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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主义崛起、政治极化与堕胎权问题上的争议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以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为代表的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在美国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有文章主要强调他们在思想方面对堕胎问题发表的看法,较少谈及他们如何通过参与政治议程实现自己的思想抱负。

这些宗教保守力量通过控制共和党议程,同时借着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东风,成功实现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权利运动的反攻倒算,并且在未来极有可能推翻更多权利运动取得的成果。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堕胎是自由”集会。上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废除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让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堕胎。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堕胎是自由”集会。上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废除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让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堕胎。

一、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演进

世人广泛认为,1964年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历程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崛起,他在党内初选中对代表自由派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胜利,代表着两派力量在共和党内部的此消彼长,为1980年罗纳德·里根成功当选总统奠定了基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戈德华特所标榜的保守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在个人生活中不断扩张的影响,希望回归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及个人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利。表现在政策主张上,便是对联邦政府规模和税收的关注。正如里根所言,“政府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便是个问题。”因此在堕胎问题上,戈德华特支持女性自行决定是否堕胎,反对政府干涉。1967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经过多日犹豫后,签署法案,允许妇女在成为性侵或乱伦受害者,以及生理或心理健康受到威胁时进行堕胎,这是美国最早的将堕胎行为非罪化的法案之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党内的保守主义开始发生变化,强调宗教与社会保守价值观念的势力逐渐占据上风。里根与花生漫画的作者查尔斯·舒尔茨多次通信,其中一次提及,1970年的一期花生漫画让他重新思考堕胎问题,并回忆起了在签署法案前经历过的思想斗争。该则漫画提出的问题是,“假如有一位漂亮且高度聪明的孩子在天堂里等着降生,可他或她的父母认为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足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该漫画触发了里根去探究他所签署的法案的影响,听信了所谓的心理学家花上五分钟时间便认定妇女具有自杀倾向,好让她们得以实现堕胎的说法。在他签署堕胎法案近十年后,里根公开宣称该法案是个错误,妇女只有在遭受性侵、乱伦或有死亡危险时才可进行堕胎。

在个人观念之外,宗教保守势力对共和党日益增强的影响与控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共和党政客转向反对堕胎。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权利运动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致使多元的声音与多样的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知晓和接受,却也引发了宗教与社会保守人士的恐慌,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决心予以反击。老杰瑞·法威尔牧师在1976年决心摒弃政教分离的原则,举办了一系列集会,宣扬他的保守社会主张。与同一时期的“基督之声”一道,他在其后成立的“道德多数派”组织在动员草根宗教保守分子参与政治、游说政府官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在美国南方的深厚根基又吻合了共和党自尼克松时期开启的“南方战略”,即侵蚀民主党在美国南部的根基,宗教保守势力与共和党一拍即合。

得到宗教保守组织背书和支持的候选人有更大的胜选机会,作为回报,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未来能继续胜选,当选的共和党政客乐于推行宗教保守组织的社会主张,反堕胎从此成为共和党政治纲领的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老乔治·沃克·布什尽管早年担任联邦众议员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支持堕胎权利,后来也转而反对堕胎,以便更好地担任里根竞选搭档的角色。对老布什满心疑虑的社会保守分子还特地让老法威尔接近他,以便影响老布什的观点。堪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鲍勃·多尔在1974年竞选连任时,在尼克松政府深陷水门事件丑闻的不利环境下,利用了前一年的“罗诉韦德案”大加造势,将堕胎权问题拔高为重要的竞选议题,最终险胜曾行医数年的对手。事实上,据他的许多助手回忆,多尔本人并非一个坚定的反对堕胎权利者,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坚定地依照反对堕胎权利的观点投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96年总统竞选时,多尔明确表示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观点不会成为他挑选竞选伙伴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呼吁共和党修改纲领,容许在堕胎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表达,以吸引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人士。他甚至不再支持共和党自1980年以来便一直推动的将禁止堕胎写入宪法修正案的要求,希望能在孕妇健康等问题上留下特例,结果引来宗教保守势力的不满。坚持维护女性堕胎权利的戈德华特对此感触万千,对多尔说了如下一番话:“现在我们成了共和党内部的新自由派了,你能想见这一天吗?”

二、美国政党政治极化

宗教保守势力之所以能对共和党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和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密不可分。在“罗诉韦德案”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内部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自由派,杰拉尔德·福特在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时,便选择自由派的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一职。与此同时,在民主党内部,持保守观点的政客也不在少数,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便大谈宗教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开创了现代美国总统竞选中主动引入宗教因素为自己拉票的先河。在堕胎权问题上,除了不支持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外,卡特与福特在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并无二致,即都主张只有在危及母亲生命,或涉及性侵和乱伦问题时方才堕胎。

