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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代被骂惨了,但它的厉害你不懂

(芝加哥時報訊)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很多人看到这句话铁定一脸懵圈: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挨打受虐,被骂惨了,如果活在那个朝代,多没意思呀。

今天,我们就假装可以穿越,去感受宋朝的日常生活。

01

我们先伪装成赵王爷,皇室成员,以便打入上流社会。

任何时代,上流社会都活得很滋润。但滋润和滋润,是有品质差异的。你要是品味上去了,嘴养刁了,让你跟着商纣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也会觉得粗鄙,索然无味。商周时期,物质匮乏,上流社会可以拿来嘚瑟的,就是“多”——比谁的肉多,谁的酒多。酒池肉林,才因此流传下来,至于好不好吃,口感如何,没人关心。

但到了宋朝,整个社会就精致多了,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品味。与蔡京同时代的罗大经写过一个故事,说有个读书人在开封买了个小姐,那个小姐说她以前曾在蔡京家当厨婢,专门负责做包子。读书人一听,高兴坏了,赶紧让她为自己做一笼包子,咱也能尝尝一代名相蔡京府中的包子是什么风味。不料,那小姐皱了皱眉说,做不了。读书人又疑又气,说:“你刚才不是说,你从前是蔡太师家的厨婢吗?而且还是专门做包子的,怎么推托不会做呢?”小姐回答说:“我虽是蔡太师厨房包子局的,但分在葱丝部,只负责拣葱切丝,其他如切姜丝之类,一概不管。至于包包子,更不在行了,因为另有一波人专项负责。”这就是上流社会人的日常。连一个包子都分工这么细,做出来能不精致,能不好吃吗?

自家豢养一帮厨子,蔡京当然会享受,但在当时还是略显老派了。宋朝的商品经济已相对发达,尤其是在两京,无论时新水果的获得,还是包买酒楼的饭菜待客,都跟现在没有大的差异。

上层社会的消费,也习惯跟市场发生联系。南宋皇宫会从早市上买早点,宋高宗、宋孝宗爱吃市井小食,在宫中会“喧唤”市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叫外卖。做得好的老字号,攀上皇家生意那是分分钟的事。比如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都享受过“御定美食”的礼遇。

这种市民化的消费习惯,跟唐朝相比就存在极大的差异。要知道,唐朝的上层人依然习惯特权消费,并尽量与市场保持距离。唐德宗时期,外戚大臣吴凑突然被任命为京兆尹,虽然上任时间紧迫,吴凑还是请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庆贺自己升迁。亲友赶到时,酒宴也摆好了。客人不解,问怎么这么快就能把酒席做好?吴府的人便说,都是从市场上买现成的。

这件事说明什么?唐朝的市场也比较发达,三五百人的酒宴,直接从市场买熟食就可搞定。不过,上层人看不上,除非不得已,像吴凑要赶时间请客这种情况,否则,他们是不会购买市场服务的,觉得逼格不够。所以,吴凑的客人才少见多怪地问了一句,其实内心对那些饭菜是鄙夷的。

那么,唐宋两代上流社会对待市场消费的态度差异,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上流社会的人群构成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你若穿越到唐朝,跻身上流社会,遇到的成功人士,多半都是出身世家大族。但到了宋朝,世道变了,科举成为朝廷选拔公务员的唯一途径。考好了,屌丝就能逆袭,实现阶层跃迁。阶层流动之后,消费的特权意识也没慢慢变淡了,商品经济更能迎合这些新贵的胃口。而这种消费风尚,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02

上流社会有钱有闲,不存在消费负担问题,岂一个爽字了得。但我们过过穿越瘾,迟早要面对现实。所以,我们这次不用伪装,直接穿越过去就是宋朝一个小市民,工薪阶层。

历史学者程民生对宋朝人的生活水平做过很有意思的考察。据他的研究,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大约是20文。20分钱是什么概念?北宋中期,淮西有一个以打零工养家的佣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天平均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的部分打酒买肉,与妻儿宴饮欢歌。100文钱相当于一个工薪阶层的日薪,按照最低生活标准,一个人干活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同样是北宋中期,苏轼被贬到黄州,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他的应对办法是:每月月初拿出4贯500文钱,分成30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摘取一份使用,即150文。一个官宦人家,日子虽没以前舒坦了,但过起乡居小市民的生活,精打细算,还是足以应付的。

