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頭條

【時評天下】共赴國難 — 第二次國共合作與蔣介石的策略/ 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秘書長)

 

1930年至1937年,中國的局勢,是日本的侵略已一步步逼進。

內憂外患迭至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的一二八淞滬會戰,最後雙方同意停戰。1935年日本染指華北,雖有「何梅協定」,但中國軍隊撤出華北,仍是事實。到1935年底,國內抗日情緒高漲,已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對當時對中共的策略有所調整。

1930年蔣介石在國內,則面臨與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1933年有閩變(19軍與共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陳濟棠兩廣叛變事件。1930年至1935年間中共紅軍在井岡山及瑞金成立蘇維埃政府。蔣介石策動五次軍事圍剿,最後中共紅軍遠走陝北。

蔣介石抗戰之前的戰略是「先安內,后攘外」,認為只有中國統一後,才有足夠力量一致對付日本,同時也要爭取政治及軍事的準備時間。

中共中央紅軍從1934年10月開始離開贛南,進行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當離開時總計89786人,但到1935年10月19日抵陝北保安縣、吳起鎮時,人數已不足8000人。

在蔣介石的眼裡,當時中共的實力已無足輕重,因此為配合對日本抗戰的需要,蔣介石一方面需要國際援助,一方面想用政治手段來解決中共的問題。

剿共有成,國共合作機不可失

1935年的國際情勢,英、美暫不可能對中國援助,而德國已在抗戰前協助中國訓練部份陸軍,並銷售軍事裝備。但在對付日本的共同立場上,中國與蘇聯結盟是有可能性的。

因蘇聯在歐洲正面臨希特勒德國的威脅,為防止日本對西伯利亞及外蒙古的染指,同時避免兩面作戰的可能性,也有必要支持蔣介石委員長的抗日作戰力量。

1934年夏季,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紅軍作戰,已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他即派其私人代表蔣廷黻赴蘇聯,探測蘇聯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

1935年華北事件最後與日本達成「何梅協定」,在簽署數天後,蔣介石即指示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親赴蘇聯駐華大使館,拜會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告誡蘇聯,日本製造華北事件的目的是包含有進攻外蒙古的企圖,并詢是否「打算與中國簽訂互助條約」。

同年10月18日,蔣介石在孔祥熙住宅與蘇聯駐華大使秘密會晤,蔣介石正式提出蘇方願否考慮與中國簽定一個軍事協定?此時蔣介石心目中,一方面希望與蘇聯結軍事同盟,一方面又顧忌蘇聯與毛澤東紅軍的關係,不能因與蘇聯結盟導致蘇聯暗中支持毛澤東紅軍。

1935年12月19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拜會蔣介石,蘇聯政府同意與南京政府就軍事互助協定一事進行具體的討論。蔣頗為興奮,同時提出希望蘇聯能支持中國的統一,蔣的態度是不反對共產黨的存在,并認為共產黨像其他政黨一樣,有權表達自己的見解,只是共產黨以推翻中央政府為號召,所以他不得不對共產黨採取嚴厲措施。當時在會談中,蘇聯駐華大使對蔣的看法表示支持。

在會見蘇聯駐華大使之後,蔣認為用政府手段來解決紅軍問題應正式排上議程。同年12月21日,蔣即命鄧文儀赴莫斯科,三天後派陳立夫化名李融青及俄文秘書張沖(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駐俄大使程天放隨員身份前往歐洲,暫住柏林,負責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任務,并代表南京政府與蘇聯政府談判兩國簽訂軍事互助條約問題。

1936年元旦過後,鄧文儀抵莫斯科,透過中華民主革命同盟駐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與中國駐共產黨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聯絡,王明先派潘漢年先出面與鄧文儀見面,了解鄧文儀的意圖。

同年1月13日晚,鄧、潘倆人在胡秋原寓所見面,鄧表達受蔣先生之託來莫斯科找王明,討論彼此聯合抗日的問題,因在上海及南京等地無法與共黨聯繫上。此一會晤可說南京政府表達了聯合共產黨的原則已確定,但最關鍵的是如何解決統一和取得蘇聯援助的問題。

1月17日,鄧文儀與王明會晤,鄧明確轉達蔣介石有關兩黨合作的具體建議,即:

1、關於政府。取消蘇維埃政府,請所有蘇維埃政府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

2、關於軍隊。紅軍應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因要抗日,一定要統一軍事領導,政府與紅軍的政工人員應該相互交換;

