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马克.吐温在杂志《环球》（Cosmopolitan）上读到一篇连载的中国小说《武则天》，对里面的插图尤其感兴趣，因为自己正在创作的《美国佬在阿瑟王宫廷》这本书，就想找到这个插图者来给自己的作品配画，从而留下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中美文学交流轶事。

多年后，美国的华裔学者Hsuan Hsu在研究中发现《武则天》是一个华裔作家王清福（Wong Ching Foo）翻译的，但这部小说的底本很难找到，或许是王清福自己创作的也未可知。无独有偶的是，王清福去年成为一位美国历史家撰写的一部新传记的主角，作者还原了他的许多怪癖和逸事，还 在王清福母校巴克奈尔大学(Bucknell)档案馆找到了他唯一的一幅照片，附印在传记最后（见下图）。国内读者也开始对王清福的故事有所了解，一般的报道都会提及他是山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影响，皈依基督教并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娶妻生子并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受清廷阻挠，遂再次赴美。他在美国进行了许多次讲演，并撰写专栏来反对排华法案，提倡中国人吸收西方文明，但提倡保留佛教和儒教传统，反对被美国基督教文化同化。他一直手头拮据，居无定所，茕茕孑立，但初心不移，直到晚年回山东老家和妻子孩子团聚，始终以性格爽直刚烈著称。他也是最早使用了“美籍华人”(Chinese American)这个说法的人，1883年他在旧金山创办的一份中英文周报《美华新报》的英文名称就是The Chinese American。
王清福的故事今天能被重新挖掘出来，是一个奇迹，他是早期华人移民历史中极少数几个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来的身影。大多数早期华人移民的故事早已如尘埃散落，不见踪影。而王清福实际上在美国当时的华人团体里是一个另类，与祖籍广东四邑的华工格格不入，对“南方”的中国人也多有数落轻蔑之词。提起王清福，只是想说对大多数早期美国华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所知很少，叫得出名字的大概只有两三个，不外乎容闳、李恩富、陈宜禧等人，王清福也是最近的“发现”，而这些人周围默默的华人群体的故事其实更为壮阔，幸运者有后世追忆钩稽，不幸者便留不下只鳞片爪，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小说 。早期华人的历史没有呛鼻冷清的尘封感 ，多的是让人笑中含泪的鲜活生动。
这两、三年来, 笔者因为参与斯坦福大学牵头建立的“铁路华工研究项目”，有幸随着项目的展开重新审视 1865-1869年间华工在美国参与修建跨太平洋铁路的历史及之后的华人史。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中有不少就是华工后代，对这段历史有很深的情感投入。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谭亚伦(Marlon K. Hom)教授在广东五邑地区考察期间，提到发现《金山歌集》（早期唐人街华工诗歌集）中所收录作品的经历时不禁哽咽。为项目做了许多华工后代口述史的Connie Young Yu本人也是早期华工的后代，曾外祖父李旺生(Lee Wong Sang)当初还成为了跨太平洋铁路上的一名华人工头。一直以来，我对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华人历史只有比较抽象的了解，算不上有很深的情感联系，但与项目组其他成员的交流让平面的历史生出一副骨架，从书里走了出来。 下文就从李旺生和其他个体华人的故事讲起，集珠成串，与读者分享一下我所了解的早期华人经验。
1乱中求生
李旺生出生于广东四邑 (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邑，今天属江门市管辖)，初次踏上美国国土是1866年。四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来美洲华人的主要输入地区，四邑人大规模去美州要早前就已经开始，美国加利福尼亚1849年淘金热的时候就有不少华人踏上“金山”， 同时有大批华人到古巴、秘鲁当契约苦力。李旺生到美国的时候，正赶上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1865至1869年） ，不久就因为会写字被雇为中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为一名工头，手下管理了一批华工。
