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美国学校种族隔离的争论逐渐演变成了公共教育私有化的“战斗口号”。择校运动（鼓励学生家庭选择私立及特许学校）的支持者利用教育券、税收优惠，乃至挪用公立学校资金等手段为公共教育私有化谋取利益，择校运动更是受到了亿万富翁们的支持。然而，在美国的开国先贤们看来，向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是维持民主制度的根本；一旦公共教育无法做到公开、公平，美国的社会则可能会迎来进一步的撕裂。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黛安·西尔弗斯·拉维奇（Diane Silvers Ravitch）是教育历史学家、教育政策分析师，纽约大学文化、教育和人类发展学院研究教授。她曾美国教育部长助理，在2010年，她成为了“一名代表公立学校的活动家”。

贝特西·德沃斯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多次要求国会拨款数十亿美元，为宗教学校和私立学校提供教育券（政府利用教育券向家长们提供补助，让他们的孩子进入私立或宗教学校），但她屡次遭拒。甚至国会的共和党成员也不愿意动用联邦教育预算来支付教育券。毕竟，大多数选民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

疫情爆发后，德沃斯再次尝试申请。去年3月底，国会通过了一项2.2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名为《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关爱法案）》，为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K-12）教育拨款132亿美元。国会预计，与通常使用联邦教育基金的方式一样，这笔拨款将由全国近10万所公立学校、7000所特许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根据其招收的低收入学生人数来共同划分。德沃斯则指示各州将拨给公立学校的资金分给那些招收中等收入和富裕学生的私立和宗教学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几个州提起诉讼，指出德沃斯的指示是非法的。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三名联邦法官裁定德沃斯败诉后，她让步了。

但特朗普政府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壮大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和私立学校。作为《关爱法案（CARES Act）》法案的一部分，薪资保护计划（PPP）原本是为了拯救小企业而设立的；然而，特许学校行业的游说者鼓励特许学校以非营利组织的身份申请薪资保护计划，从而同时获得公立学校和薪资保护计划基金的双重资助（公立学校没有资格获得资助）。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也有资格作为非营利机构申请薪资保护计划基金。因此，通过一项本应帮助面临破产风险的小企业的法案，数千所特许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平均获得了约85万美元的资金；而通过《关爱法案》，公立学校平均获得的资金约为13万美元。根据新冠刺激观察（COVID Stimulus Watch）网站的数据库显示，各教派的宗教学校、精英私立学校和一千多所特许学校可以获得15万到100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特许学校：Antelope Valley Learning Academy得到了780万美元；带有营利性的连锁特许学校，Academia Corporation获得了2860万美元；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所精英私立学校Buckingham Browne & Nichols（拥有一千名学生，高中学费5.23万美元，还拥有7500万美元的捐赠资金）则获得500万至1000万美元的资助。事实证明，在大多数公立学校仍然缺乏资金保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社交距离、提供卫生措施和个人    防护装备时，工资保障计划却为非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德沃斯领导了一场反对公立学校的运动，并亲自资助支持私立学校的政治候选人。特朗普任命她为教育部长的决定，是在奖励与她持相同极端主义观点的右翼基督教团体。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erine Stewart）在《权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一书中，记录了这些团体长期以来对公立学校的讨伐。他们是 “新右派”、“道德多数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联盟：他们是反对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堕胎、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公立学校的愤怒的十字军。这些组织包括国会牧师、家庭关怀协会、家庭研究委员会、美国妇女关怀协会、美国家庭协会、捍卫自由联盟、国家政策委员会和世界家庭大会。特朗普内阁中至少有11名成员，每周都会与国会牧师的领导人拉尔夫·德洛林格（Ralph Drollinger）见面学习圣经，他认为上帝偏爱私人财产所有者，而社会福利项目“缺乏圣经的依据”。他写道，穷人的需求不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而应该由“婚姻中的丈夫……家庭（如果丈夫不在的话）和……教会”来解决。

《权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斯图尔特的报告显示，在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之后，极端保守派团体开始联合起来，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堕胎，而是保护种族隔离学校和大学的免税地位。许多为白人开设的“种族隔离学院”在布朗事件后应运而生，这些学院都隶属于保守的宗教团体，他们认为种族隔离是上帝规定的。但他们的领导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围绕保护种族主义学校的税收优惠问题发起一场全国性运动。直到1979年，也就是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六年后，宗教右派才将（反）堕胎作为其统一的运动目标。

斯图尔特将对公立学校仇视的根源，追溯到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1820年，达布尼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他是奴隶制的捍卫者和进化论的批评者。他抱怨道：“（人们）不得不交税来支持‘针对黑人贫民的小孩的虚假教育’”。 内战结束后（内战期间达布尼在南方联盟军队担任牧师），他试图通过攻击“美国式的全民教育理论”来破坏社会重建。他宣称，公共教育是“异教”，并且“与卖淫合法化、解除夫妻关系有着合乎规律和逻辑的联系”。

