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駐紐約的華文記者榮筱箐Rong Xiaoqing近日以“海外華人札記” 為題在紐約時報刊出, 她從華人視角解讀、探討新聞熱點、品析時報精華文章, 十分精闢,本報特轉發推薦給廣大讀者。
“俄裔”的移民路徑和人口構成與改革開放後來自中國的移民潮頗為類似。而他們在自我認同方面的情感經歷，可能也能引起一些美國“華裔”的共鳴。
俄烏戰爭開始後，時報一篇講述在美“俄裔”移民境況的文章讓我有些驚奇。我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也認識一些被稱為“俄裔”的朋友，但直到讀到這篇文章時，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俄裔”和“華裔”的當代移民史竟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而陷入危局時類似的處境，或許也能讓這兩個群體對彼此的遭遇感同身受。
正如時報文章中所指出的，在美國被歸為“Russian”的移民並非僅僅來自俄羅斯，還包括那些來自前蘇聯十幾個加盟國的人。在美國語境下，“俄裔”這個詞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和語言認同，雖然許多前蘇聯加盟國都有自己的語言，但來自該地區的移民大多會說作為蘇聯官方語言的俄語，“俄裔”也因此成為這一地區所有移民在美國的統稱。
除卻19世紀就來到美國的早期移民，1922年蘇聯建國之後，這個國家的國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沒有機會來美國。直到1970年代美蘇關係相對緩和，蘇聯政府才開始向異見人士、作家和猶太人發放出境證件。一些有機會來美國訪問、演出的學者和藝術家選擇滯留不歸。到了八九十年代，一些宗教少數群體則作為難民來到美國。很多第一代“俄裔”移民在美國干體力活謀生，辛苦撫養子女長大，最終過上中產生活。此後來到美國的“俄裔”則包括留學生、偷渡客和在私有化過程中撈到了金的新貴們。
“俄裔”的移民路徑和人口構成與改革開放後來自中國的移民潮頗為類似。而他們在自我認同方面的情感經歷，可能也能引起一些美國“華裔”的共鳴。
蘇聯解體後，“俄裔”移民有了各自不同的“祖國”，但許多人仍然接受“俄裔”這個統稱，直到這次戰爭讓很多人以“俄”為恥，一些人才開始拒絕再被歸為“俄裔”。而“華裔”美國人同樣不止來自中國大陸，有著自己的語言或方言，但很多年來大體接受了“Chinese”這個在美國被默認為是包含地域、語言、文化、種族等多層面涵義的統稱。直到近年中美關係迅速走低、中國內政外交的一些做法在國際社會引起負面反彈後，一些之前被歸為“華裔”的移民或出於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或希望在亂局中自保，開始排斥“華裔”這一稱謂。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一些港台移民團體甚至呼籲所在社區不要將自己標為“Chinese”。
身份認同本身就包含成長環境和內心世界錯綜複雜的糾葛，很多時候或許無法用一個單一的標籤來概括。現居波蘭的烏克蘭裔作家扎娜·斯洛尼歐斯卡在烏波邊境人口構成多元的小城里長大，說三種語言。在為時報撰寫的觀點文章中，她講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她回憶道，有一次在波蘭演講之後一名聽眾問她用哪種語言做夢，她回答說“用我會的所有語言”，提問者略帶責備地說：“那你就是一個沒有身份認同的人。”但斯洛尼歐斯卡認為，在狹隘的民族認同感中成長起來的人，可能不理解“烏克蘭人的身份是鬆散、包容、多層次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斷發展的”。
但對於移民來說，身份認同除了自我界定之外，更包括周邊社會對我們的觀感。一旦世界局勢動盪，後者才更可能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俄烏戰爭開始後，美國一些“俄裔”移民報告說遭到了毫無來由的歧視和騷擾，即使他們中很多人持反戰立場，有些甚至本身就是烏克蘭移民。一些“俄裔”店鋪和食肆生意受損，顧客不僅取消訂單，還在社交媒體上對這些商家惡語相向。但正如在紐約下東區一家俄羅斯餐館的老闆所說，她本人是俄羅斯人，丈夫則是美國和台灣混血，丈夫的祖父母更是烏克蘭移民，許多這樣的家庭原本代表了族裔的多元化和融合，如今卻因為一個簡單粗暴的標籤受到傷害。
對於這種遭遇，仍然在經歷著疫情引發的反亞裔仇恨浪潮的“華裔”當然也不陌生。在時報的報導中，一位受訪的白俄羅斯移民在談到對戰爭可能在美國引發反“俄”攻擊的擔憂時說：“我百分百擔心出現這種反應，記得疫情一開始很多亞裔被打的事吧，多可怕。”
戰爭開始後，已經有超過200萬烏克蘭人背井離鄉。美國開始向3月1日前入境的無證烏克蘭移民頒發臨時保護身份，確保他們可以合法居留。聯合國預計這場戰爭最終將導致1000萬烏克蘭人流離失所。這個噩夢般的情節目前在“華裔”當代移民史上還沒有對應的內容，希望永遠也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