3、關於黨的問題。可考慮二個方案,一是恢復1924-1927年兩黨合作形式,另一是共產黨獨立存在。

如果這些問題可解決,紅軍目前的困難南京政府會幫助解決。紅軍應赴內蒙擔負抵抗日軍進攻的任務。鄧也明白表示,希望中共能積極促進蘇聯援助中國。

但1月23日鄧文儀匆匆打電話給王明,請求見面,但一見面即說後天不能與中共代表一同赴海參崴,因他獲電報須要到柏林,因而此次談判未能成功。

事實上,鄧文儀與王明協商時,1月22日蔣介石與鮑格莫洛夫見面,這位蘇聯駐華大使明確告知蔣介石,蘇聯政府拒絕向中共施壓,並說明蘇聯對中共紅軍無任何影響力。

國共聯合抗日,暗流不斷

1935年底,蔣介石已另啟對中共接觸之門,即令陳立夫接辦對中共的接觸與溝通。

1935年12月底,陳立夫手下中統副局長曾養甫通過湛小岑找到華北地區中共地下組織,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及呂振羽前往南京,1936年湛小岑根據陳立夫、曾養甫的意圖,擬定具體意見,要求紅軍放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承認蔣介石政府的權威,贊助其統一中國,以便最終實現合作抗日。

周小舟方面根據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對案:

1、立即發動抗日戰爭,2、開放民主自由,3、釋放政治犯,4、恢復民眾組織與活動,保護民眾抗日愛國活動。此時蔣介石對中共及紅軍的最基本合作條件,是「紅軍改編,蘇維埃改制」。

另外蔣介石透過宋子文及陳果夫兄弟,透過宋慶齡找到原屬中共特科的董健吾及張子華,分別在1月中旬及2月中旬托董、張二人經西安轉入陝北蘇區轉達蔣介石政治解決的方案。

2月中旬,西安剿總代司令張學良詢南京蔣介石證實二人使命後,張學良用專機送董、張二人至延安,再轉陝北,2月27日抵陝北蘇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向中共中央說明此次使命主要策劃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孫科,實際負責是陳果夫、陳立夫及曾養甫。

蔣介石的策略是要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軌道,引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共赴國難之政策下,中共取消蘇維埃制度與策略,接受南京政府,但此時中共的對策是堅持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合作形式。雙方有接觸,但分歧頗大。

打打談談,各取所需

1935年10月中共紅軍五、六千人過黃河,入山西,使國軍與紅軍之間進一步緊張,山西閻錫山首次請國軍中央軍入山西增援協防。

1935年10月至11月,張學良部隊與中共紅軍多次作戰不利,導致董、張二人到陝北後並無進展,反而使張學良理解到南京蔣介石願與陝北中共中央接觸,使其「剿匪」工作消極處理,但期望能政治解決與共黨關係。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已秘密與周恩來在延安見面,張學良與周恩來己有建立西北抗日聯軍的意圖,而蔣介石此時也想重新打開政治解決之門,一方面南京中央軍已逼使紅軍退回陝北,而5月15日中統曾養甫與周小舟、呂振羽再度秘密談判,南京方面明確提出:

1、停戰自屬目前迫切之需,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晉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

2、國防政府應就現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

3、對日實行宣戰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

4、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責任,并促進聯俄。

此四條件中共並不滿意,一方面想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聯軍,一方面仍繼續與南京政府接觸,與蔣介石周旋。

經過多次湛小岑與周小舟及呂振羽的談判,陳立夫的條件是共黨方面必須以全部政治軍事力量置於南京政府統一之下,要放棄蘇維埃政權,承認并參加國民黨為主體,經過改善的現南京政權。這也就是否定了中共所提的國防政府及抗戰聯軍主張。

1936年8月,潘漢年奉王明之命進入陝北蘇區,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有關統戰的新指示,8月15日共產國際的政治指示電,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原有的「抗戰反蔣」方針,徹底改變聯合反蔣派策動反蔣的方針,并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對手。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并起草《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願派全權代表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時間與中國國民黨全權代表開始具體實際談判,實現「兩黨共同新合作,共同救國」。周恩來於8月31日及9月1日分別親筆致信曾養甫、陳立夫、陳果夫,首次表示願外出進行商談。

但此時蔣介石的態度是兩黨並非合作關係,軍隊也必須改編。而曾養甫此時歡迎周恩來外出談判,蔣介石也令陝甘晉綏四省「剿匪」總指揮陳誠致電西北「剿匪」總部,為周恩來外出放行。

此時莫斯科同意對紅軍提供援助,中共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也北上甘北與紅一方面軍會合。開始為接取蘇援而發動的寧夏戰役,另紅三方面軍前來會合,引起中央軍的追剿,中共在軍事方面已臨非常大的危機。

