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 在外省药企供应货源、本地药企加急生产后，2022年12月20日以来，北京市多家药店的退烧药、感冒药陆续到货，长达半个多月的缺药困局开始缓解。

但各地疫情进展不同。住在厦门的张琳12月23日才紧张起来，她询问了当地几乎所有药房，想给孩子求一款儿童退烧药，依然被告知售罄，在电商平台也抢不到货。她试着在某社交平台给孩子求药，最后联系到一位北京的朋友，帮了她的忙。

中国是一个解热镇痛药的生产大国。2020年4月，工信部曾公开表示，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国内年产量近8万吨，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但12月以来，伴随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生活中最常见的退烧药，在全国多地被疯狂抢购，一药难求。

12月27日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解读问答中提到，各省份要基于人口基数、疫情发展形势、各型病例比例等因素，提前测算药品的需求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按照三个月的使用量、基层医疗机构按照服务人口数的15％～20％动态准备。各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指导企业做好保供，精准投放，缓解患者买药难，平稳度过疫情高峰期。

“住院部没有美林，退烧针也断货了”

12月9日晚，家住沈阳的岑溪开始发烧时，家里除了半瓶儿童退烧剂，没有准备任何药物。此前一天，官方通报，沈阳新增新冠本土感染人数不到100人。但她在短视频App上发现，不少人都“阳”了。第二天，丈夫横跨沈阳市几个区，跑了近10家药店，退烧药都被抢空，“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岑溪担心的是五岁的儿子蒙蒙，她动员了家住黑龙江的父亲，“12月12日，父亲跑遍了当地所有药房，靠关系求来了三瓶美林，平时一瓶是26.5元，买的时候涨到了50元。”但当时，发往沈阳的物流近乎崩溃，只剩一家公司能接单，直到九天后，快递才将药送到岑溪家中。

这场席卷全国多地的缺药潮，12月初便已开始显现。12月1日起，广州、郑州、上海等地宣布，人们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抗菌等四类药品，不再登记个人信息。12月7日，“新十条”发布，提出不得限制群众线上线下购买这些药品。之后半个多月，全国多地药店的这四类药品大规模断货。

12月14日，当家里的大人相继感染新冠后，蒙蒙开始发烧，下午3点，体温升到了39.6℃。吃了布洛芬颗粒后并未退烧，儿子手脚冰凉，开始打寒颤，随后高烧惊厥，持续了1分钟多，“眼向上斜视，抽搐”。岑溪拨打120急救电话，却被告知，前面有42人排队。岑溪不敢拖延，开车到某三甲医院急诊科，已经烧至41℃的蒙蒙立即被安排住院。

与成人片剂、胶囊不同，小儿的退烧药以更方便服用的混悬液为主。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550多个布洛芬产品获得批准文号，其中，布洛芬混悬液或滴剂仅有15个产品，再加上小儿退热栓、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液等，总数也不过20多个。在四类药品缺药潮中，儿童退烧药尤其紧俏。有网友称，在天津儿童医院门口，黄牛将一瓶儿童退烧药“美林”卖到了2500～3000元。

“但住院部也没有‘美林’，退烧针也断货了。”岑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生说，“如果是新冠引起的发烧，现在没有药可以治”，给孩子打了头孢和喜炎平抗病毒的药。岑溪不死心，继续给各个药店打电话，“美林”依然无货，最后只能守着孩子打点滴，“在医院，身边都是高烧至惊厥的小孩，不时就能听到家长急促呼喊护士的声音”。

零售药店也面临退烧药现货少、进货难的困境。2022年11月底，除高风险区外，郑州市解除流动性管理，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解封前，郑州高贤大药房的老板张华军嗅觉灵敏，比平时多进了几件抗病毒和退烧药，但疫情发展形势不明朗，“不敢进太多，比如平时进一件，我当时进了5～10件”。

2022年12月26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良睦社区的“共享药箱”前摆放着居民捐赠的药品，向有需要的重点人群进行发放。摄影/本刊记者 张煜欢

12月4日，郑州不再限制市民购买四类药品。来张华军药店的人每天络绎不断，但进货速度却跟不上。12月上旬，张华军在成都一个医药平台订购一批布洛芬，付了钱，但半个多月过去，货还没发出来，对方跟他解释，因为厂家的货没到。在本地，他平时联系的一些大医药公司的代理，也都拿不到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片。

