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秋，96岁的许渊冲还是一个会在晚饭后骑行半小时的“年轻人”。当晚，他选择了一条新修的小道。月色很美，淹没他，也淹没前面的坡道。半小时后，车子摔倒了，他被送往北京海淀医院。

出院后，许渊冲再不能骑车。坐在扶手椅上，他微瞪着双眼，向众人回忆：月光如水，从某种意义上，摔得还蛮美的。

追求美，哪怕有摔倒的风险，美总是更重要的，似乎是许渊冲这一生的写照。

生命的最后几年，许渊冲还在推进一项“长跑计划”：百岁前译出莎士比亚全集。他深夜在朝南的房间手写出一页，次日下午走进北屋录入电脑，每日如此，雷打不动。许渊冲在工作间翻译。本文图片均为纪录片《这么老的少年》工作照，朱允拍摄。

2017年起，纪录片导演朱允开始跟拍许渊冲，以一个“90后”青年的视角进入另一个“90后”老人的世界。

第一次拍摄，因为要赶着翻译他的莎士比亚，许渊冲把朱允“赶出门外”。到后来，两人成了忘年之交，交往一直持续到最后。

在朱允的眼里，许渊冲“炽烈，蓬勃，张扬”，总在捕捉新的东西，这些即使在年轻人身上也少见。许渊冲在家中看足球比赛。

纪录片拍了三年，朱允最后定名为《这么老的少年》。两个月前，在许老的百岁生日宴上，她播放了预告片。遗憾的是，主人公已等不到正片——2021年6月17日上午，翻译家许渊冲在北京的家中逝世。

许渊冲生前，有一个轮班照顾他的人组成的家庭群，朱允也在群里。群名叫“蛮好嘛”——许老的口头禅。

尽管是相隔遥远岁月的两代人，但朱允觉得，她从许老那里获得了力量。儿童节前，朱允和许渊冲最后一次见面。

译者的时差

2015年夏天，为拍摄一部关于汉语言文化传播的纪录片，我第一次走进许爷爷位于北大畅春园的家。他是这个领域的大人物，屋子却小得出奇。不到七十平的居住空间被分成三个卧室，一间朝北两间朝南。过道逼仄，挤不进一只稍大的三脚架。

许爷爷和夫人照君到晚年作息拉得越来越远，几乎活成两个半球的人。他们各自住在朝南的两个房间，除了必备的桌椅，密集堆放的“书”是两边唯一的家具。北边那间宽度不足两米的小房间被当作工作室，一条沙发配两只座椅，后面的桌子上蹲着厚重老旧的台式机，爷爷遵循一种奇特的“欧洲时间”在两边辗转——凌晨三点睡，早上九点起，“午饭”在下午三点左右进行，晚饭后独自骑行外出半小时，八点多开始休，算下来那应该是他的“午觉”。到暮色浓得化不开，他又会“偷偷”醒过来，躬身坐在卧室桌前，开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翻译。

94岁那年，他为自己制定一项“长跑计划”，要在百岁前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每日的工作量是雷打不动的一页纸。深夜在朝南的房间完成手写，第二天下午走进北屋录入，循环往复。除了固定时刻响起的键盘声，白天的小屋总会被不同的人声占据。客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带着鲜花和镜头涌入，那时我只是他们中不起眼的一个，拖张板凳坐在一旁，听同行的人和爷爷谈话。担心来人听不清，爷爷说话时总是靠得很近，前倾身子，侧着脑袋，声情并茂，看上去总一副很激动的样子。

此前我很难想象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会有这样蓬勃的生命力，住在简陋的屋子，生活作息和周围世界隔一层时差，张口闭口总是某个文学句法翻译。这些时候，照君奶奶总在一旁微笑着看，嘴唇轻抿，弯着眼睛，眼底满是仰慕。那时奶奶已经八十多，但看上去很精神，我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两年后，我接到一个系列纪录片的拍摄任务，负责的那期主角正是许渊冲先生。2017年6月，我带着相机，又一次敲开了那间老屋的门。原计划这场拍摄持续两到三个月，没想到第一天拍摄就吃了瘪。中午时抵达，拍到晚上八点多，爷爷像往常一样去卧房休息，我在房门外等候。三小时后爷爷醒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没有走。隔着半开的门，他说你都拍了我一天了，不需要拍这么多，又问我是在拍什么，我给他解释在拍纪录片，他不明白为什么纪录片要拍他的日常生活，让我走，我问一周来一次好不好？他说不行，你这一天拍得足够了，有很多人拍我，你拍完了，我的生活不能被这么打搅，还有莎士比亚要翻。我只好带着相机灰溜溜离开。走到楼下又返过身来，不死心地张望，暮色四合，整个单元楼都睡熟了，只有他房间里的灯亮着。

再次站到爷爷家楼下是三个月后的中秋，我没有上楼。

这个节日似乎和老人有着天然的关系，他家中来客众多，我找不到理由进入。这趟目的是拍摄灯，拍摄月亮，以一盏灯的明暗作为意象，诠释许爷爷与众不同的作息，是我当天全部的工作量。当晚七点多，镜头对准许爷爷家阳台拍下一组镜头，周围灯都亮着，只有他的房间黯淡。拍完后我到附近吃完饭，慢腾腾往回走，时间近午夜，四围的灯都暗下去，许爷爷家的灯果然亮起来，于是拍下第二组。