中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从1865年开始雇佣华工，很快以华工为主要劳力。他们中间有的伐木，有的运输木材，有的铺枕木和铁轨，在有些路段还需要架起木质的叉架桥，为打通线路，他们在内华达山脉一共挖掘了15个隧道。1960年代，一位华人餐馆老板出资，请美籍华裔画家Jake Lee作画描绘华工修筑铁路的情境。其中一幅表现了一个有争议的场面（见下图）：华工坐在篮子里从悬崖边上放下去，在崖壁上埋好炸药，点燃后再被人提起。这个危险的工作场景口口相传，在文学和绘画中都有所表现，可惜无确凿记录，无法完全证明为真。华工承担了什么样的危险工作，他们的死亡率多高我们也无从算起，但几千个肯定有。
作为工头，李旺生从公司领工钱发给手下工人。当时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钱出纳记录至今还有所保存，华人历史学家William Chew在这些记录中找到了雇佣华工的证据，并在他的著作《跨太平洋铁路上的无名工人》(Nameless Builders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2004)中作出介绍。记录中显示了工头的完整姓名，但手下华工的名字只有粗略英译，典型的是Ah Hong， Ah Sin这样的外号，极少有可以追索到具体人的确切名字。从工头的名字来看，绝大部分是白人，李旺生置身他们其中，自己恐怕也觉得十分幸运。
1869年，跨太平洋铁路修成，此时的李旺生已经积累了一点财富，开始在圣何塞开小店铺。那时美国西部各镇的唐人街已经小有规模，那里到处都是拖着辫子，戴着黑沿帽，穿着马褂的中国人，大多源自广东四邑地区和福建。中国城里也有女人，很多是商人妻子，也有不少妓女。李旺生的店铺卖些杂货，生意尚佳，精明的他在1875年把妻子从台山老家接到美国，两人1878年诞下一子。这个孩子是名副其实的幸运儿，因为就在李旺生将妻子接过来的这一年，加里福尼亚通过了佩奇法令（Page Act），名义上禁止中国女性以从事娼妓活动为目的来美国，实际上把几乎所有的中国女性都关在了美国门外，唐人街也就此变成了一座座鳏夫城，华工被迫独身，与远在老家的妻子分居，或与爱尔兰女人、墨西哥女人通婚。这之后不到十年，《排华法案》（1882）通过，华人被明令禁止进入美国（商人和学生除外）。 不过此时，美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华人，也有不少在美国生育了后代，使自己的孩子得以成为美国公民。
和李旺生一样，唐人街的许多华人也希望在美国立足，便开始学习说英语。当时很流行的英语教材是一个叫Wong Sam的中国人编制的一本常用英语用语，在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各分支里免费发行。富国银行的邮件收发部门也转发中国寄来的给劳工们的信，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也从他们那里赚了不少钱。这些信件往来可惜今天都不在了，不过那本英语用语手册流传了下来。里面的内容关乎租赁存借等金钱交割，也包括凶杀揪斗等行为的英语表达方式，描绘暴力的语言和日常对话悍然相对。随意举两例当时美国华工的“常用语”：
He was choked to death with a lasso, by a man
倨受賊人用繩索索死
He was strangled to death by a man.
據受人縊死。
1870年代之后，跨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移居到美国西部其它地方修建新铁路，来自白人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和西部本地政客的反华声音渐趋激烈，各地华人都与本地白人存在着一触即发的冲突。 1871年洛杉矶的两个对立华人帮派火拼，误杀一名白人，招致大规模报复，18名华人被私刑处死。不过，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西部的唐人街也并非一片阴霾，虽仍然是以单身男性为主，但也有女人、孩子，和欢声笑语 。当时有个摄影师记录下了了这一切。阿诺德.甘瑟(Arnold Genthe)是德国人，在美国长大，以拍摄唐人街景物闻名，这里撷取一幅小孩盛装打扮庆祝新年的照片，约摄于十九世纪末：
转眼就到了1885-86年，此时《排华法案》已经开始实行，加州各城镇华人社群形势急转直下，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华暴力的终端。 1885年秋天，怀俄明洛克斯普林爆发了大规模反华骚乱，本土白人工人对资本家雇佣华工阻止罢工的不满 倾泻于华工群体，致使28人死亡，几百名华人被驱逐。此后不久西雅图、塔科马和洛杉矶等地 也同时出现了袭击和驱逐华工事件。
从1869年铁路修成至1882年代中期《排华法案》通过，至少发生了两百多起这样的骚乱。在尤里卡（Eureka），也是由于华人帮派争斗误伤一名白人，引发报复行为，志愿者手持棍子，在华人聚居处纵火抢掠，48小时便将当地华人悉数赶走。相较之下，特拉基（Truckee），西部的一座伐木小镇，则采取了“非暴力”手段。 纵火不成功之后，就联合各商铺解雇中国人，停发工资，逼迫他们离开，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出现了暴力行为。许多中国人在这段时间里选择了回国，有的逃往北部和西部较为平静的地方。但也有不甘心放弃财产，用忍耐力和智慧进行抵抗，坚持不走的硬骨头。
