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两个老头儿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这个事儿，他又不能去跟黄永玉解释。」

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个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这样的人来往。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了受迫害的朋友，这对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后来写道，是儿子教他理解了什么是义气。他也试图弥补过，80年代，他登门找过他，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后来的汪曾祺用沉默回应这段关系，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低了头的是自己，往回退缩的是自己，失去这份友谊是他自领的惩罚。

再去见黄永玉，我看到了另一个老人的负气。他能背诵汪曾祺写过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他说起来就生气，「曾祺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声音提高了，开始发脾气，「我的文章，曾祺也没看过！」说完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后来的文章，（他）应该没看，没有系统看过。」又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曾祺看过吗？」

但汪曾祺看过。这是汪朗记得很清楚的细节，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剩下了两个老人的各自孤独。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买票进去，参观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一笔到底，足见功力」。他专门去纪念堂看了《祖国大地》，一眼看出画的用心，「这种场合不好画，这么画完全压得住这种场面，大气！」给朋友写信也忍不住夸了《祖国大地》，「此公近年可谓哀乐过人矣。」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刻给他的木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这件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水池里的流水声。几天后再次拜访，一见面他就要我看新画，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题名《一梦到洞庭》。他指着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会开心的。」

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经常画的一类主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为他只有一盒彩色颜料。「他不会用水墨浓淡，这张要是给曾祺看看，他就开窍了。他的画不开窍，他画画要是我在，讲两句给他听，他会解放，这是真的。」黄永玉说，「要是他掌握了这个，他就开心了。」

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写给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刚到北京的黄永玉拜访了齐白石，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齐白石木刻。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30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画家。

汪曾祺纪念馆建成，书迷们提议请黄永玉为汪曾祺纪念馆题字，黄永玉答应了，把汪家后代叫到家里拿字。和50多年前一样，黄永玉提前三天准备的菜，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哪一个是小老虎？」汪朗笑着回答第一次见到的黄叔叔，「现在已经是老老虎啦！」

见到了黄永玉，汪朗觉得，父亲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卷烟，但他却有一个当成宝贝收起来的烟斗，现在终于知道，那是黄永玉送给他的礼物。他们去看了黄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们从《无愁河》里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报，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去。

这是一段近似乡愁的友谊。而对黄永玉来说，很多名字都在时间里变得复杂。上海有老艺术家去世，电视台请黄永玉出来说几句话。草稿纸上留下了一个老人复杂的修改痕迹：「××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时的朋友」，划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划掉，改成「同行」。最后落在纸上的正式回复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识甚浅，无从谈起。

很多名字都还能再回来，一种常用的理由是，「都过去了。」一切的确都过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万荷堂搞聚会时，女儿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跟黄永玉商量，这个人动过手，那个人砸过家里的东西，可是名单没法这么算，最后黄永玉说，让他们来吧，他们过去是打过我，但是这些人不算坏。

晚年的丁聪话越来越少，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着身边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话他，「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这么安静？」坐在一辈子的朋友旁边，丁聪老了，眯着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慢悠悠地解释了自己的沉默，「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长，黄永玉和汪曾祺最终却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享受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万荷堂空空荡荡，院子里住着年迈的「科学」，「民主」已经去世了。画室锁着门，里面的升降机前没有了大画布，门口的拳击沙袋外层晒脱了皮，悬挂沙袋的金属链生出厚厚的锈。荷塘里的荷花全败了，柳运宠偶尔跟新来的客人们讲解这里曾经的热闹，数得上名字的名贵荷花最初都种在这里，大明湖的荷花、颐和园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后是无名无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来。

黄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厅的大桌子前，现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机在身旁。

万荷堂的热闹是一点一点消失的。2002年，张梅溪搬回香港，和儿子一家生活，后来的日子，有时住在山上的家里，有时住在医院。缺席聚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聪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华君武去世。黄苗子出院找黄永玉吃饭，两个人对着安静下来的万荷堂，黄永玉告诉老朋友，「现在就剩咱俩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万荷堂吃饭。2012年，黄苗子去世。

整个万荷堂只剩下了一个老人。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90岁以后，他们搬到新住处生活。