不过,这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如果加上添置衣物、年节应酬、房屋折旧、生老病死等开销,按照程民生的研究,一般百姓全年所有的花销平摊下来约为每人每天100文左右。

宋朝值得穿越,这话不是吹的,不信你穿越到明朝看看。明朝早期经济遭遇体制性的严重大衰退,后期则遇到天灾式的大冲击,前后两段,人民日子都不太好过。宋史研究者吴钩经过对比指出,以打工为生的宋代下层平民,其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相对而言要优于明朝的同行。相对而言,宋朝是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社会,明朝则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社会。

最关键的是,在宋朝,做一个中产的概率比其他朝代都要高。宋代有个富民阶层,他们是民户中的富裕者,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中产阶级。苏轼的弟弟苏辙曾说:“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可以说,富民阶层成为宋代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源。

开封是北宋最富庶的地方,盛产富民。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意思是,开封城中家产100万贯的人很多,10万贯者比比皆是。而当时的小康标准,大概是家产1万贯,这些人更加数不胜数了。

明代文学家郎瑛曾经无比感慨:“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明朝天下一统,不用像宋朝一样对外纳贡,但为什么有钱人家寥寥无几呢?

你们感受一下,一个明朝人话里行间对宋朝人的羡慕嫉妒恨。

宋朝是怎样实现藏富于民的?有个小故事,可以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说的是一天夜里,宋仁宗在宫中听到很热闹的丝竹歌笑之声,就问宫人:“此何处作乐?”宫人回答道:“此民间酒楼作乐处。”紧接着又向宋仁宗抱怨诉苦:“您听,外面民间是如此快活,哪似我们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宋仁宗说:“你知道吗?因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我宫中若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

03

话说回来,万一我们这次穿越倒霉透顶,时光一流转,到了宋朝就变成一个贫民(当时叫“穷民”),甚至一个乞丐。那可如何是好?

要我说,这是再好不过了。一个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有没有生存空间,从来都是检验一个朝代好与不好的试金石,我们现在不正好自己去检验一下宋朝的成色有多足吗?

在宋朝,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开放的,但向下滚动的通道也欢迎你。上至官僚富商,下至平民百姓,不管天灾人祸,都可能沦为穷民。

一旦发生天灾,各地的流民纷纷涌入发达的地区等待政府救济。伴随着财富向城中聚集,两宋时期城乡之间的流动极为频繁。乞丐就是最典型的穷民群体。

沦为乞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宋朝有些乞丐原本就是读书人。读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家中无法负担,你又很上进,要科考改变命运,这时候你大可以一边乞讨一边求学。有个比较聪明的读书人叫夏廑,他家里没钱,就去看同学们赌钱,然后从赢钱的人那里讨点小钱,这在当时叫做“乞头”。

总之,不管你遭遇什么困境变成穷民或乞丐,宋朝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的。这个朝代比起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慈善救助事业,并将其视为仁政的标志。救助乞丐、收养弃婴、救助城市赤贫者、帮助生病无钱求医者,都有专门的法律。根据宋朝的“居养法”,政府为城市穷民提供临时性住房,同时按照“乞丐法”发放米豆,对疾病者施以药品。这基本是现在福利院的雏形了。经过有宋一代的努力,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基本覆盖各个阶层中需要救助的人。直到明清两代,政府虽大力提倡并举办福祉事业,但论规模、设施等未必能超越宋代。

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嘲讽宋朝的慈善事业说:“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意思是,军粮缺乏,国家战斗力不行,朝廷一概不关心,只关心社会救助有没有到位。这当然是一句气话,但反过来想,宋朝对社会救助得多么上心才会被陆游“抓典型”。

另一方面,宋朝格外重视穷民问题,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本质上也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当民众由于战争、灾荒、赋税等原因无法生存时,就会铤而走险,导致社会失序,严重时颠覆整个王朝。宋朝有预见性地采取及时必要的社会救助,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内部稳定。你想啊,宋朝一直被喷成积贫积弱,但300多年间几乎没有因为内部穷民问题,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跟唐朝衰起黄巢起义,明朝亡于农民起义,清朝差点亡于太平天国运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总结一下,宋朝之所以受欢迎,跟它的市场化、平民化和人性化密切相关。它虽然距离现在足足有一千年,却让人觉得一切是如此的现代化。如果能穿越,我可以错过大汉的威严,大唐的开放,但不想错过大宋早熟的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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