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新冠抗原试剂测出阳性的瞬间，北京的大四学生田青脑海中冒出的念头是“果然是你”。

在测出来之前，他已经发烧两天了。头一晚上高烧，吃完退烧药睡觉，凌晨被渴醒，狂喝水，喝水的时候总觉得水甜甜的，联想到有人说感染之后味觉会失灵，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感染。“一测，阳了。”

紧接着，就是“终于得了”的感叹。田青正在准备考研，他觉得这时候感染，会避免在考研那两天突感不适。

确诊之后，他第一时间告诉了父母。母亲不让田青将这件事说出去，“在她看来，这是一件不可以外扬的事，她有病耻感。害怕我发出去之后，村里‘好事之徒’看见了，会不让我过年回老家。”

但田青还是坦然说了，2022年12月9日一早，他将“两条杠”的照片晒在朋友圈，语气轻松。只是在发布前，专门勾选了父母不可见。

田青的行动并非孤例，近期，人们在社交平台“晒阳”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有人调侃：“问一位门诊医生阳了的都是什么症状，他说99%都是先发朋友圈。”

资深执业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具体到每个人，可能心理上寻求回应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但“晒阳”的主要动机有两种——社交及分享。

“首先是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关心询问，这是非常正当的理由。将一个东西一个社交平台时，它一定包含着某种社交的意图，也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社交性回应。”崔庆龙解释，此外，人们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其实有一种“骄傲”的展示在里面：“曾经可怕的疾病，我现在可以这么平常心地去对待它。”

“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它不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崔庆龙说，这是社交平台“晒阳”成为趋势的客观基础。感染奥密克戎的人越来越多，“那种病耻感的现实基础就被瓦解了。”

“刚开始不好意思明说”

河北的高二学生陈婷以“测评新冠”为名，在社交平台连续记录自己的感染经历。

最开始只是莫名地嗓子不舒服，有点晕乎乎的，她担心浪费抗原，没有先做检测。在家里，更早确诊的是母亲，她工作回家身体不舒服，在第三天12月10日测出阳性。次日，陈婷也感觉不适，晚上开始发烧。

确诊后，陈婷告知了家人朋友们。她明显感知到不同年龄层的人对这件事的认知差异，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对新冠“执有偏见”，“一些年龄大的亲戚和朋友认为得了就是绝症，每天都活在不安中”。而她自己，因为经常刷短视频，加上身边朋友们的分享，在确诊后显得很淡定。

她决定把这件事晒出来：“我希望通过这种记录的方式，可以让一部分人不再盲目地恐惧，用一种正向的心态去对待它。”

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北京的大三学生艾因。他平时发朋友圈，有时会屏蔽老师，但这一次“晒阳”，谁也没有屏蔽。

除了分享经历外，他还在朋友圈发布了“买不到抗原自测”的求助信息。“没想到发完之后，辅导员老师还特别好心的给我寄了药、给我寄了抗原试剂，让我觉得还很感动。”

“其实大家的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对病毒的认知，（认知）越不详细、越不清楚，反而会越恐惧。”艾因认为，为消除疑虑与恐慌，“就应该大家跳出来说”，应该有更多感染者、康复者在社交平台发经验帖；此外更需要“请专家来说”，告诉大家这个疾病究竟是什么样的。

12月8日是媒体人雷磊测出阳性的第二天，他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抗原阳了，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他想了一下，在文章中直接署了自己的真名。

“首先我自己要把心态摆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随着阳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很多人都会去说一下，这种分享越多越好。”雷磊希望用自己的个体经验分享，打消人们的不安感受。

自媒体人张安12月7日检测出阳性后，第一时间跟社区报备。社区工作人员要他买好药，在家别出门，还特意叮嘱他不要在住户群里说，“可能怕引起恐慌”。

群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互助。出现特定的症状怎么用药，谁家有多余的药，邻居们都会在群里问。但张安注意到，在最开始的阶段，邻居们提问时总会用“我有一个朋友阳了”来开头。“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大家不好意思明说，觉得是个不好的事情。”

张安决定在微博上“直播”自己感染的过程，“核心还是说感染不可怕”。与他同吃同住的女儿没有被感染。他特意问了女儿，得知她班上30个学生，约四分之一没有上网课，“大概是阳了的”，但同学们都“不怕病毒了”。

消除病耻感，建立安全感

在坦然“晒出阳性”的人群之外，藏着“沉默的大多数”。

阳了之后，一个朋友告诉雷磊，自己曾在2020年感染新冠。“这三年我们聊天非常多，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雷磊只知道，朋友此前在武汉工作了将近10年，近年搬到了长三角的一个城市，现在才恍悟，“（武汉）那个时候病毒还很凶猛，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三年间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事儿，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城市更换了。”