国会于1976年通过的《海德修正案》,进一步反映出当时两党在堕胎权问题上的复杂立场。作为拨款法案的一部分,《海德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资金不得被用于实施堕胎,只有在危及母亲生命,或涉及性侵和乱伦问题时除外。鉴于换届选举即将来临,且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每个联邦众议员选区均组织力量游说,国会众议员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经过两次投票,众议院以207对167票和199对165票,通过了《海德修正案》,其中有超过100位民主党众议员投票赞成,超过30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由派共和党人逐渐式微的同时,保守派民主党人的生存环境也愈发恶劣。自尼克松时代开启了“南方战略”后,在种族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选民开始倾向共和党。共和党先是逐步夺取了南部州政府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进而在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40多年来首次获得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得益于美国社会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与恶化的经济形势,保守派民主党人通过2006和2008两次国会选举收复了一些席位,在2010年中期选举前,反堕胎的民主党人仍旧占到本党众议员人数的约1/4。但2010年中期选举的惨败使他们大量退出政治舞台,2020年选举后,反堕胎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仅剩一人。国会民主党部分议员的“保守主义”主要存在于经济政策、福利政策方面,基本不涉及包括堕胎权在内的社会和文化议题。

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治立场上的极化同样体现在参议院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选民会将自己的总统选票与参议员选票分别投给不同党派,因此即便是在共和党担任总统的1980至1992年间,民主党在南方与中西部的参议员选举中仍旧保持了相当的竞争力,即使是在里根取得压倒性胜利的1984年,民主党仍在参议员选举中净增两席,同时守住了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1994年共和党重夺参议院多数权后,亚拉巴马民主党国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宣布转投共和党,此后也顺利连选连任。在此之后,民主党在南方与中西部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之路愈发艰难。比尔·克林顿与他的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尽管均来自南方,但他们所代表的“新民主党人”拥抱社会文化方面的自由主义,只是在社会福利、经济政策方面较为保守。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推行的医疗保险改革将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此前借着民主党在地方经营多年搭建起的政治影响的余热,以及民众对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形势的不满,于2008年在参议院拥有57席,其中包括北达科他、南达科他、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席位。再加上改投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联邦参议员阿兰·斯派克特,以及两位经常投民主党票的独立派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拥有了破除共和党阻挠议事的60票。经过诸多意见交锋与妥协,所有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均投票支持奥巴马医改,这让他们在此后的选举中处处被动,逐一败选或主动退休,哪怕是之前数次连选连任的资深参议员也不例外。

多年的政治演进,造成两党参议员在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泾渭分明。在目前的民主党参议员中,仅有代表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瑟夫·曼钦仍持反堕胎权观点,之前与他持同一观点的宾夕法尼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凯西(他的父亲恰好是1992年关于堕胎权的凯西案的当事人)已转换立场。在共和党参议员中,也仅有代表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莉萨·穆尔科斯基支持堕胎权利。

三、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与堕胎权之争

在立法议程之外,两党在政治立场上逐渐清晰的分野也影响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在21世纪前,鉴于两党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参议员,单一议题上的观点并不能明显区分两党,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在参议院较容易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并且经常是以个位数甚至零反对票的结果得到通过。总统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尤其是任内的第一位候选人时,也通常会选择观点中正、从宪法出发的人物,以求赢得两党参议员的高票支持,维持与参议院的良好关系,以便为后续提名打好基础。即使是在堕胎权问题上右倾的里根,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也是明确表示尊重“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桑德拉·戴·奥康纳,这令宗教保守团体大失所望,却以99比0的高票获得参议院通过。直到1986年第二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时,里根才选择了较为保守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对斯卡利亚和里根政府而言幸运的是,参议院刚就里根提名继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法官威廉·林奎斯特进行了激烈辩论,无暇仔细盘问斯卡利亚。再加上参议员们也不想搅扰了任命第一位意大利裔大法官这一历史性时刻,因此斯卡利亚获得了98比0的高票通过。

只有当总统与参议院关系不佳,或提名极端保守的候选人时,参议院才会就提名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尼克松政府便数次遭遇该情况,他提名的头两位候选人均因民权问题与女权问题上的保守立场而被参议院否决,1971年提名的林奎斯特也因保守立场而在参议院遭遇阻力。但即便如此,多达7位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林奎斯特的智识水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觉得不能单纯因他的法律哲学理念便否决提名。”共有30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赞成,23位民主党参议员反对,38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赞成,3位来自纽约、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的自由派共和党参议员反对。里根提名的第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伯克也因其保守立场受阻,在里根宣布提名决定的45分钟后,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在同僚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爱德华·肯尼迪立刻发表演讲:“在罗伯特·伯克的美国,妇女将被迫寻求地下堕胎手段,黑人将坐在与白人分隔开的餐厅用餐。”拜登主持的提名听证会成功将伯克塑造成为一个恪守宪法“原教旨主义”的人物,并强调宪法其实提供了远超原典的对自由与隐私权的保护,最终有多达52位民主党参议员和6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伯克,只有2位民主党参议员和40位共和党参议员赞成。

在法律与政治理念外,参议院对待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态度还取决于现有法庭上的力量对比。具有保守思想的伯克一旦获得参议院确认,便将取代最高法院的摇摆票刘易斯·鲍威尔法官,因此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能够团结一致,反对伯克的提名,哪怕他们中的不少人骨子里认同伯克的保守观点。此外,伯克在民权问题上的判决记录并不像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描述得那么不堪。这场斗争给初入参议院不久的肯塔基共和党参议员米切尔·奥康奈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伯克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他暗下决心,打算日后向民主党复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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