以外,就是办一些杂志,做一些研究而已,接待一些外国团体,“陆委会”都没有事情做,何况是海基会呢?

 绿地变蓝天后,对岸未来宜有所作为

国民党这次是大胜了,有几个原因,最主要是民进党执政两年半,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搞一个“一例一休”得罪了劳工阶层;南进政策,花了很多钱,2018年游客还达到了1000多万,但是台湾观光业为什么起不来?因为大陆游客不来,东南亚来的人又没有购买力,酒店都住三星级以下的,你还补助他们来。

再来民进党不搞核能发电,搞燃煤发电,导致空气污染问题。军公教退伍金、退休金被砍掉三分之一。现在民进党要换“行政院长”,我希望他能够找一个好的“行政院长”,改变他们的政策,不然的话我想一年以后选举,民进党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被扫掉。

现在是国民党在地方上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未来获得执政是很好的机会。国民党要不要赢2020年就是要看这一年我们县市长做得好不好。现在,大陆是不是应当考虑多些游客来台湾,台湾的农业产品是不是多卖一点到大陆来,真正让老百姓有感觉到我们的经济好了,因为我们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经济是会好起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民进党,如果不改变政策,大陆还是采取一种冷处理的僵持状态,台湾经济会发生问题,民怨就会产生,老百姓就会反对民进党。所以如果民进党不改变他们的政策,2020年“大选”的结果现在就应当是看得到的了。

如今的中美贸易战是结构性的问题。现在大陆经济体已经全球第二位,必然会使第一位的美国感到威胁。在早期来讲,大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0年,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我做我的事情,慢慢一步步做,永不称霸的意思。

台湾从1993年的“辜汪会谈”之后,逐渐变成了大陆跟美国角逐的地方。对台湾最有利的是平衡政策,与华盛顿与北京保持平衡。现在的情况是更加偏向美国。为什么偏美国?因为如果大陆不跟台湾来往,他必须偏美国,受美国的保护。怎么不让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棋子,大家都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