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亂套就在一瞬間，最近2歲半的老大在學習一些自理能力，有時很棒有時會很糟糕，糟糕的時候碰上才6個月的老二也在鬧，瞬間就會讓人狂躁……”彤彤媽對時代周報記者訴說著身為二胎媽媽的煩惱。
在大兒子1歲時，彤彤媽她意外懷上了二胎，強烈的妊娠反應讓她無力照看大兒子，而丈夫白天上班也無法為她分憂。她曾想過找保姆來帶孩子，但看到一些新聞報道中保姆虐童事件時有發生，讓她心有餘悸。後來，有朋友為她支招，把孩子送到專門接收3歲以下幼兒的托班去，這樣一來既能讓自己喘口氣，孩子也可以快速成長。
彤彤媽動了心，彷彿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有時間就對比家附近幾所托育機構的情況，並最終選定了一家距家步行10分鐘的私立托育機構。雖然平均每月3000元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彤彤媽仍然覺得這比請保姆性價比要高，她和丈夫對此都很滿意。
隨著三孩生育政策的實施，滿足人民群眾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需求顯得極為迫切，托育近年來成為社會熱點話題。
政策的支持以及市場需求的刺激，令托育成為資本眼中的“藍海”，從事托育相關業務的企業數量近年來呈快速增長趨勢。但這是一個剛剛告別無人監管時代的行業，沒有一個跑得通的運營模式，也還未出現一個行業巨頭，因此也造成了托育市場“冰火兩重天”的局面。
隨著普惠性托育的全面推行，商業托育機構創辦者謹慎觀望、積極探索，一些新的發展模式浮出水面。
缺口巨大，資本入局難逃賠本魔咒
與彤彤媽有類似托育需求的家庭不在少數。2021年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下稱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表示，目前我國0至3歲嬰幼兒約4200萬，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需求。
而與旺盛需求相反的是滯後的托育服務水平，據國家衛健委最新數據顯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為7%，雖然一年增長了1.4%，但遠低於其他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在丹麥、冰島、法國、以色列等國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50%。
為解決托育供需問題，國家從2019年開始加大頂層設計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指導意見及配套政策。利好政策的出台和市場需求的刺激令托育賽道逐漸熱起來，據廣證恆生、子虛智庫統計，2019年，托育賽道共發生融資事件12起，打破了此前個位數的尷尬，披露的融資金額約5億元人民幣（下同），而在2018年這一數字為3億元。
同時，一些原本專注K12的教培機構也迅速從“雙減”的陰霾中調整佈局，駛入托育賽道。2021年3月，新東方宣佈首家托育中心正式落地武漢，同年8月，好未來旗下北京彼芯托育服務有限公司在北京、鎮江等地成立了十多家分公司。
但K12高速增長的投融資邏輯在托育行業並不一定站得住腳，托育有其特殊性，單純的“燒錢”已經行不通。
以知名托育早教機構愛樂祺為例，該機構於2017年發佈公告稱，樂清豐裕教育產業基金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收購該公司27.79%股份，愛樂祺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陳靖承諾，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愛樂祺歸屬於掛牌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將分別不低於1700萬元、2300萬元、3000萬元。如果對賭失敗、年淨利潤低於承諾的85%，愛樂祺將面對回購過半股份、股份補償差額、資金擔保補償等風險。
但現實是，2017年愛樂祺財報顯示其年度淨利潤為1501萬元，距1700萬元差不到200萬元。2018年，公司乾脆不再公佈年報，並因此於2019年被摘牌新三板。
政策趨熱，資本趨冷，托育機構賺不到錢
入局托育企業之所以折戟，可以從供給端和需求端找到答案。從其屬性來講，托育行業前期投入較高、回報週期較長，短期內很難賺到錢。
