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頭條

上海滋味养成史

1901年,一个名叫冼炳成的广东佛山小伙子,来到上海谋生。

他在城隍庙豫园一带支起小摊,起名“小广东”,主卖广府风味的鱼生粥、广东馄饨、陈皮梅、果汁牛肉干。

因为口味地道,价格实惠,不仅广东人喜欢光顾,生活在老城厢的上海人也愿意来尝尝新。一来二去,生意很快做大。

冼炳成的商业野心迅速膨胀。他为自己改了个名字“冼冠生”,意为“生来就是冠军”。十几年后,他的企业“冠生园”成了中国最大的食品公司。

事实上,冠生园的奇迹,只是上海那个意气风发年代的缩影。就在短短几十年间,这座平平无奇的县城,跃升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高速发展的经济造就了空前发达的金融、文化、娱乐、体育和美食业态。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后说:

牛扒、汉堡、寿司、刺身、粤菜、川菜,在上海,只要你想得到的食物,没有吃不到的……这里有高楼大厦,也有纷杂的商户租铺,街道上各种摆摊的小贩熙熙攘攘,这番景象倒是与日本的庙会很相似,但东京的热闹程度和上海相比,相差甚远。

No.1 壹

开埠以前的上海,确实乏善可陈,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沪”这个字,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

陆龟蒙《渔具咏》里说:纲罟之流,列竹於海澨曰沪。注:吴人今谓之簖。

“簖”这个字至今依然在使用:上海隔壁的泰州人,把本地产的大闸蟹称为“簖蟹”。意思是拦在竹编栅栏中养大的螃蟹。顾名思义,“沪”就是插在海上用来饲养鱼虾蟹的栅栏。

上海的味觉基因,与海洋有关。

大约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上海西部青浦、松江、嘉定的土地,逐渐在长江口泥沙的堆积下露出海面;但今天整个上海版图,要在2500多年后的明朝才彻底形成。

从地图上看,上海的背后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农耕区,上海的面前,则是一望无际的东海。数千年的时间里,江南百姓在这片滩涂上,从大海讨生活、向大海要土地。

这种生活方式,构成了上海饮食的底色:洄游类鱼虾蟹,是每个上海人的心头好。

无论是一勺葱油一勺酒酿,清清淡淡蒸制的鲥鱼;还是白水汆过,姜丝香醋点蘸的大闸蟹;又或者是烧到胶质软烂,汤汁黏唇的河豚。它们都是在上海会客时最有面子的大菜,也是上海饕客们烹制家宴的必选项。

哪怕是落魄的上海人,每年端午前后,都要来一碗六月黄烧年糕解馋;清明时节,煮一碗刀鱼馄饨犒劳自己;再不济,只有一点点刀鱼味的刀鱼汁面也好。年糕入口、鱼汤下肚,抹抹嘴巴,说声“咪道嗲”,这是很多上海孩子共同的记忆。

本质上来说,刀鱼、鲥鱼、螃蟹、河豚这些洄游类的水产,既拥有淡水水产的细腻,又有海产锐利的鲜味。它们能在上海登堂入室,根植于上海人饮食习惯的最高处,与上海的地理变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片江南地区最年轻的土地,也同样拥有整个江南最外向的味蕾。

No.2 贰

上海是一座复杂的城市。

因为背靠粮仓,上海人有着江浙地区传统的,慢悠悠的、笃定的、谦退的性格;因为面向大海,上海人又对所有新鲜、未知事物有着无比的好奇和强烈的探索欲;又因为占据长江出海港,码头城市所拥有的市井气、江湖气,也能在上海找到明晰的痕迹。

有位摄影师说,上海是全国最容易找到高楼大厦与市井巷子、买菜老爷叔与时尚靓妞同框镜头的城市。

各种文化的融合,其实早有端倪。

公元1277年,就在攻灭南宋后第二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将原本隶属于嘉兴府的华亭县单独划出,升格为松江府;十五年后,蒙元政府又在松江府北部的区域设立了一个新的县城:上海县。

这两件事,常常被视作上海城建史的开端。很显然,与周边一群“山外青山楼外楼”,充满南宋文弱雅致风情的城市苏州、无锡、嘉兴、湖州、杭州相比,建设一座功能和气质完全不同的城市,极有可能是蒙元政府的有意为之。

但从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作为一个版图面积空前的大国君主,也许忽必烈已经预见到了这块土地在海洋时代的巨大价值。

今天的上海饮食,依然与周边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羊肉和酒。江南地区习惯在冬天吃羊肉、温黄酒。而在上海很多地方则反其道行之,会在最热的夏天吃伏羊、喝高度白酒。

很多老人甚至大清早出门,前往专门喝早酒的小铺子里,一盘羊肉、一碟蚕豆、二两白酒,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也是最惬意的社交时间。

在重庆秀山、湖北荆州、湖南岳阳、安徽马鞍山等长江沿线的码头城市,也同样有着类似的早酒文化。

此外,相比标榜清淡、清新的江南菜系,上海的“浓油赤酱”更显得独树一帜。无论是酥烂化渣的红烧大排、肉质甜美的油爆虾、酱色红亮的排骨年糕、红汤亮油的油焖笋、浓汁稠芡的草头圈子……站在它们背后的,都是浓郁的酱、重色重味的糖和厚重的油。

