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关瑞之
序言：大道与大洋之间
在芝加哥密歇根湖畔的阵阵涛声中，在菲尔德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那幽暗的地库与辉煌的展厅之间，封藏着一个120年的秘密。
一个神秘的、馆藏编号为 #32362 的唐代石碑，诞生于唐代开元盛世。唐人杨真把对祖先、亲眷的至诚祈福与对宇宙终极真理——“元始天尊”的敬畏凿入金石，寄望于天人合一的永恒功德。一千一百八十年后，这尊承载着东方深层哲学智慧与祈福寓意的重器，在清廷大臣端方的手中，完成了它最具视野的跨洋远行。
1906年，端方作为大清帝国的使者踏上美利坚。这不仅是一场制度考察，更是一次基于中华传统哲学 “王道” 思想的国际实践——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互信，以德怀远，寻求文明间的理解、祝福和共存。1907年，他将这尊唐碑正式寄赠芝加哥。这并非简单的外交遗赠，而是一场以文化为纽带、以合作为目标的价值共享。
历史集锦回顾：1906年清末大臣端方、戴鸿慈访问芝加哥
这虽是一段鲜被提及的历史，但在中国和美国文献、新闻报道中均有记载。如果读者有兴趣，请花一点时间在当下信息化时代借助人工智能的数据搜索，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本文只为读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引索和最基本的集锦回顾。
重要文献参考：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和《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在1906年1月15日 到25日期间的报道。 （注意端方、戴鸿慈名字的英文历史拼写是：Tuan Fang, Tai Hung-chi. 搜素关键字应包括：帝国考察团Imperial Commission）. 从这两个引索开始，可以搜寻到许多当年清廷五大臣访美的内容。
一． 出洋考政的最高指示和目的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905年7月16日，光绪圣谕如下：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 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 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奔赴东西洋各国，考其一切政治，以期择善以从。 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议奏。
钦此
实际出访大臣，其后做了调整。
二． 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是如何记录芝加哥考察的：
1. 到达下榻
“二十一日（西历一月十五日）……下午五点三十分，车抵市家谷。有该处马苏非罗会社及西人、华商多人来迎。即下榻于大旅馆之分馆（名曰 Auditorium Annex）。楼高十二层，穷极奢丽。”
注释：(1). 时间是1906年1月15日。 (2). 大旅馆Auditorium Annex是今天仍然对外营业的Congress Hotel. (3). 市家谷是Chicago（芝加哥）的译音。（4）.马苏非罗即 Marshall Field.
图片一：端方、戴鸿慈到达芝加哥乘坐汽车
图片二：端方在下榻的酒店前与服务生合影
图片三：芝加哥政界、商界、侨界盛大欢迎端方、戴鸿慈
2. 芝加哥考察
“二十五日（西历一月十九日）……复往观屠兽场。该公司名阿摩（Armour）。规模宏敞，集股至二千万元之多。每日宰牛数千、羊及猪各万余。……其杀牛之法，一人立高平处，持铁锤击牛脑，牛即倒。旋有铁钩钩其
后足，机械转动，曳之而上，顺流而前。剥皮、割腹、洗涤、分肢，皆有专人，不数分钟而一牛之事毕矣。……其割裂之肉，立刻入于冰室，可历数年不坏。”
图片四：端方、戴鸿慈参观肉食加工厂
“二十六日（西历一月二十日）……十点，赴疯疾院。……内分两厢，男女各居其一。其狂甚者，则闭以重室，四周皆充以棉，虑其触壁自残也。其平顺者，则散步园庭，或执微艺。院中游息之所，乐器、图画俱备，所
以融厥神智。……此等举动，固由政教之仁，亦社会不忍之良心、恻隐之至意，最足风矣。”
三． 端方的国际文化实务
作为户部右侍郎戴鸿慈记述了考政，但更深层的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和价值观共享则是由端方（时任湖南巡抚）推动完成的。关于1906年端方访问芝加哥期间的国际文化实务，目前尚无中文记载， 但在疫情前菲尔德博物馆出版的专著文献做了陈述。 这本英文书名为《China: Visions through the Ages》，于 2018年2月 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正式出版。该书由该馆的资深策展与研究团队（Deborah A. Bekken、Lisa C. Niziolek、Gary M. Feinman）联合主编。