在20世纪，达布尼的思想“继承者”谴责新政和福利计划是对富人的偷窃，与上帝的话语相违背。这些右翼神学家声称，公立学校是反基督教的、非道德的、无神论的“政府学校”；公立学校决心摧毁上帝、宗教和家庭。他们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中找到了盟友，该学派支持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反对福利国家、工会、公共教育和任何其他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努力。1979年，老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说，他期待有一天不再有“任何公立学校”，“教堂会接管这些学校，并交给基督徒来管理。”斯图尔特引用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基督教重建主义运动领袖加里·诺斯（Gary North） 1982年的声明：“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利用宗教自由的教义，为基督教学校争取独立，直到我们培养出认识到‘没有中立的宗教、没有中立的法律、没有中立的教育、没有中立的政府’的一代人。然后他们就会着手开始建立基于圣经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最终去否定上帝的敌人所捍卫的的宗教自由。”

近年来，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创办了许多连锁特许学校，包括亚利桑那州的传统学院（Heritage Academy）和德克萨斯州的纽曼国际学院（Newman International Academies），他们利用税收来资助学校并教授他们的宗教价值观。斯图尔特写道，通过与世俗教育改革者结盟，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正朝着“将美国公立学校转变为保守的基督教学院”的目标迈进。

亚利桑那州的传统学院网页“将美国的公立学校变成私人管理的特许学校，并将监管降到最低”：这一计划的推进不仅得到了德沃斯家族和科赫家族的资助，还得到了许多身为亿万富翁的，特许学校支持者的资助，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里德·黑斯廷斯（毕业于白金汉姆布朗尼克斯公司）、伊莱·布罗德、沃尔顿家族、迈克尔·布隆伯格，以及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是一个名为“教育改革民主党”的私有化组织的成员，这些个人和团体为支持择校的各州以及地方学校董事会候选人捐款，并且直接资助择校组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立学校通常会招收全国90%以上的学生；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引入特许学校以来，该比例已经下降到85%。尽管过去五年，特许学校的扩张速度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特许学校的失败率很高，但全国特许学校已经增加到7000所，学生数量占到了全国5640万学生中的5%。（目前大约有10%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不过，由于家庭迁移、学校关闭、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比例不断变化，很难获得学生入学时间的准确信息。)

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的增长反映了三十年来对择校的倡导。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教育券计划，于1990年在密尔沃基开始，在8年后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将宗教学校包括进教育券计划内。1992年，明尼苏达州开办了第一所由私人管理、但由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目前，除了四个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佛蒙特州）外，其他各州都有法律授权的特许学校，这主要是为了响应奥巴马总统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设计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必须先设立特许学校，才有资格竞争43.5亿美元的联邦基金。支持择校的人士声称，特许学校和教育券学校的教育优于公立学校，但大多数研究发现，当特许或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招收背景相似的学生时，这些学校的教育成果几乎是相同的；而那些考分突出的学校会谨慎选择学生，或将表现不佳的学生剔除出去。然而，这些发现并未减弱富有的资助者们对择校运动的热情。

那么，“择校”是如何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的？又是怎样将公共资金引入大多数州的私立和宗教学校的？天主教徒曾在19世纪40年代为他们的教区学校寻求公共资金支持，但没有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国会通过了《中小学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Act)》，其中包括为在宗教学校就读的低收入学生提供福利。但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全国性的“择校运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就读于伊利诺斯州的公立学校，他的朋友、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服他支持教育券制度。弗里德曼在1955年的文章《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中提倡教育券制度，并使用了诸如“选择自由”、“政府学校”和“混合学校”等术语。他的观点和言论很快受到了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欢迎。

里根未能说服国会通过他为私立学校提供教育券和学费税收减免的提议。1981年，也就是他上任的第一年，他创立了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并在1983年发布了一份名为《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谴责了美国公立学校中“不断上升的平庸之潮”，并指责公立学校导致美国产业流失到日本、韩国和德国。它列举了美国学生在国际考试中的低位排名，却没有指出美国学生在此类考试中的成绩一直很差，而且这些排名并不能预测未来国家经济的成功。报告指出，SAT分数的下降反映了参加考试的低收入学生人数的增加。该报告并没有像里根所希望的那样，加强对教育券和宗教学校的支持，其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一个关于“失败的学校”的虚假叙事，该叙事避开了儿童贫困、考试成绩和家庭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回避了美国公司未能预测市场的变化（例如对节能汽车的需求）等问题。凭借其对“公立学校的失败”的尖锐言论，《危机中的国家》为择校倡导者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30年里，择校的支持者声称，择校将拯救那些“被困在糟糕的公立学校”的贫困儿童。在2017年的一次讲话中，川普对国会表示：“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问题”，这意味着家庭应该“自由选择适合他们的公立、私立、特许、重点、宗教学校或在家自学。”当然，家庭早就有了这种自由，他的建议是在为公立学校以外的学校选择提供公共资金。这真是高度的讽刺，正如史蒂夫·科茨（Steve Suitts）在《推翻布朗：现代择校运动的种族隔离主义遗产(The racism Legacy of The Modern School Choice Movement)》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科茨是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传记的作者，也是南方长期的民权活动组织者。他详细介绍了与布朗案抗争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核心策略：即择校运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