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國家安全會議丁懋時秘書長，曾就國家安全問題對本期（行政院國策班第二期）學員做了詳細的分析。丁秘書長的論點著重在我國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兩岸關係及務實外交。本文之目的，在丁秘書長講述之架構，就國際政治及兩岸關係之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之影響，做進一步之探討，並提出個人之浅見。
二、國際局勢展望
一國之國家安全與國際局勢之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當前任何國家不易、也不能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因全球之經濟發展，已縮小了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距離。
但意識形態的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及經濟貿易的磨擦，皆會產生潛在或明顯的對立及或軍事衝突。因此研究國際局勢之發展，有助釐清一國在國際社會的定位，進而研擬妥善之國家安全策略。
90年代初，由於蘇聯的崩潰，導致冷戰的結束，新的國際格局業已形成，在今後10至15年之內，國際局勢可能呈現下列的發展：
世界主要國家逐漸形成美日、美歐（西歐）、俄中戰略夥伴關係
（一）一超多強局面
20世紀最後幾年及21世紀前10年，美國的經濟、軍事及科技優勢將成為獨霸全球的超級強權。而俄、日、德，法、中國大陸等次級強國，則在地區性國際事務上，仍具有影響相當影響力。因此國際間產生一超多強的局面。由於地緣及國家利害的關係之考量，世界主要國家將逐漸形成美日、美歐、中俄三大戰略夥伴關係。
俄羅斯政治民主化後，並不意味其必然走入西方陣營，反而北約組織的東擴政策，迫使俄羅斯與倍感孤立的中共，發展了戰略協合伙伴關係。1996年中俄簽署的「中俄聯合聲明」，加強了中共與俄羅斯的政治、經貿和軍事合作交流關係，從而增強了中國大陸北方的安全。
1996年美日簽署「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擴展了軍事同盟關係，擴大了軍事合作範圍。地緣鄰近的中共視美日軍事同盟已改變了同盟的防禦性質，並且也確定了成為潛在的針對敵手。
美、歐（西歐）戰略夥伴主要是建立在北約組織之上，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冷戰時期，北約是圍堵蘇聯集團的主要力量。冷戰之後，東歐及巴爾幹半島的穩定成為美、英、德、法的關切對象。也因美歐勢力對東歐的擴張，引起俄羅斯的疑慮，促成俄羅斯接受中國為非聯盟性的戰略夥伴。
美日與中俄，美歐與中俄的關係，並非一定會全面處於緊張及對立的局面。因為西方強權與中共、俄羅斯的關係中，也存在著互補互利的關係。現階段，他們的共同目標是避免軍事衝突，增進彼此的經濟利益。
（二）安全對話替代對抗
冷戰結束後，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降低，但地區性的衝突仍然存在。強權間的安全對話會相對增加，主要目的在防止軍事衝突。所用的方法為信任措施的建立及運用協商並建立自願的約束的機制。因此美國與西歐國家和俄羅斯及中共的安全合作關係，會朝擴大軍事交流、加強軍備透明度及增加軍事或非軍事信任措施三方面發展。
軍事交流包括高級將領互訪，軍事人員短期至對方進修及軍事資訊的交換。增強軍備透明度，包括國防白皮書的公布、國防戰略軍備發展、軍事預算、軍事演習的透明。非軍事信任措施的建立，則包括政治領導人定期互訪。建立安全熱線電話，安全問題專家之對話，及共同打擊反恐組織、安全犯罪之合作。
（三）經貿磨擦提升
在今後一超多強的國際局勢裡，軍事衝突相對降低，而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貿易磨擦，會大幅提升。使經濟的發展，產業的提升，新市場的佔有，為各國所追求的目標。
199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為3.8%，已開發國家之増長率為2.5%，東亞國家為7%，歐洲為1.5%，中南美洲為3%非洲為4.5%，中國大陸為9.8%，我國為6% 。在今後10年，經濟發展快速地區為東亞及東南亞地區，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的華人經濟發展更為矚目。
關稅的降低，貿易自由化，為美、西歐國家的既定政策。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及低度開發國家之間，會因經濟實力的差異，市場的開拓及保護的矛盾，帶來一定程度的磨擦。
東亞地區的中國大陸因經濟的高度發展，導致軍備力量的擴充，再加上共產獨裁政體，不免引起周邊國家及地區的疑慮。在21世紀的前20年東亞及東南亞經濟發展的總合，可與美、歐並駕齊驅，此一新的經濟勢力的格局，會帶來和平，還是衝突，有待考驗。
我國國家安全問題，長期以來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表現的方式是在軍事和外交戰埸上的對抗。1949年至1978年海峽兩岸一直存在著軍事的衝突，對峙及外交戰場上的零合鬥爭。1978年以後中共當局的總路線，是由階級鬥爭，轉變為發展經濟，對台推行「一國兩制」政策，期以和平手段來解決所謂「台灣問題」。
1987年11月故總統經國先生開放了對大陸的探親政策，隨之而來的是兩岸經貿的快速發展及對大陸的大量投資。1980年兩岸的間接貿易只有3.98億美元，1996年為207.27億美元，增長53倍。1996年累绩對大陸投資，總計為35.471個項目，協議投資343.69億美元，實際利用資金150.74億美元，台灣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外來投資者。兩岸經貿關係的增長，並未帶來兩岸政治關係的穩定發展，反而因政治上的分歧，在1995年6月以後的兩岸關係陷於低迷。
1993年4月第一次辜汪會談，簽署了4項協議，本是兩岸關係正常發展的契機，但由於雙方為建立互信的機制，及加上中共無視中國分治的事實，打壓並否定我國際人格，使得雙方關係在李總統訪問美國之後，極速倒退，甚至產生1996年3月具有軍事威脅的台海危機。
綜觀兩岸的政治分歧，主要在於：
1，兩岸定位問題
2，一個中國問題