不仅有骨气轩然的华人勇士，还有不少白人执法和神职人员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坚持保护华工，这段昏天黑地的历史中的亮点还是不少的。 大多数早期华工教育有限，能写字的还在少数，但毕竟他们人在美国，知道律师和法庭的功用。李旺生和儿子儿媳被迫逃离后，小店也遭殃被一抢而空，风头略为平息之后李旺生就与圣何塞的其他中国居民一起状告市长。多年后这份讼状才终于被历史研究者Jean Pfaelzer挖掘出来，收录于《驱逐》（Driven Out）这本专著。李旺生和同伴的抗争行为并非偶然，类似案例不少，都有卷宗档案可查。一名与白人男子结了婚的中国女子Yoke Leen 还径直来到加州索诺拉城（Sonora）的法院，书面要求法官面前留下清白之证，并附上相片，这样万一日后被反华暴徒绑架或诬陷，也有个说法。
有意思的是，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从整体上来说正欲进入中国，加深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望厦条约签订之后，美国自然也想深入中国腹地。克利夫兰总统希望这样的行为能够得到遏制，便让国会调查这些事件。国会为了找中国证人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不过因为中国人不能归化，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只能书面作证。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不少中国人都写出了很像样的陈述，在国家档案馆和加州各地档案馆都有保留。
2移民法规和对策
1906年，一个改变不少早期华人命运的事件发生：旧金山地震、引发火灾。李玉瑞生在美国，不受排华法案影响，此时已经是旧金山一名成功的商人，拥有自己的进出口贸易公司，1904回中国成婚，将妻子带回美国，。地震发生之后，他带着妻子和老父，往郊外逃去，情急之下没有携带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出生证明和生意方面的文件。走了一段，不忍心丢下这些字据，便折回去取。 结果被当成抢劫钱财的暴徒，被维持秩序的士兵刺了一刀，依靠父亲李旺生的保护才与妻子逃脱险境。
这场大火虽然是灾难，却也成全了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因为地震引发的大火把市政厅的移民档案资料悉数焚毁，在美国的尚未归化的华人突然得以否认无法改变的异族人身份，统统称自己已经获得美国国籍或干脆出生在美国。他们不仅因此能摆脱被驱逐迫害的窘境，而且还能因此把国内的妻儿接过来团聚。不过在此之前，不少华人早就想出一招对抗《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和入境的限制。很多出生在美国的华人每次回中国都声称自己生了一个孩子，这样就能创造一个移民名额，日后卖给同村的人。为了移民美国而购买身份证明的村民就开始被称为“纸儿子”（paper sons）。
1922年，李玉瑞罹患癌症，原本想尸骨还乡，不料在路上就撒手人寰。他去世时，夫人正在中国，此时便想带着孩子们回美国， 1924年初得以成行。然而，要回美国已经变得相当困难。1924年反移民情绪高涨 ，当年晚些通过的移民法案非常严苛，除菲律宾（当时为美国殖民地）之外，所有亚洲地区的移民均被禁止。同时，为 整顿“纸儿子”和美国移民身份造假的问题，旧金山湾区的天使岛上设立了一个移民站，1910年起正式启用，专门用于对每一个想要入境的华人进行详细盘查，三十年里有约一百万人来过这里。 李玉瑞的遗孀李张庆堂就被送到了那里。孩子们很快被放行，但她不是美国公民，身为美国公民的丈夫则刚刚去世，她能否入境有待移民官员决定。
李张氏就这样困在了天使岛上的移民所，在长达15多个月的时间里受尽磨难，也无法与孩子们见面，一开始因病被拒绝入境，两次上诉终于推翻原先裁决，1925年4月终于被放行。1980年代以来，天使岛的故事就不断有人书写，以与其名字相反的特点著称。据我们所知，岛上几个军营般的大屋子里面要睡许许多多的人，每个人都要受到多次反复的盘查，如果自己的答案能经得住严格的比对和验证，才有希望被批准入境，一般只有很少数能通过，大多数人被遣返回港（香港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够出洋的码头）。在等待的煎熬里，不少肚中有些笔墨的人写出了些无奈的诗句，用小刀工工整整地刻在墙上。1980年代，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 赶在移民所被改造前把这些诗一首首地影印下来，这些诗歌翻译成英文后以《埃伦诗集》的名字（埃伦即为英文单词“岛屿”的音译）出版，下图展示了其中一首：
天使岛上度日如年，有些人经不住精神折磨，不想面对被遣返的噩梦，忍不住上吊自尽。其他人只好惨淡过活，一天吃两顿蔬菜和燥米，凡是男子都饥肠辘辘。小男孩们手小，有时会将手伸出铁丝网去抓小鸟，一把掐住鸟脖子，杀死后拿到厕所清洗，趁看守不在的时候，用仅剩的火柴和收集的小树枝烤鸟肉吃。[1]