布置新家的时候，女儿决定安装能上下楼梯的轮椅，他的第一反应是用不着。受伤住院后，女儿请人夜间看护，他生气了，抗议这个决定。他走路走不稳，旁人伸手扶他，他会瞪眼睛，一边颤颤巍巍地走，一边大声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新家依然要办聚会，每天下午三点半，客人坐在他对面，听他讲笑话。他喜欢讲述一种帅气的衰老，最常讲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这样讲的：他回凤凰老家，弟弟带他吃饭，两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出来，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请注意，弟弟当时80岁了，被摩托车撞飞，弹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没事，自己爬起来，恶狠狠地走过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轻人痛打一顿，教训他以后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气，一毛钱也没要，放年轻人走了，两兄弟继续打出租车。上车后连司机都佩服弟弟，80岁了还这么潇洒，司机一路跟哥俩打听，你们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们的钱，我要回去跟我哥们说，80的人是怎么教训小年轻的。

这个笑话讲过很多次，赢得了很多笑声。柳运宠见证了这场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属实，只有部分细节问题：老人摔倒后并不是自己爬起来的，很多人搀扶着才站了起来，他也的确挥了拳，可每一拳都挥空了，毕竟，他已经80岁了。一个热血的老人确实存在，但他的衰老并不帅气。

真实的衰老是一种越来越具体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临终之际给黄永玉打电话，想再见他最后一面，他在北京的电话一端急了，「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他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老朋友却已在火葬场了，人生只剩一场告别仪式。黄永玉没去参加仪式，一个人跑去停尸房，见了他最后一面。

显然，黄永玉不喜欢这种结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和朋友讨论过的，在老朋友都还活着的时候，死亡就是一个他们具体讨论过的话题，大家还专门为此聚会，畅谈死了以后怎么办。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都发了言。他们有的说拿骨灰种花，有的说拿骨灰撒回大海，还有人提议骨灰直接冲到马桶里，一了百了。张梅溪不同意，嫌弃骨灰会堵住下水道。黄永玉说，那就包成饺子。

他见识过朋友的衰老，有骨气的老，从容的老，就像黄苗子那样的老。当时他病了，黄永玉去医院探望，躺在医院里好几年，可他还总是笑眯眯的，在病房里面写字，看书，和朋友对诗，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肠，在病床前吃涮羊肉庆祝生日。黄永玉一直欣赏黄苗子身上的从容，性格从容，宠辱不惊，自得其乐，「连害病都害得那么从容」。

人生最后的日子，黄大刚怕他受不了闲话，拔了家里的网线，不让他看到外面的诽谤。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网线，所有的说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后的每一天依然过得坦荡，睡得好，吃得下，该怎么过怎么过。他指着儿子住的方向，告诉当时身边的人，「他们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抢救回来，黄苗子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拿笔来，要写字。黄大刚只好在护士休息室拼了两张桌子，铺上宣纸，研了墨。他发现，父亲站不住，但拿笔的手始终不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写的，很霸气」，写于朝阳医院病房里的字是他这辈子最苍劲有力的作品——「万紫千红」。

这才是黄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剥了皮，但他还要唱歌，在地狱里也要唱歌。

这一次，轮到黄永玉老了。医生跟他谈话，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胆坏掉了，肺坏掉了，血管坏掉了，心脏上有个小盖盖也坏掉了。他喘不上来气，医生让他住院，他带着书、颜料、画笔、画纸住了进来。住了几天他就生气了，医院里怎么有这么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劳累，不准吃辣椒，到处都是不准。

他的身体变得不像黄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顿涮牛肚，痛风就犯了，还是要住院。他不喜欢医院，医生讲话不公平，只对年轻的病人说「完全康复」，老人生病只能听到「这样就挺好」，仿佛痊愈是一种仅属于年轻人的特权，一个老人总是得到另一种人生真相——办不到，再也办不到了。

回到家里，黄永玉生气了。他不喜欢衰老，一点也不喜欢。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当侠客，要刻木刻，要画画，要写《无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怎么就老了呢？老天爷办事真不公平。（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