书中详细梳理了1906年1月的时代背景。当时大清帝国正处于预备立宪的剧烈转型期，端方（时任闽浙总督, 未上任）与戴鸿慈（时任户部侍郎）率领清廷宪政考察团抵达芝加哥（当时美方档案记录为 “Imperial Chinese Commission”）。
当时，菲尔德博物馆建馆刚满十年（前身为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后建立的哥伦布博物馆），正处于极力扩张国际视野、重构展厅格局的急迫时期（即中文文献中所说的“方茸博物院”阶段）。书中写道：端方作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金石学家、古董收藏家（Tuan Fang, the eminent connoisseur），其政治身份与学术造诣的完美结合，让这场访问超越了普通的外交礼仪。
书中重点复原了1906年1月19日这一天。端方一行正式造访菲尔德博物馆，受到了馆方高层和芝加哥政商界财富精英的热烈接待。
1. 对馆藏的视察与兴趣： 书中提到：端方在参观展厅时，对西方以现代科学分类法、人类学视角展示亚洲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极高的敏锐度。作为金石收藏大家的端方，精准地看出了当时该馆在东亚核心文物（尤其是高端石刻与青铜器）上的欠缺。
2. “造像碑”的赠予承诺： 为了表达对该馆“方茸”扩建、促进中美文明交流以及两国互利共赢的诚意，端方在访问现场当即慷慨承诺：将特地从中国寄赠一件极其珍贵的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品给该博物馆。
3. 书中的造像实物考证： 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件随后运抵芝加哥的文物：一件极具代表性的唐代开元年间石刻造像碑。更为难得的是，造像上带有端方本人在1907年亲手撰写的金石学题记，清晰地刻有“余考政赴美过芝加哥时方茸博物院特寄赠此石”等文字。这件带有晚清重臣兼藏家亲笔手墨、又见证了中美外交文化火花的造像碑，至今仍是菲尔德博物馆中国馆的镇馆核心文物之一。
博物馆专家团队的权威出版物弥补了1906年清大臣访问芝加哥中的文化互动内容。但因为是英文文献，在《China: Visions through the Ages》一书中，并没有对端方所赠唐代造像碑的全文铭文进行一字不落的完整录入，但它对该碑的核心题记（尤其是端方1907年亲笔追加的题跋）进行了极为关键的记录和翻译。本文将对此予以严谨的考证和历史修补。
聚焦神秘馆藏#32362号：那些120年间未被专家们发现的细节
下面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我期望这些考证能够弥补史海钩沉尤其是对当代的金石、碑刻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出洋考政回国后，次年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南洋大臣主要负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开放口岸外交、通商、贸易事务。1907年5月(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端方向菲尔德博物馆寄赠了唐碑。
图片五：菲尔德博物馆库存中的唐碑
图片六：120年前菲尔德博物馆对唐碑的馆藏记录卡
请注意这张馆藏记录卡是 Field Columbian Museum的， 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是 1894年6月到1905年11月。 可以确认这是最原始的馆藏唐碑及捐赠人的记录。
考证一
这块端方寄赠的石碑馆藏已经120年了，这期间所有的考证和学术研究都是基于石碑背面1907年寄赠时中方的英文注释。 而这块唐碑究竟是做什么的，只有正面的碑刻铭文最有说服力。 而石碑正面的铭文在过去的120年间，从未被辨认和披露过。 现在我来弥补一下这个百年的缺憾。 石碑铭文如下：
（弟）子杨真为亡女绫空及七代父母、见存家眷、法界苍生，敬造天尊一铺。 开元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成。
注释：1. 因为碑右下角缺损，失去的第一个字猜测是“弟”。2. “一铺” 是石刻中的术语，是一组人物的意思。
图片七：唐碑正面石刻铭文
根据碑刻铭文，可以较为准确地诠释如下：
1. 这是一座佛、道结合的祈福石碑，通常信徒（弟子们）供奉在道观或寺庙中。元始天尊是道家三清之首，是宇宙开天辟地的化身。 而铭文中“法界苍生”又是佛家的宇宙观，经常出现在祈福回向中。 开元盛世期间儒释道三教合流。
2. 碑的上部：供奉的是道家的元始天尊和侍奉天尊的童男、童女。
3. 碑的下部：四位跪着的是供奉人。
考证二
细致观察会发现：
1. 石碑人物天尊之外，是5女1男 （包括侍奉天尊的童男、童女）。 男子戴帽，女子盘发。 石碑右下两人虽然不能够看到明显的盘发，但着女性连衣裙、胸花，明显与天尊右边的童男着装不同。
2. 5位女性的服装也有明显的不同：天尊左侧的童女和其下方供奉者的服装接近，腰间有飘带， 而右下（童男下方）的两位女性长裙没有腰间飘带。 可以确定四位供奉者都是女性，推测右边两位可能是长辈。
核实如上第二点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也就是必须有大唐开元十四年左右的唐代女性服装样板作为比对。