中共此時在政治方面不得不考慮做些讓步,但暫不派周恩來外出談判,而改派潘漢年為中共中央代表,帶著《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前往南京與陳立夫進行談判。

中共的草案的主要內容是:

1、國民黨停止進攻紅軍,給予適宜根據地,承認在抗日戰爭時,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指揮與統一編制,紅軍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

2、在國民黨承諾改革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及被捕的共產黨黨員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

3、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真正對日武裝抗戰,要建立統一全國軍事機關。紅軍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有必要參加全國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之必要,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人員在此種機關中佔主要領導地位。

此時蔣介石最關切的是有關紅軍如何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1936年11月初,陳立夫與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談判,陳立夫提出:

1、對立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2、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一律出洋半年,回國後按才錄用,共黨與政府幹部可按才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3、軍隊問題解決,其他政治問題皆好辦。陳立夫表達軍事方面事,最好請周恩來親自與蔣介石見面。可以考慮從300人擴大到10000人。

由於雙方立場相距太大,潘漢年提出能否先談停戰問題?但陳立夫斷然拒絕,絕無可能,陳立夫說明「蔣介石認為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雙方進入僵局,有再度溝通,但紅軍軍隊事無法解決,談判也無法進行,12月時蔣介石的條件已改為紅軍人數可保留30000人左右。

西安事變,停止剿共

1936年4月張學良已與周恩來見面,談私下合作抗戰事宜,但蔣介石不知情,而蔣介石與中共中央有聯繫,張學良是知情,但同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仍發動西安事變,將蔣介石對中共的策略打亂,原本是中央軍進駐潼關,以軍事威懾造成與中共政治解決的目的。

西安事變在蘇聯反對張學良的兵變下,導致中共亦改變態度,要和平解決,12月25張學良送蔣介石到洛陽,次日回南京。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與周恩來曾二次見面,根據中共的資料,蔣介石同意「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的條件下,「停止剿共,聯紅抗日」,並請周恩來可直接在蔣回南京後在會晤,談解決具體問題。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確實停止「剿共」,中共方面因國軍大軍壓境,實力懸殊太大,不宜再採取對南京對抗。蔣介石此時派顧祝同、張冲及賀衷寒與周恩來、葉劍英會商,經過多次談判,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共軍隊的轄區、紅軍改編為國軍的編制人數及軍餉問題。蘇區政府改制及中共人員參與南京中央政府工作,但最後的拍板仍需要蔣介石與周恩來會商。

蔣介石電約周恩來3月22日至25日來上海會晤,周恩來在22日與張冲同機往上海,24日周恩來將中共對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意見以信函方式遞交蔣介石,25日周唔宋美齡,問其提交15條書面意見。三月下旬,周恩來在潘漢年陪同下來杭州直接與蔣介石會談,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各自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周恩來提出六項意見,1,甘寧區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2,紅軍改編須逹四萬人。3,三個師必須設總部。4,國民黨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訓人員。5,紅軍學校必須辦完本期。6,紅軍地方須增加。蔣介石表示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後,與他永久合作,至於談判的具體問題,仍由陳立夫、宋子文負責。

三月三十日周恩來返陝北,潘漢年留在上海與陳立夫、宋子文就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包括紅軍改編及其經費等問題進行磋商。

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再派張冲赴西安,催促中共中央迅速確定「雙方合作綱領及編制人事」等,但因馬步青、馬步芳軍消滅了河西紅軍(包括四方面軍),國共之間再度產生摩擦,但雙方仍決定繼續協商。

周恩來與顧祝同、張冲會談,中共方面堅持紅軍人數必須達到四萬五千人之數,而改編至少要在六月才能起動,周認為還需面見蔣介石才能解決,但因蔣介石身體不適,要休養,周恩來與顧祝同、張冲約了五月初與周恩來再會談。

到五月八日張冲電蔣介石,關於軍隊問題,結果勉強削到十五個團之數,編成三個國防師,統率於一個指揮部,受行營節制,并建議先派一視察團到蘇區了解實際情況。

廬山會談起決定性條件

五月九日蔣介石同意派團視察及見周恩來,五月二十七日周恩來飛抵上海,六月四日經南京轉廬山與蔣介石會晤,向蔣提出十八個問題,主要問題有八個,即1、綱領及組織問題。2、停止剿共,釋放政治犯。3、邊區政府組織問題。4、改編紅軍為三或四個師,計四萬五千人,學校五千人,地方部隊一萬人,工兵約一萬人,遣散一萬人,共計八萬人。5、經費正規軍每月六十萬元,學校五萬元,地方行政及部隊經費十五萬元,遣散及善後費約六十萬元,收回蘇票120萬元。6、修改國大選舉法,至少宣佈重選。7、召集國防會議,劃分軍區。8、提議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會議,磋商   及討論憲法草案。