江南地区含蓄文雅的气质所剩无几。

仔细解构上海本帮菜的“浓油赤酱”,也许更多来自于浓墨重彩的徽州菜、长于腌腊的宁绍菜,它们与苏锡本地的甜结合在一起,诞生出的“混血儿”。

此外,上海人对于面食的追求,在江浙地区首屈一指。无论是红遍上海滩的葱油饼;享誉中外的南翔小笼包;或是上海小囡们最爱的生煎、锅贴;或是极具海派风情的面条辣肉面、咸菜肉丝面、葱油拌面;又或是上海人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烤麸……

每一种面食,都带有鲜明的上海烙印:香、甜、油、润,既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果腹的干粮,又能登大雅担当文人士大夫佐酒饮茶的良配。

从表面上来说,上海这些奇特的、鹤立鸡群的饮食习惯,来自山东、苏北、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移民的迁入。但它们能在这座城市真正扎根并代代相传,与它包容、外向的城市性格,与杂糅的城市特质,有着深刻的联系。

No.3 叁

因中英《南京条约》开埠,是上海腾飞的最早契机。但其实,《南京条约》一共划定了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在内的五座城市。

仔细考究,这五座城市在当时有很大区别: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

某种程度上说,是通商、开埠、租界建设,成就了上海后来的繁华。

拧巴的是,上海人最初并不太看得起洋人:由于历来倚靠苏州府、松江府,来自吴语区的书卷气贯穿了这座城市的审美正确。深入民间“耕读传家”的优越感,都让这里的人们对番邦外夷有着天然歧视。

在开埠之初,上海人看不起欧美饮食人,不与之杂居。今天最繁华的外滩,还是上海人从来不会去的荒滩。至于对方的饮食,上海人也不称其为“西餐”,而是歧视性的称呼“番菜”。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列强“赔款”流入上海、变成租界的基建;同时,太平天国起义和小刀会起义又逼迫上海百姓进入租界寻求避难,打破了各大租界华洋分居的惯例。

这是来自西方的医疗、教育、生活方式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普通中国人面前。对于晚清的上海人来说,这意味着亲眼目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上海街头看见的其貌不扬的老爷叔,也许在送完孙子、买完菜之后,就喝起了咖啡、抽起了雪茄——这种魔幻生活方式的本质,就是上海领中国之先,西学东渐的大历史。

光绪年间,福州路出现了西餐馆“一品香”,紧随其后,“海天春”“江南春”等西餐馆子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晚清小说《海上繁华梦》里,详细描述了沪上吃西餐的细节:“那一品香番菜馆,乃四马路上最有名的,上上下下,共有三十余号客房。四人坐了楼上第三十二号房间,侍者送上菜单点菜。幼安点的是鲍鱼鸡丝汤、炸板鱼、冬菇鸭、法猪排,少牧点的是虾仁汤、禾花雀、火腿蛋、芥辣鸡饭,子靖点的是元蛤汤、腌鳜鱼、铁排鸡、香蕉夹饼,戟三自己点的是洋葱汁牛肉汤、腓利牛排、红煨山鸡、虾仁粉饺,另外更点了一道点心,是西米布丁。侍者又问用什么酒,子靖道:‘喝酒的人不多,别的酒太觉利害,开一瓶香槟、一瓶皮酒够了。’”

浓浓的中西合璧风跃然菜单。

根据上海地方史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名望的西餐厅已经超过200家,为当时全国城市之最。尤以霞飞路和福州路最为集中,包括罗威饭店、德大西菜馆、凯司令西菜社、蕾茜饭店、复兴西菜社和天鹅阁西菜馆等等。

罗宋汤和炸猪排就是诞生于那个时代的典型餐食。当时的沙俄贵族流亡上海,按照吴语的发音,上海人把Russia译为“罗宋”;落魄的俄国贵族,被上海人戏称为“罗宋瘪三”;根据俄国人常吃的红菜牛肉汤,上海人则发明了“罗宋汤”。

没有红菜头、改用卷心菜;红色不够,就加番茄丁与番茄酱;没有条件熬牛肉高汤,就用碎牛肉代替,再不济的,红肠切丁也能替代。总之,罗宋汤不是给俄国人吃的,而是家常、饭店处处都有的,上海人共同的时代记忆。

沪式炸猪排与日式炸猪排有着极大的区别,后者讲究外焦内嫩,肉汁四溢;而前者则要用刀背拍到极薄,炸到干、焦、脆,一口咬下去掉屑。究其源流,可能来自于德国人带来的维也纳炸排。

和德式炸排需要搭配越橘果酱一样,沪式炸猪排也要搭配一碟蘸酱。正宗的要用辣酱油。这种被粤港人称为“喼汁”的调味料,原型是英国的“伍斯特郡沙司”。它由蔬菜、香料熬成浓汁,再添加醋酸的调味料,酸甜辣交织,既洋派,又符合本帮菜浓油赤酱的传统。

解放后,上海滩的西餐馆纷纷关停,著名的罗威饭店改名为红房子,几年后又改成红旗饭店,卖的是鸡毛菜和排骨汤,但菜单里留下了一道神秘的“油拌土豆”,熟客们对此心照不宣,因为它本来的名字是土豆沙拉。

烙在上海基因深处的,关于海洋的一面,从未消弭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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