2010年从美国追索回归的唐武惠妃石椁（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内壁共有10幅画屏。 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病逝，葬于敬陵。菲尔德博物馆所藏唐碑是开元十四年刻造，比武惠妃石椁早11年。因此， 用石椁内壁画屏的女性服饰作为唐碑服饰鉴定比对是可行的。
图片八是画屏之一：一位年轻的女性和一位年长女性的服饰与菲尔德博物馆所藏唐碑中碑底两侧供奉者的服饰非常近似。
图片八：唐武惠妃石椁内壁画屏
考证三
另外，大唐女性的发饰双鬟髻为女童，头发结成双环于头顶两侧。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有道：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双鬟是年轻未婚女性的特征。 菲尔德博物馆所藏唐碑中左下侧两位女性供奉者头顶有明显的双鬟，而右侧女性没有。 所以推测四位女性是两辈人是有根据的，而且两位年轻晚辈未婚。
考证四
这是一个难度大、内涵丰富的问题：杨真的身份明细。
碑将供奉于道观或寺庙中，石刻铭文中应有主要供奉者（造碑人）的实名：杨真。 石碑正面天尊下方有四位女性供奉者的雕像，因此可以推测杨真是一位女性供奉者。 可是在封建制度下，古代女性鲜用实名。 端方在收藏这块唐碑时，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杨真是一位男性。 1907年5月，端方在寄赠石碑前在碑后刻了寄语并在其下做了英文翻译。请见图片九、十：
图片九：唐碑背面的端方寄语和英文翻译
图片十：端方寄语英译中使用的“His”
端方寄语英译中使用男性的“他的”（图中红框内）描述杨真，即“by yangchen to invoke the blessings on his deceased daughter Ling Kung” 。
我的观点是：端方对杨真的身份确认是惯性结论，缺乏逻辑和严谨的考证。 为此，在合理的逻辑推断之外，我需要再寻找其他证据。的确封建制的社会中鲜有女性使用实名，但不一定是绝对的。 举一个反例：大唐开元盛世时期，女性服饰是低胸的。 那是大唐之前、其后的封建朝代不能接受的。 严肃的古物考证需要我们放下任何的执着！
那么对于石碑铭文缺损的第一个字，我认为：端方也推测是“弟”，即弟子杨真。尽管铭文陈述中使用了佛家回向语，但石像是元始天尊。可以推断杨真是开元盛唐时期的道教女弟子。
那么大唐开元盛世道教女弟子（包括居士）可否以实名供奉？现实中不但可以，而且多方面不受封建制度的约束。我举两个例子：
1. 盛唐女诗人李季兰，她自幼入道修仙。在道观期间，她不拘礼法，与当时的名士陆羽（茶圣）、刘长卿等人公开展开文学和情感上的多向交往。
2. 唐玄宗曾下令在全国为玉真公主、金仙公主修建规模宏大的道观，并赐予大量食邑（封地和财产）。女道士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道庵、土地和个人财产。
如果这两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再重温一下李白那首关于女道人李腾空的诗《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
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
若爱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在唐人眼里：道家女弟子绝不是枯槁、刻板的苦行僧，而是代表着一种极高雅、极具文人审美、且拥有独立精神世界的女性阶层。道家女弟子杨真在石碑上镌刻下自己的名字，是对元始天尊的敬仰和虔诚。 李白在诗中亦直呼女道士的名字，这是大唐盛世女性自信、自由的最好历史见证。
考证五
石碑的四位女性供奉者中，哪一位最有可能是杨真？我推测是右二。那么右一的女性最有可能是谁？推测是：杨真的母亲或是姐姐，也就是“七代父母”和“现存家眷”中的一位。母亲和姐姐哪一种更为可能？根据大唐开元年间的成年女性平均寿命是40~50岁，结婚平均年龄是15~18岁。石碑左侧供奉者是两位未婚的女儿，右一极有可能是杨真健在的母亲。
我与端方爷的渊源和考证唐碑的使命感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清末金石收藏大家。端方祖上据说是汉族，姓陶，明末归服满洲。 端方与我奶奶的爷爷裕德 （正白旗，喜塔腊氏）有来往。 裕德是清末东阁大学士、理藩院尚书，朝中称“裕中堂”。他曾几次出任会试主考官，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是他的门生。裕德的胞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庚子年殉国。 我们家中几乎没有谈过端方，但我知道：西泠印社的镇社古印谱《讱庵集古印存》的钤印部分（由裕德收藏，1956年我爷爷捐给故宫）与端方、曾纪泽有关。
图片十一：托忒克 端方