对于那段经历，朋友没有多说。雷磊意识到，当自己也处于阳过的阶段，两人才终于处于了平等的状态，“好像我阳了，朋友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你了，你可能是懂我的，或者不会跟以前的人一样看我。”

他也意识到，人们对于新冠的态度，不仅关乎感染者自身如何认知，还与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接纳程度息息相关。“只是过去，个人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将这个代价承担了下来而已。”

许多人此前是有病耻感的。熊德杰记得，自己之前去给一个团队做心理疏导，当时团队有人得了新冠，满怀愧疚地向所有人道歉：“我对不起大家，耽误了大家的正常生活。”她感觉，那个时候的阳性患者仿佛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时至今日，一些人依旧谈“阳”色变。有一个小伙子跟雷磊说，自己非常害怕，身边有家人前几天刚阳了，公司也刚刚通知同事中有十几个阳性的，他自己也开始嗓子疼了。他向雷磊抱怨：“你说倒霉不倒霉？”

雷磊觉得这是很多人会有的一种典型心态，“至少觉得这个事是倒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幸运的。”

从讳谈新冠到倡导接纳，这个过程转变得很快。雷磊能理解很多人的担心，阶层、年龄、居住地等都会影响大家对新冠的认知。虽然大城市的人们纷纷“晒阳”，但在他的老家县城，阳性感染者去过的地方，很快就没有人去了，“实际上还是会发现很多人内心对这件事情是有恐惧在的”。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崔庆龙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人们在看待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时，时常会有种否认的心理，不接受它的到来，不接受它的发生。“太快颠覆自己先前认同的那些东西，就突然之间无所适从了。”

他分析道，人们的恐惧来源于失序，“以前的限制看起来是限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为很多人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秩序，一种确定感。这个东西突然被拿掉以后，就像没有了隔离带，外面都是‘可怕的病毒’，随时可能闯入到你的领地，影响到你的生活，无形的防护没有了。”

而打破内心恐惧是一种必然经历。崔庆龙说，“这个客观现实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亲身经历一次，知道它确实没那么严重，能够应对得了，这个事就过去了。”

他认为，目前处于混沌的过渡阶段。“大家在接受这件事，但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时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使得社会资源不能很有效地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

崔庆龙指出，人们过度囤药，或过于仰赖医院治疗造成医疗挤兑，都是来源于心理上的不确定性。“现在还有一种不安全感。随着这种资源的挤兑，或者分配的紧迫，很多人会担心自己一旦有了问题，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与救助。”

这种情况会在恐惧消散后有所改善。他说，“当大多数人学会自我照顾以后，更多的医疗资源就可以给易感人群留出来，他们是真正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当他们有症状时，就可以得到社会资源方面的兜底，这会让人们的安全感大大提升。”

“已经很坦然了”

在养病这几天，艾因吃了将近200元的甜食，胖了5斤。

不舒服的时候，他喜欢用甜点治愈自己，“一定要让自己快乐起来，这种开心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面对病毒。”

他症状最严重、感觉乏力的时期主要是在工作日，吃过退烧药后，次日就不烧了。等到了周末，艾因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感染奥密克戎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他只感觉像请了个为期一周的病假。

测出阳性时，田青已经入住研究生考试考点学校旁边的酒店。他带了一些书，但这几日因为身体难受，顾不上复习。最痛苦的是从第二天下午到第四天下午，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里，只要不吃退烧药，体温就会维持在38.5℃以上，吃了退烧药也只能降到38℃左右。到了第六天，起床后他感觉精力充沛，除了发热以及发热导致的乏力，没有咽痛、咳嗽等其他症状。

在考研倒计时10天时，田青核酸转阴了。但他对考试预期不太乐观，“躺了七天之后，感觉自己更考不上了。以新冠之名，我现在病愈后水得更加心安理得。当然，没有这场病我一样也考不上，借坡下驴罢了。”

21岁的北京姑娘汪渔是少数在“新十条”出来之前便分享感染经历的。12月2日，测出核酸阳性次日，她在朋友圈放出了自己“全副武装”的防护服自拍。

“我如果不说的话，有人完全不会知道我阳了，但是我就觉得，我要让你们知道。一方面，这东西（病毒）是很容易接近你的，另一方面，（感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先替你试了。”发朋友圈当夜，她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朋友发来一首歌《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作为安慰。

在那之后，感染奥密克戎的人越来越多。12月11日，张安因腿部做了手术，去康复机构做康复，发现只有前台和康复师两个人在，机构以最低人力维持运转。“整个公司12个人里面有8个阳了，还有2个人在家不敢出门。”

新的“两条杠”照片在朋友圈不断出现。44岁的重庆人李方12月15日在朋友圈宣告自己“正式阳了”，“该来的还是来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布信息只是为了“跟朋友互动一下”，身边同龄人大多已经“阳过了”，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体验，有的只是“有点难受”，有的说“差点死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