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房子成为了一个人穷尽一生所能获得的最大财富的现实境况，也倒逼着美国人加深“房子就是命”的理念，将获得一栋房子所有权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这或许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即使经历了2008年泡沫破裂后滑坡式的住房资产贬值，三年后，在“房利美”所做的全国住房问卷调查中，高达66%的接受了调查的美国人仍旧认为拥有房产是安全的投资，“有助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将拥有自有房视为奋斗目标。

从表面上看来更难理解的是，在2008年“泡沫”破灭之后，出现了一波全世界范围内大都市中心地带房子的金融属性飙升的浪潮。榊淳司观察到，正是为了从 2008年危机后的经济萧条中走出来，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纷纷推行了“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同时向市场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压低利息。世界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低息所导致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本国资金泛滥，自然而然地涌向海外。富人们纷纷在海外的核心大城市高价购置豪华不动产，作为投资的资产配置。这些高端房产不仅是他们的“财富保险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金融交易转化为现金，甚至和逃税、洗钱等等掩饰可疑财产的行为勾连到了一起。

对于那些根本不敢妄想拥有自己房子，连负担租房的房租都很艰难的大城市里的穷人来们说，富人们“全球投机”的“买爆”核心地段的行为，让大都市的住房和土地的垄断加剧了，并抬高了房子的租售价格，无疑更加深了《保卫住房》两位作者口中的“住房危机”。

口号和现实之间：保卫生活而非住房

如果政府和人们都不再执着于“住房所有权”，这是否会让“居者有其屋”的乌托邦到来呢？

在《保卫住房》这本宣传小册子的结尾处，两位作者大声疾呼出了他们所设想的“保卫住房”的具体措施，最为首要的和最为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保卫并改善公共住房”，和商品房相对，公共住房由政府建设并直接配租给穷人。

问题在于，这一措施同样正是历史上政府解决居住问题所采取的最为简单粗暴的措施，实际情况只能用糟糕透了来形容。20世纪中期，增加高层公共住房来取代贫民窟，成为了美国追求进步和发展的首要举措。在住房经济学者路易斯·温尼克(LouisWinnick)的回忆中，大城市的市长和议员为了拉拢低下阶层，在选区疯狂盖起一栋栋摩登崭新的大楼以供入住，当穷人们看到“崭新无比、通？透气”的新家、“绿草如茵，还有许多游乐设施”的社区环境时，兴奋不已地将之称为“度假胜地”。

然而，大量密集建设的公共住房最终成为了比贫民窟更可怕的存在，随着年久失修、缺乏保养，变得环境恶劣之余，成为了暴力犯罪的巢穴。有能力的住户都从这些电梯老化、水管堵塞、遍地垃圾的公共住房里搬走了，剩下的穷人只好在混乱和暴力中挣扎。

不到二十年后，这些被寄予着“进步和发展的首要举措”期望的“度假胜地”，就成为了被拆除的首要目标。著名的由33栋11层高楼组成的“普鲁伊特-艾戈公寓大楼”(Pruitt-IgoeTowers)，在1972年万众瞩目的一场电视直播中被炸毁，最主要的原因是那里已经成为了罪犯们的藏身之地，按《扫地出门》作者德斯蒙德的话来说，“可怕到连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沸沸扬扬的“大拆除”运动开始了，铁球和炸药将那些成为了法外之地的、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项目，如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TaylorHomes)炸毁。德斯蒙德评价此举“不仅省钱，而且人道”。

接替了“公共住房”乱局的政策，是“租房券”。美国《1974年住房法案》的第八条中设定了“租房券”项目，政府通过提供以租户收入为基础的补贴，在租户向私人业主支付租金时提供资助。虽然按《保卫住房》两位作者之语，这只是为了“扩大市场范围”，从而让房东“明显受益”。“租房券”存在很多的问题，不过每年的“住房券”也让几百万美国人获得了容身之所和改善生活的余钱，起码那些大量密集建设的公共住房的“悲剧没有再度上演”，“美国也终于跟这些与公共住房画上等号的暴力、赤贫与政策失误问题分道扬镳”，“租房券”需要更加“完善而周详”，而非拍一拍脑袋便让之倒回到“公共住房”时代。

《保卫住房》的两位作者同样设想将“住房管理民主化”和“扩大住房斗争”作为“保卫住房”的重要措施，但这两项措施的问题又在于，美好的政治口号和除非经过考察否则难以推想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天堑鸿沟。

所谓“住房管理民主化”和“扩大住房斗争”得以实施的前提是，这些贫穷的租房者自认为同属于一个阶层，为着共同的利益达成共识并团结起来共同抗争。现实是，对于真的生活在德斯蒙德笔下“拖车营”这样低下阶层聚集环境中的人们而言，他们其实拒绝有这样的群体认同，“对于穷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认同所有的受压迫者，还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受压迫的一员”。德斯蒙德接触了形形色色生活委顿只能寄身于此的住户，在他们的口中，社区群体的底层生活不代表“真正的他们”，即使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也不过像入住了间差劲“旅馆”，“并不属于这里”。“互帮互助”、“团结”更是奢谈，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坦诚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败”。

德斯蒙德经过审慎调研的结论是，这些低下社区中难以孕育“政治能量”，因为几乎所人有都对此丧失信心，“但凡租房者在社区中感受到高强度的创伤情绪——相信自己的邻居曾被监禁、被施虐、有药物成瘾和其他重大的打击——那他们就不太愿意相信可以通过团结一致，来改善生活品质。”