專門從事產業視角下的教育研究媒體“多鯨”就曾撰文表示，由於 0 – 3 歲托育服務的特殊性，市場對托育機構的要求非常高，從室內裝修材料的環保性能到師資、招生、運營、食品安全、設備安全等都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多鯨”測算，一個單體托育機構的財務情況基本是場地成本佔 20% – 40%、人力成本佔 40% – 50%、銷售成本佔 15% – 20%、運營成本佔 10% – 20%，綜合下來其利潤率水平僅在 10% 以內。
即使挺過了創業之初的艱難，也不意味著萬事大吉，市場需求看似巨大，但招不到學生卻是很多托育機構的常態，而這也是導致虧損的一個重要因素。
“托育的招生跟幼兒園不一樣，要主動出擊。”山東海聯光譜幼兒園創始人呂一（化名）認為，之所以要主動，是因為我國傳統的家庭育兒理念仍佔據主流，短期內托育並不是家庭的剛需。
“孩子一般只上半年最多一年就該上幼兒園了，在不少家庭看來，這段時間很短，如果沒有合適的托班完全可以自己帶孩子。而且由於疫情導致的停課時有發生，等到再開學時，這些托班的孩子已經可以上幼兒園了，這時候家長就會猶豫到底還上不上托班。”
有多年幼教經驗的呂一於2019年開始做幼托一體化幼兒園，她坦言開設托班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給幼兒園做引流。“幼兒園孩子的數量是托班的近十倍，但是投入的精力是一樣的，基礎建設費用、人工支出、安保支出，覈算下來，成本甚至比幼兒園還多。”呂一對時代周報記者坦言。
此外，托育機構預收費的模式也存在很大的隱患。以托育直營連鎖品牌紐諾教育為例，今年3月被曝出經營不善，創始人負債一個億的消息後，有幼兒家長表示，如果紐諾教育經營不善的局面已經維持了很長時間，為什麼今年2月還要讓家長們持續升班，提前繳納半年的費用呢？有幼兒家長也表示，自己一般會每隔兩三個月集中繳一次學費，因為孩子太小，這種課不會報得太長。
對此，有業內投資人士分析稱，托育園的課包一般有預收款（課時收入是托育機構的主要收入之一，家長報名前托育機構一般會預收3個月至半年的課時費），如果止損的話就要退費，傷害現金流。如果不退費，虧損會越來越大，最終全面崩潰。“這種業務止損難，在於房租的預付和課包的預收，很多創業者止損不堅決。另一面，部分托育機構完全依賴家長們的預付費進行新店建設，使得資金鍊脆弱，‘跑路’事件頻發。”
在需求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根據國家相關部門的調查發現，雖然托育需求高達48%，但實際入托率僅為4.1%。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割裂？
從艾媒咨詢出具的“2020年中國家庭不考慮入托原因”調查數據來看，有19%的家庭因為費用太高不考慮入托，因為不信任托育機構而不考慮的佔比16%。由此可見，高昂的入托費成為提高入托率的最大阻礙。
時代周報記者在“上哪學”公眾號上查詢到了北京市各區2021年托班的收費標準，以朝陽區為例，該區共有7家私立托育機構，托班月收費從2460元/月至21899元/月不等，平均為9360元/月。
而按照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數據顯示，北京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為90603元/年，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178178元/年。也就是說，在朝陽上托班，私營單位職工每月的工資可能還不夠，而非私營單位員工則需要拿出一半的月工資。
當然，家長對托育機構收費價格敏感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會選擇低價的機構。在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看來，這種割裂恰恰反映了托育市場的缺口，尤其是優質托育仍存在巨大缺口。“大家對托育的品質更加看重，而不是盲目的選擇，目前托育市場參差不齊，市場培育需要時間。”任遠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價格相對較低的公辦托育園一般是在原有幼兒園的基礎上延伸或者改造的，由於有官方背景更容易獲得家長的青睞。但在數量上這類托育園只佔大約20%左右，因此一些公辦托育機構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