3，國際空間問題
中共對台的「一國兩制」政策，並非建立在平等對待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中央對地方特區關係的架構上。而我國的「一國兩區」概念是現實，對等及尊嚴的安排。中共應認識到兩岸目前是互不隸屬，同時存在著相互關係，中國目前並未統一，但我們是在追求中國統一的過程中。
今年5月1日，總統府就李登輝總統簽署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六週年的新聞稿中，說明了兩岸定位的問題，總統府指出「近半世紀以來，海峽兩岸互不隷屬，又不約而同地維䕶及分享中國的主權⋯」，主權分享的概念是面對現實的思維，有助中國將來民主、自由及和平的統一。
「一個中國的原則」本不是問題，在我國「統一綱領」裡，早已宣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推動兩岸關係。但中共外交部對「一個中國」的解釋，無視對方的存在，指一個中國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國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代表。」
雙方為了第一次「辜汪會談」後能夠順利召開，在1992年11月16、17日曾對「一個中國」有所默契，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1996年3月台海危機之後，中共對一個中國的解釋又走到極左的解釋，此為兩岸最大的分歧。
追求合理的國際空間，是我國生存及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1949年以來兩岸在國際空間的零和鬥爭一直是存在的。也不因90年代初期，兩岸關係的緩和，而有所改變。
在我方的觀點上，雙方各自具有合理的國際空間，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表現，但兩岸在外交戰場上針鋒相對，實屬不幸。
四、華府、北京、台北的互動關係
美國為當今超級強國，對東亞局勢的穩定有一定的影響力。美國雖於1979年承認中共，但基於美國「台灣關係法」，美國與我國維持經貿、文化及其他關係，美國長期以來皆重視台灣的地緣戰略地位。台灣海峽若陷於不穩定狀況，必然衝擊東北亞的日本、南韓及東南亞各國的安全，也衝擊到美國的重要利益。
美國對兩岸的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戰略模糊」及「全面交往」的兩個政策上，所謂戰略模糊政策是希望海峽兩岸對軍事衝突之可能性，要自我克制。兩岸之一方因本身因素而導致現狀之改變，其後果要自行承擔。所謂全面交往政策，主要是引導中國進入國際經貿及安全體系，避免軍事衝突。
1966年3月台海危機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為：
1，兩岸中國人的事務由中國人自行解決，美國不做調人，但兩岸的分歧及衝突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而且是唯一的方式。
2，依據台灣關係法，美國提供台灣足夠的防禦武器。
3，美國支持台灣與其經濟實力同等的國際地位，例如加入國際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但不包括聯合國。
4，希望兩岸高層能進行建設性的對話。
5，美國對中共進行全面交往政策，以期將中共拉入國際秩序。
1995年8月至96年3月之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分別於95年12月及96年3月兩次派航空母艦群到台灣附近海域，嚇阻了中共可能的軍事挑釁，使美國對中共的戰略模糊政策，產生了有一定而明顯的行動。不過美國對台灣海峽穩定之關切，是基於其國家重要的利益。
美國對中共的矛盾，不僅建立在經貿摩擦、人權、核武管制及武器擴散、環保的問題之上，主要的矛盾是中國國力增強之後，如何來對待國際社會。軍備的擴張，與俄羅斯的非軍事戰略夥伴的關係，增強了「中國威脅論」的力度，也是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主要戰略障礙。
中共的現代化建軍思想與戰略，在波斯灣戰爭之後，著重在導彈部隊、快速打擊部隊及遠洋航艦之建立，面向海洋及有針對性的倡導「打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使之在東亞有可能衝突的地區朝鮮半島、釣魚台、台海及南中國海，更具敏感性。
九六年台海危機之後，美國強化了對中國高層及軍方的對話，以期降低誤解，增加互信。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緩和及年底江澤民訪美，明年柯林頓訪北京，對我有何影響，深值注意。
五、我國國家安全的考慮
（一）中華民國為自由世界的一環，對東亞及台海的安全、穩定至關重要，我國與美、日、韓及東南亞國家有共同之平行利益，因此加強對美、日的雙邊關係，及對東南亞進行安全合作之對話，為當務之急。
（二）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的優勢，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及民主政治的落實。有效的持續我國經濟發展展及推展民主政治，是面對中共的威脅，凝聚國際輿論、道德力量的最佳憑籍。
（三），足夠的軍事力及現代化的軍事裝備，是防止中共侵犯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一環。
（四）兩岸關係的緩和，增進文化、教育、科技、新聞的交流及進行政策性對話，以期消除誤會及增加信任措施。故兩岸高層的互訪，軍事專家的對話，是有其必要性。
（五）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要平行發展，但要有高度的智慧，尋求國家之最高利益
綜合以上的分析，在面對中共的威脅下，我國國家安全戰略思想，應建立在「和為貴」的基礎上，以時間換取空間，大陸本身經濟的發展，可能導致政治制度的變化，若能面向民主、自由改革，此乃是中國統一的契機，也是我國家安全最佳保障。
— 編者按 : 本論文是作者於1997年(民國86年)六、七月在行政院國策班所提的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