蔣介石並不滿意周恩來的提議,對紅軍的處理,蔣給紅軍三個師的番號,并委任師長,三個師仍照十二個團編制,人數可容至四萬五千人,三個師以上總部不能設立,朱德、毛澤東需離開軍隊,出來做事。

邊區政府中央派正長官,邊區自己推薦副長官,經費照軍隊人數編制的一般規定發給,行政經費亦照規定發給,善後費用可由中央另算,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蔣指定國民黨若干人,共黨推出同等數目的幹部組織,蔣介石為主席,並有最後決定權。同盟會可與第三國際產生組織關係,以暫代共黨關係。

但周恩來難以接受,最後蔣讓步可在三師之上設一個政治訓練處代行指揮權。

廬山談判雖未最後定案,但中共中央已了解蔣介石合作的願望,周恩來回延安後電張冲表示,「歸來轉達蔣介石先生領導合作誠意,黨中同志極感興奮,目前正在磋商一切具體辦法並起草宣言,一俟似即當首途南京」。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中共中央是日決定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三人應蔣介石邀請經西安飛抵上海,十四日抵廬山,有關紅軍指揮權問題是雙方最重要的議題,蔣介石堅持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接隸屬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

十七日蔣介石、邵力子、張冲與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會談。但對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雙方仍存分歧,而此時共產國際又堅持紅軍及蘇區必須全權由自己包辦不應讓步,因雙方無交集,周恩來等人返回寧滬。

7月27日,蔣介石電催共產黨人在十日內改編完畢,明示南京將發表三個師的番號及各師旅團長與政治主任名單。

但中共中央的反應是1、八月十五日前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二、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并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2、三個師四萬五千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蕭勁光為副,3、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割,4、擔任綏遠方面一線,中共的反應是不管南京承認與否,要設中指揮部。

7月31日南京下達三個師的番號,並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數及編制改編,8月3日電周恩來要紅軍立即向綏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發抗日。

8月4日,蔣介石正式頒發紅軍改編後的師旅團番號,并由蔣鼎文電中共中央,「頃奉委座面諭(一)限期貴部於八日至十日出動,當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畢工作,(二)正副指揮及宣言仍須待抗日實現時發表(三)政訓主任及師旅團長均已照單發表,惟參謀長仍由中央選派」。

至此,南京方面也同意改編後的紅軍設立總部。

國共軍事合作正式開始

1937年8月13日,日本開始大舉進攻上海,國共兩黨對彼此的歧見不得不轉趨軟化,關於共同宣言,雙方皆有讓步,因全面抗戰已展開,蔣介石直接電令紅軍參加對日作戰,中共也以國民革命軍第一一五師第一旅為先遣部隊,依照蔣令向前線出發,到此時,國共兩黨的軍事合作正式實際開始。

8月18日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為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8月31日南京政府決定丁惟汾為正,林伯渠為副,八路軍政治部周恩來為正,李富春為副。

中共並不同意蔣介石的任命,另以林伯渠為長官,張國燾為副長官,以任弼時、鄧小平為政治部正副主任。並反對南京派高級參謀,但如改為聯絡參謀並改派紅軍同意之人選則不拒絕。

由於對日抗戰已進入上海保衛戰最危急之時,蔣介石對中共的種種要求也有妥協與接受。

中共發表宣言,國共合作抗戰

9月22日,在國民黨同意之下,中共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要點為:

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戰線的職責。

中共的宣言的發表及蔣介石公開發表談話,承認接納共黨,終於結束了從1934年以來經過曲折接觸及艱苦談判的過程而達到蔣介石以政治而非軍事手段,暫時解決了共產黨問題,也使全面抗戰期間,獲得寶貴內部和平,也獲得一個中國統一的局面。

雖然抗戰期間國共之間仍有分歧、摩擦,但總體來說,蔣介石達到政治解決共產黨的目的。在抗戰初期也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而共產黨也因國共再度合作,而免於被完全消滅的危機。

國共二次合作也印證任何談判的成功,是需要雙方的妥協與基於各自皆有需要,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國共的第二次合作使蔣介石可專心對付日本侵略,爭取到寶貴的時間與空間,終於在1945年獲得抗日全面勝利,而中共也因國共合作,加入抗戰,在中國北方打游擊戰,擴大地盤,因而建立了戰後雄厚的武裝部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