政策制定者也意識到了供需雙方存在的問題，多次發文提及要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務投入和建設力度，甚至將發展普惠性托育納入“十四五”規劃，成為國家重點任務。
托育新模式呼之欲出
普惠性托育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著盈利性的商業托育園將失去競爭優勢？
一些專家認為，普惠性托育的發展對私立機構來說並非是阻礙。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茅倬彥指出，公立私立並非界定普惠性的標準，普惠性主要體現在方便可及、價格可接受、質量有保障三個方面。
“商業托育即將迎來窗口期，這幾乎是業內共識。”十牛教育創始人麥健祺認為，未來5年商業托育還是會作為主導，就像以前幼兒園的發展一樣，托育市場的利潤足夠讓資本進入這一賽道。
至於商業托育如何擺脫市場的低迷，在普惠行托育政策刺激下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業內人士對此已經有過諸多討論。其中，早教+托育是呼聲最高的一條發展路徑。
麥健祺曾分析，單一做早教，場地和人力等成本極高，而課程消耗只有週末等節假日時間，日常的空間和人員的空置較為嚴重，而托育剛好彌補空間及人員的空置問題。可類比幼兒園，日常上課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課後的增值課程作為額外收益。所以，在他看來，未來一定是托育和早教相結合為主的模式能獲得長足發展。
除了早教+托育的模式，“托幼一體化”在業內的呼聲也很高。
托幼一體化是指將0～3歲的嬰幼兒教育與3～6歲的幼兒園教育作為教育的整體，托幼一體化也叫“托幼整合”，是幼兒教育與幼兒托育的整合，它針對現行幼兒教育與托育服務兩種制度、幼兒園與托兒所兩類機構進行整合。
為幼教行業提供信息化服務的互聯網平台壹點壹滴的創始人王紅兵認為，幼兒園向下延伸服務做托班有天然的優勢，它有場地，投資成本小、試錯成本低，有穩固的生源和家長的信任，比單獨辦托育動輒投資上百萬風險要小很多。此外，托班的孩子畢業後可以直接升入所在的幼兒園，為幼兒園引流。所以，無論是從資源整合還是普惠性托育服務的角度看，托幼一體化都是大勢所趨。
除了上述兩種模式，長期扎根於在民辦幼教領域的王紅兵最近又發現一條民辦幼教人的“新出路”，在他看來，托育機構跑贏下半場，關鍵在於能夠提供高品質、差異化的服務，而最近一條政策的出台恰恰為民辦幼教人提供了契機。
今年1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下稱《家庭教育促進法》）為王紅兵提供了靈感。其中第七條明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家庭教育工作專項規劃，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和政府購買服務目錄。
王紅兵表示：“錢在哪裡人就在哪裡，政府決定在‘十四五’期間在家庭教育方面投入，家庭教育熱是必然的趨勢，民辦托幼機構可以進行相關佈局。”
此外，在全國婦聯、教育部等11部門近日印發的《關於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下稱《規劃》）中，社區家庭教育也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王紅兵認為，這對民辦幼教人來說是另一重利好消息。
在規範強化社區家庭教育指導方面，《規劃》指出，依託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文明實踐所站、婦女兒童之家等普遍建立家長學校，每年至少組織4次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活動。
王紅兵認為，家庭教育是民營托育機構進軍社區的敲門磚，因為傳統社區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經驗必然沒有民辦幼托機構多，因此托育機構可以幫社區免費建立家庭學校，幫社區免費組織普惠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活動。這樣一來，民辦托幼機構就機會走進社區，利用社區拓展業務、低價拿社區場地辦學，幫幼兒園或者托育機構招生，甚至利用社區開展兒童素質教育培訓等。“社區是所有電商最後一百米必須依託的組織，是連接所有平台與客戶的接觸點，而社區是連接所有平台客戶最後的集合點，未來基於社區的各種生意將會層出不窮。”王紅兵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