正打算离开，却被附近巡逻的保安叫住，对方说：许爷爷九点半出去遛弯，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听完也出了一身汗，转身正撞见奶奶从院里出来，警车很快也开过来。跑动中打开的相机记录下摇晃的画面，我们一行人在对面公园南门口发现爷爷。他扶着膝盖坐在地上，自行车摔在一旁，一字一句地向记录案情的民警报自己的姓名：言午许，渊博的渊，冲是两点水加一个中间的中，最近《朗读者》报道了我。许渊冲出行留影。

病房里的莎士比亚

对于老人来说，摔跤总不是小事。“爷爷许多留法的同学摔了一跤就没了。”奶奶满心担忧地回忆往事。而对于许爷爷，比起身体的衰弱，更怕的是精神上的停滞——病床束缚手脚，他没办法翻译莎士比亚了，出版社的约稿和报纸专栏也只能叫停。好在能做的还有阅读。他躺卧在病床上，朝天花板斜伸出手臂，撑平那几份平日里最爱的报纸——《文汇报》、《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聚精会神盯住一会儿，手臂便不得不放下来，闭上眼睛休息，半分钟后又振奋精神，和被封锁的时间对抗。

后来的日子里，我主动提出给他读报，翻阅报上消息的同时也会分享观点——社会现状、异国见闻、时代政治。他谈起联大的日子，留学的日子，那些饥饿的动荡的岁月，也感慨年轻人现在的好生活……话题频繁跳跃，离不开的依然是莎士比亚。

许爷爷躺在床上用平板看莎士比亚四百周年的晚会，屏幕里声色张扬，他也跟着咧开嘴笑，不一会儿又歪着脑袋睡去。“你去过英国么？”他清醒时会忽然问起。我说出差时去过，他便冒出下一句，“那你去过莎士比亚的故居么？”我摇头。“可惜了，”许爷爷眼底有遗憾，转头又说，“不过也还好，也没啥东西。”我大笑。我们就这样变得亲近，他对我的称呼变成“小朱子”、“小允子”，也渐渐理解了拍纪录片是怎么回事，把它当作一种视频文献，给了我很大的自由。

在病床上躺了十几天，许爷爷被推进手术室。主刀医生姓张，不久前刚在休假中看过许爷爷参与录制的那期《朗读者》，节目里爷爷一身西装坐得笔直，用那副招牌大嗓对着观众说：我的名字已经比名片还要响一些了，名片不送人家也知道！他觉得有趣，几天后接到院里电话，通知院里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老人，要准备手术。张医生告诉我们，他当时就觉得电话里听到的名字耳熟，上网搜过才恍然大悟。

后来那场手术是开着古典音乐做完的，他一边给许爷爷背诗一边做微创手术，许爷爷被推出来的时候精神很好，高兴地朝医生歪头笑：太好了，你们太好了，这神刀了！许渊冲坐轮椅出行。

爷爷年事已高，为继续观察病情，还是被推进了ICU，身上插满管子，监控各项身体指标。病房里有24小时看护，家属通常不允许进入。我依然每天接奶奶从家里过去，守在病房外面看是否需要帮助。等待的第三天，一名护士出来，说爷爷要找“小朱子”。我穿上防护服，接受医护人员的各种叮嘱，心里忐忑不定，想不明白爷爷为什么在这时候找的不是奶奶而是我。到病房里，只听爷爷开口便问，有没有带那张“特别重要的报纸”，我说带了，他要我为他读。

我哭笑不得，只好站在ICU里为他读报。那份报纸按他要求打印成三份，一份给奶奶，一份送去北大，一份给我。报上有他登载的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古诗的翻译原则——爷爷坚持译者要通晓古诗本意才能进行翻译，并在此基础上驳斥“国外汉学家比国内学者更适合翻译古诗”的观点。护士在旁边催促，爷爷硬是要我给他读完，一边听一边判断文章是不是经过删改。最后几分钟，他又拿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孔子老子作对比，谈起中西方文化差异。我在那一刻感到震撼。躺在ICU病房，他看上去像一台通电的大机器，在对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时刻，他只需要一个人，而那只是一个能为他读报的人。我意识到此前我把这一切想得过于简单，只当“读报”是一种阅读行为的辅助，并未意识到对于一位病床上动弹不得的知识分子，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诉求。

等爷爷从ICU出来，我主动和他一起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暴风雨》。我没有语言天赋，对翻译也无兴趣，平日里只把英语当成工具，不影响工作就行，做出这项提议只是想给他更多精神支撑。买来2000多页莎士比亚全集，我像看天书一样逼迫自己阅读。翻译比我想象中还要难上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英语加上架空的历史背景让我感到折磨，最后的办法是将所有找到的版本揉合折中，抄写上交，算完成任务。

许爷爷却对每个句子抠得仔细，拿红笔做标注，我从他手里拿回的纸页总是全篇飘红，他一字一句地与我讲解，反复几次，终于还是决定独自继续这项工作，直到几天后出院，他把莎士比亚从病房重新带回家。

自行车不能再骑了，但翻译还要继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