被房东压榨并对此充满愤怒和仇恨，可以一呼百应被动员起来进行斗争的租户们，不过是《保卫住房》两位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德斯蒙德发现“拖车营”的租户们确实会对房东拿租金添置了些什么颇有八卦的兴致，但他们“尽量不去质疑自己和房东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即使议员告知他们房东的收入足有百万美元，其中一个租客的回答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他管好这地方，不要让我担心他妈的天花板会塌下来，我完全无所谓。

这些租客宁可相信他们的房东是好人，毕竟“有时间去抗议不公平，倒不如先想办法把地板上的破洞给补起来，免得女儿的脚又陷进去。”和宏大的政治口号和愿景相比，他们选择把心思放在具体的琐事上，因为他们岌岌可危地维持着自己处境，而底层生活向下跌落的下限永远超过虚无缥缈的愿景的美好的上限。

那么，对于现实存在的住房问题，我们到底可以切实地做出什么来进行改善呢？又或者更现实地说，如何让连拥有自己住房都困难的低下阶层，生活得起码好那么一些呢？

说到底，住房问题是个复杂且难以一下子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问题。包括格莱泽在内的经济学家运用数据和模型进行了大量的假设和推算，却无法盖棺论定有解决此问题的“妙法”。经济学家的设想措施和《保卫住房》的作者相同的是，仍旧从市场的供需关系出发，但他们的重点在于优化对于需求方的政策，而不在于简单地增加供给方。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对于所有的低下阶层而言，住房资源会和教育、医疗等等资源一样，因“负担不起”而稀缺，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住房市场的失败。美国住房市场真正的失败和危机在于供求失衡导致了“住房价格已经越来越远离建筑成本”的泡沫，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的美国人都开始难以负担起相应的住房资源投入了。

因而，对于《保卫住房》的两位作者所提出的低下阶层的“住房危机”，最恰当和对题的处理方法，是针对他们的“负担能力问题”额外提供资源。上文提到过的住房经济学家格莱泽在他的著作《美国联邦住房政策反思：如何增加住房供给和提高住房可支付性》中指出，他更倾向于用直接的收入转移或者是“住房券”来改善这一负担能力问题，而非对住房市场进行改变。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增加建造公共住房”，在他看来，倘若政府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国家经济适用房信托基金，来对低下阶层的住房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介入，“其资金的最佳用途是提供更多的‘住房券’”。他强调直接补贴作为需求方的低下阶层的“住房券”项目，而非补贴作为供应方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项目”(Low-incomeHousingTaxCredit,LIHTC)。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方政策比供应方政策更容易实施和监督，这正是涉及到诸多机构进行运转的“补贴”项目所需要的特性。供应方政策则涉及到管理方的“大量自由裁量权”，会使大量的浪费成为可能，甚至产生欺诈和腐败。

“补贴房地产开发商来为穷人提供廉价住房，与补贴汽车公司为穷人建造一系列的廉价汽车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格莱泽建议直接取消“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项目”，《保卫住房》的两位作者和他在这点上的态度一致，不过后者的逻辑建立在否定所有“补贴”项目的正当性上。

格莱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低下阶层住房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个经济学问题，而成为了衡量同情心的“价值观”问题。但数据证明，在美国已经尝试的众多用来改善低下阶层住房的政策中，“没有一项政策能像住房券那样有效”，而被《保卫住房》的两位作者寄予厚望的“公共住房”，“几乎能肯定会使得情况变得更糟”。换句话说，在这个不理想的世界里，住房券作为“一种相对容易管理的直接转移手段”，是为最贫穷的美国人提供住房援助的最佳选择。在他看来，“住房券”符合提高穷人住房负担能力的“好政策”的好几个特点：“应该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利益直接惠及穷人”；“应该是廉价的管理”；“不应该造成在低需求地区建造房屋的不正当激励”。当然，“住房券”也有亟待解决的缺点：需要解决跨城市地区的流动使用问题，从而“不让穷人固定在缺乏经济机会的社区”，不过，这仍旧瑕不掩瑜。

“在房价远高于实际生产成本的市场，增加供应应该是新的国家住房政策的主要重点，而不是专门针对穷人。”“住房券”的优点也在于，可以很好地兼容进通过改革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减免所产生的额外税收来激励房产建设供应，解决房地产供应失衡所产生的泡沫，真正地改善美国住房市场状况的政策方向的规划。格莱泽建议，在那些缺乏弹性的区域房地产市场中，根据地方允许的新建筑数量向其提供援助，并将其挂钩起来，这将使得这些缺乏弹性的地方有动力允许建立更多的住房。

在这些缺少、甚至没有弹性的房地产市场中，“住房券”能够确保穷人能够享受更多的住房资源(可能通过减少其他人的住房消费)，而在那些弹性较大的市场中，完全取消“住房券”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会助长不公平。所以，如果“住房券”能够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移动使用，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大于消失的政策(特别是和密集“公共住房”相比)。

“我们真正需要的居住政策，是大幅提供住房券计划的规模，不再有漏网之鱼。”《扫地出门》的作者德斯蒙认同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对于“住房券”的普遍支持，这是他最终所得出的如何改善居住政策来保卫低下阶层的生活、甚至让他们跳上更好的生活的台阶的建议。“穷人也并不想一直窝囊、或者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正如德斯蒙所写到的，“他们也想发光发热、成为有用的人、想要美好的生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