端方之后，两家第三、四代还有来往。 裕中堂的孙子，即我奶奶的胞弟（我的舅爷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啸伯先生民国初期在天津春和戏院下海，与他合作的是民国著名坤伶陶默厂（近代梨园著名的“陶六爷”）。陶默厂就是端方爷的侄女。 陶默厂的儿子，已故京剧表演艺术家、京津名票陶荣生先生是我的旧友， 我们之间仅偶尔聊到端方爷。我对端方收藏、鉴藏品位的了解，大多来自于近代收藏大家完颜衡永的后人。完颜衡永是民国北方著名的收藏大家，他曾接过了端方身后的大量古董收藏。
近年来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化危机感。那就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精致利己的人文世界，让当代人和后辈生活视野极为狭隘，生命意义降低，一切是在被感知和自我感知中生存。 人类文明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相关的美育已近失传，焦虑、彷徨、不确定充满了当代人的生活。
我们的下一辈的传统知识来自于书籍和博物馆中的文物。但是青年一代忙于生计，能读书的人极少， 旅行中参观博物馆的中华文物成为一种在放松状态下的文化熏陶。 非常遗憾的是：古物研究、考古专家们的研究往往又不深入，尤其是与人文价值、传统美育严重脱节。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演义性的古物研究和研讨也是有方向性的，而方向又是由背后的研究基金驱动。
那么未来的结果会是什么？ 在海外各大博物馆内的中华文物由于缺少了学者们的研究（包括演义），同时失去了时代中老中青三代人的关注，最后将被永远封入库存，最后将被廉价清出博物馆。 这种可怕的事情极有可能会在未来的20年中发生。
为此，我尽力运用自身的文化积累为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历史做一点实事。中华传统文化不但是海外华侨血脉延续、传承的基础，也是华侨华人茶余饭后、家庭聚会、朋友相逢时的平安喜乐。 而能够达到如上目的的只有真的历史、真的内容，有文化的故事分享。 我相信：只要做出对文明、历史有价值的研究，总会有志同道合和人们参与和传播，最终受益的将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们。
结束语: 致敬端方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际，请允许我以图文分享一段从未公开的端方寄语，表达我对端方的敬意和感佩。
这一段端方的中文寄语是刻在唐碑背面的。100多年来在文献中公开的是中文寄语下面的英文翻译。 因为语言翻译毕竟会失去一些原文的风采，我现把中文原文与大众分享，这或许是百年来首次公开。 端方寄语铭文如下：
大唐开元十四年三月，杨真为亡女绫空及七代父母、现存家眷、世界苍生敬造元始天尊像一石。法像庄严、字迹遒整、致不易得。余考政赴美过锡加哥时，方茸博物院，特寄赠此石，以誌不忘。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记。
注释：1. 锡加哥即芝加哥。 2. 方茸：正在修建。
图片十二：唐碑背面端方的寄语石刻
这是一段极为大气的寄语铭文。 端方作为清廷赴美要员，以传统王道、文化大国的风范于次年 （1907年）寄赠唐碑，支持正在兴建的芝加哥博物馆。 作为近代金石大家，端方寄赠了一块“致不易得”的珍品。 对元始天尊的尊崇和为世界苍生的祈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王道。 请注意：端方在行文时，特将唐碑正面铭文中的“法界苍生”改为寄语中的“世界苍生”。 行文的落款也是用心斟酌过的。大清官员的正式落款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端方寄赠铭文的落款是：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记。把五个开放口岸的最高领导官衔“南洋大臣“放在清廷封疆大吏之前，增加了国际交流中的舒适感。这些用心的改动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王道精神的体现和在外交上的展示。
在考证唐碑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此碑虽具有极高的文物、历史价值，但唐人杨真祈福请天尊保佑的首先是“亡女绫空”。 送给大型公众博物馆收藏、展出虽无妨，但作为传统的文化大国的礼物是否不大吉利？我甚至猜测：这是端方有意为之的。 这里的“亡女绫空”是否隐喻着：六年以前八国联军入侵中华留下的永久伤痛和对亡灵们的超度？我把这个疑问留给读者们思考。 这种猜测或许并不成立，有一个相左的实事：端方在出访途径埃及期间也曾收藏了3具彩绘人形棺。 如果收藏者不在意古物的缘由，而寄赠的又是大型公众博物馆，一切则是文物价值至上。
其实端方寄赠的唐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文物价值，在过去的120年间和未来的时间长河中，她向人们展示了：庚子年之后中美官方交流史上“第一块基石”，其蕴含的“王道”智慧与祈福精神延伸至今；她证明了百年来中美文明的深层对接，以及于对人类精神终极价值的尊重和共同追求；她永远是海内外华人值得讲述的历史和美好的传世记忆。
2026年5月20日
【刊載/芝加哥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