过去近一个月，为了找到退烧药，各地的人们想尽了办法。王雨住在成都，小区业主群是大家共享药物的常用平台。之前，一位孕妇高烧十多个小时不退，只能吃单一成分的对乙酰氨基酚，在群里求药，“我们之前去了好多家药店，买到3盒对乙酰氨酚片，给她匀了一盒。如果能帮上，大家都会共享”。一位杭州市民在感染新冠后，吃的布洛芬都是同事送的，她在朋友圈写道，从这一刻，“附近”的价值才真正被重建。

12月20日，腾讯上线了一款药物共享平台“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平台”，用户完成实名认证后，能快速进行药物求助，有多余药物的用户可以提供帮助，目前不少寻药的需求已得到解决。

日前，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近期患者人数增加，用药需求激增，部分地方、部分品种出现了紧缺。相关部门在千方百计推动企业迅速扩能扩产，优先保障医疗机构需求，尽快缓解部分地区医疗机构药品紧张问题。

退烧药一盒难求之下，东北制药旗下的药房售卖的对乙酰氨基酚片，多年保持2元一联20片的低价，登上热搜，网友直呼东北制药为“良心企业”。

不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郭威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像安乃近等过去的非甾体消炎药，可以解热镇痛，但与现在药物相比，老药使用的成分剂量更大，所以毒副作用更强，可能会导致造血系统的骨髓抑制、肝功能损伤等，有效性也更差，“这些药物正在慢慢被淘汰，没必要去回顾过去”。他建议，在有条件、药物没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还是要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等药物，退热效果更好，且副作用更小。价格方面，多位医药从业者提到，近些年许多常用药纳入国家集采，也可以在公立医院购买不少低价药。

区域供应不平衡难题何解？

多位受访者提到，布洛芬是一款老药，生产难度不大。1961年，英国化学家斯图尔特·亚当斯为一家本地药妆企业研制出布洛芬，并申请了专利。1969年，该药物在英国首次被使用。20年专利过期后，世界上大量药企投入生产布洛芬仿制药。布洛芬已成为镇痛解热的最常见的药物之一。

中国拥有庞大的布洛芬产能。12月5日，山东新华制药在互动平台提到，公司是全球重要的解热镇痛类原料药生产企业，布洛芬实际（全球）市场份额接近40％。此外，亨迪药业也是全球六大布洛芬原料药生产厂商之一。

但为何出现退烧药一盒难求？过去近3年，因为疫情防控因素，国内退烧、止咳、抗病毒、抗菌等四类药品，一度被严格管控。无论线上线下购买四类药品，必须在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在106平方米的高贤大药房，过去两年，张华军“能不卖四类药品就不卖”，30多盒退烧药，能卖很长一段时间。药品有保质期，药店也减少了进货量。张华军甚至感觉，疫情这三年，“感冒发烧的病人也比以往少了，各方面来看，这些药的销量都不好”。

12月26日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药品零售企业不再开展解热、止咳、抗生素和抗病毒四类药物销售监测。

四类药品需求降低，传导至上游，药厂就不可能大量订购原料。前述医药从业者提到，原料和药品一样，也是有有效期的，用不了就失效了。张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他所在企业相关药品的产能“基本下滑一半”，因此面对暴增了几倍的需求，没有足够的产能储备。

一般来说，制药企业都会提前制订一年的生产计划，并准备原料。前述医药从业者认为，退烧药紧缺，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次整个行业都没有反应过来，哪怕官方提前两周通知，通过行政方式提醒药厂准备原料，情况可能都会不一样。”他进一步解释，如果是新增生产线，产线要满足工艺条件，产品要完成相应研究，还要到药监部门备案、获得审批，这都需要时间。

此外，国内虽有500多个产品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但多位从业者也提到，近年来，因生产布洛芬利润太低，实际生产的企业并没有那么多。

2016年，国家推出政策，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在质量与药效上，仿制药要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2018年，政府开始实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核心是以量换价。2020年起，布洛芬各类药品开始被纳入集采项目，相关国产药物都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参与集采的门槛。

对患者来说，布洛芬纳入集采是一件好事。但对药企来说，药品纳入集采意味着企业的利润会被压缩。《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2020年8月20日，华北制药的布洛芬缓释胶囊在第三批国家集采中中标，中标价在四家中标企业中最高，达0.268元/片，但价格降幅仍达到了50％。中标企业可以通过在指定地区公立医院销售，靠“走量”弥补利润，但对未中标或者未过评的企业，只能在线下药店零售，几乎没有市场空间，布洛芬生产变得“无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