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在“自由”与“约束”之外，林毓生还提到，“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能力和责任。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给自己放假。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么事不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他还分析了不同学校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职级评定的不同：有些学校要评分，要出版多少才能评职称。以台湾为例，写一篇历史论文，发表在历史院研究所的学报就有8分，台大学报7分，另外的学报6分，有些不行的跑到师范大学的学报发表，则只有4分。每篇文章都评分。从讲师升教授要多少篇文章，而且规定最近5年写的才行，以前写的还不算。各种硬性规定，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也这样”，其实美国根本不是这样。

为了那次演讲，林毓生特别打电话给一个工学院的教授，问他们工学院是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类似。对方说完全一样。办法是这样的：第一，请人非常严格。拿威斯康星历史系来说，请年轻学者来是非常艰难的事。年轻学者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封推荐信。这10封推荐信的作者必须是世界上他那个领域里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每一封推荐信通常需要两页半到三页之间，单倍行距。“不是说像从前陈寅恪先生那样，写几个字，某某人挺好，就升了。”

“不管你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都要写两到三页单倍行距的报告。”接下来，教授组成一个五人的review committee（评审委员会）。如果这个年轻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古史，系里将派出两个欧洲中古史专家，都是世界水准的，还有一个研究范围比较接近的专家。这三人都来自欧洲史。还有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史，一个来自其他史学，他们的欧洲中古史是普通大学生程度，不是特别懂。

为什么不懂的两个人也进入评审委员会呢？因为这两个人要监督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符不符合学术程序。这五个人要履行学术责任。“就是要看被考虑的年轻学者的著作。”那两个不懂中古史的人至少可以看懂他的论证。看完了以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提交报告。每个报告至少两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大家意见一致的话就通过，有时候意见不一致，就要彼此沟通，然后取得多数。假如没有多数，就要交予大会，也就是系的终身职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开会，看看有没有道理。每次会都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这种办法，拿我的经验来说，通常都能找到最好的人。”林毓生肯定这样的评定学术人才的方式。有一次学校要找一个欧洲工业史的教授，找到一位女学者。她是哈佛和MIT研究欧洲工业史的两个权威共同推荐的，认为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这么优秀。但是她很年轻，论文还没写，只有一篇研究计划。那怎么办呢？林毓生和同事们开会，请她把她的学术报告等拿来看一看。结果一投票，全系一致通过，破格给她offer。这位女士在林毓生演讲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该领域最重要的权威。“你看，这个机制很妙吧，你说它守规矩吧，它又破格。你说它破格，它又守规矩。它是精英跟民主、自由与共和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运作好了非常有意思。运作不好，什么机制都不能保证永远成功。”

论学之乐与忧

在求学、治学过程中，林毓生与殷海光结下深厚的师生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记载了两人的情谊、学术讨论和困惑。

1960年，林毓生赴美，羁旅异邦。从1961至1969年，殷海光的信成为他羁旅生活中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殷海光的信都是挂号寄达的，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有时林毓生中午或下午从外边回到宿舍，看到来自台湾的挂号信通知单，便知道一定是殷先生的信到了，心中立刻感到无比高兴，马上放下别的事，骑脚踏车到邮局签字把信取出。先在邮局中打开匆匆看一遍，然后骑车回到校园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再看一遍，晚上吃过饭，往往会看第三遍，之后才开始读书或写作。

1964年，林毓生因父亲身体不好，加上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一部分可在台湾进行，就返回台湾住了半年，得以与殷海光重聚。在台期间，殷海光时常邀林毓生到家吃饭，往往两个人刚开始吃了不久，就大讲起学问与世事来。每次林毓生讲到殷海光赞许或会心的地方，先生就用筷子夹一块好吃的菜放在他的盘子中，以示奖励。

治学有乐也有忧，尤其是对关照现实的学者而言，去世前一年的1968年，殷海光在写给林毓生的一封长信中谈及他对人类未来的忧虑：

“我所要打开肺腑说的，是我不想掩饰我内心对人类今后自由问题的忧虑。这主要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际使然。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岁月，个人的幸与不幸，又算得了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义及科学本是近代西方互相成长的一对双生子。可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人’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济人’，纷纷出笼。他们不是被归队于公司，就是被束缚于工厂。我们偶尔瞥见个把哈耶克，彳亍在西欧的街头。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

类似的忧虑也存在于林毓生的晚年。2020年，法学博士周天玮去看望林毓生，当时失智症已经令林毓生不能十分理解当下周遭发生的事情。

在那次的探访和对话中，林毓生享受着早年的回忆。其间，两人谈到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是否可以分开对待，林毓生说：法治和民主可以分开对待，而法治高于民主，否则的话，会流于多数暴政。没有了法治，就没有了一切。

他还举出身边的例子，就在谈话的几天前，美国又发生了精神病患拿枪杀人的事情，“枪械可以在美国自由买卖，不需要调查个人背景，这其实并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始精神，当时是因为有独立之需要，这成为美国最大的矛盾。”

林毓生还补充，法治不是法家的法制，法治如果走到极端，人性的扭曲会很严重，所以法治也要有范围。澳大利亚的一位汉学家批评儒家思想里面有父子互隐的观念，认为不合逻辑。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家却同意林毓生的看法，他说在英国普通法底下，如父亲犯法，儿子可以为父隐，否则人类伦理就要瓦解了。法治必须是good law，要符合社会的价值，否则就要崩溃。

保持清醒、不含糊，林毓生向来如此，即便已经八十多岁，头发全白、语速变慢，接受采访时他总不配合记者想“拉”着受访人走的把戏。“你这样说不对（不准确）”，“我不这么认为”，“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后来总结，林毓生的“逆”，多在三种情况下出现：全称判断、道德评价和政治语言。对于这三者，他几乎有本能的敏感和反感。他说到海外的谁谁、谁谁谁都和他的观点一样，随即便叮咛记者：报道用我的名字可以，用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一定要他们本人同意，我不能代表他们发言。媒体是公共舆论，有别于私下的聊天闲谈；朋友的私交再好，各人的言论和公共形象还是各人负责。

就连做演讲的时候，林毓生都会自己带个小闹钟上去，时间一到，自动终止。他说再讲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不理解这种严格分明的界限，就不能真正理解自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