这期间应运而生了不少移民律师，帮助欲入美国而不得的中国人打官司。 他们收费高昂，可以说是趁火打劫。 有时候，即使官司打赢了，悲剧还是无法避免。如父母被拘留在移民所，孩子一般会被寄养在慈善机构，等父母去认领的时候，孩子已经认不出父母了。这种种故事如今只存在于少数人的记忆中，也只有口述史能为我们留下一星半点的线索。
3二十世纪的影像
二十世纪华人移民史较之此前要完整丰富得多，所以李玉瑞和李张庆堂的儿女们的故事都有迹可循，浓缩了冷战时期之前许多才华出众的华人的经历。两人的长婿1932年毕业于伯克利的民事工程系，而三女婿1937年毕业于斯坦福的汽油机工程系。当时华人不被允许涉足军用工程，所以一般就研究普通工程。两位工程师都获得了比较优越的职业，一位回到浙江大学教授工程，后来又成为中国国家茶叶公司的经理助理，一个在标准石油公司担任工程师。长婿有个欧化了的名字，叫乔治.霍尔， 出生在中国，但来到美国以后马上就显示了突出的能力，三女婿约翰.C. 杨的父亲1860年代就来美了，不过不是铁路工，而是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镇不远的一个葡萄园里做工。
二战期间，约翰参军，成为了著名的后备军官训练军团（ROTC）的一员。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被任命为二等副官，派驻海外，在中-缅-印战场驻扎两年半有余，回美国前已经被提升为 少校了。回来后继续在标准石油公司工作。但同事告诉他，你永远不会有晋升机会。虽然工资养活家人没有问题，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创业。如果他能研制高科技汽油机，那么也可以研制酱油。不久，约翰就辅助连襟乔治，一起成立了永年酱油公司。
这个生意创办的正是时候。二战以后华人社区不断扩大，华人开始考虑自治的问题。约翰和乔治都积极参与唐人街的民间组织。他们都在华人商业厅担任过主任的职位，以促进唐人街的商业繁荣。他们也加入了其它各种项目：给华人修建廉价房屋、停车场和服务年轻人为主的唐人街娱乐中心。约翰的军旅生涯也为他后来的公益事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960年的时候市长任命他担任清扫唐人街委员会的主席。
而此时在美国东部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华人团体，对永年公司这样的华人企业也是利好。纽约的华人社群19世纪中期就发展起来了，那里聚居的华人多为商人、仆人和华工。到了1870年华人已经逐渐搬迁到纽约市第六区，也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唐人街的范围。 1870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经济地位增加，虽然大多数用英文名，但更敢于用中文的姓，仍有人选择将姓氏欧化，但比之前少，与非华人通婚（尤其是爱尔兰人和墨西哥人）的华人比例也还是比较高的。纽约的唐人街经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低谷时期，二战后又很快发展起来。永年牌酱油此时畅销全国也不出意料，况且还有日本Kikkoman牌酱油打下的前站。
约翰和妻子玛丽育有三个子女。二女儿Connie成了一名记者和社区工作者，1969年纪念跨大陆铁路建成一百年的时候，为报纸撰文发表了一篇具有全国影响的关于铁路工人的报道。当时的纪念活动中华工的贡献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肯定，Connie 的文章是最早试图克服这种漠视的美国华人之一。今天，Connie Yu 也成为了斯坦福铁路华工研究项目的一个参与者，和摄影师Barre Fong 合作，做了一系列口述史，讲普通人的回忆和故事。
4侨乡和几句后话
早期华工和其他中国移民的经历也对祖籍所在的地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今天我们对侨乡也不甚熟悉。笔者去年考察了江门侨乡，收获了一些直观印象。很多早期华工回乡之后讲述自己的海外生涯，难免有点缀修饰之处，创造了一方神话。也有不少人经济状况稳定之后，在二十世纪初为家乡捐款建造碉楼，用来保卫乡里，同时投资建校，发展本地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移民给广东侨乡带来了一种弥漫生活各领域的独特文化，四邑（现在通常称为五邑）虽偏居一隅，这里出生的人却视野开阔，视文化开放和融合为常态。即使乡村凋敝，这种海洋文化的精髓也不会磨灭，当地学者们也已经开展各类项目进行保护和申遗的工作。
不过，即使在侨乡，能找到的一手资料还是有限的。侨民寄回来的信件和当地地方杂志所记载的侨民新闻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10年左右，更早的可能已经永远地散落了，即使是1910年之后的资料也保存得不完整。若想还原十九世纪时期这片侨乡的文化习俗，以便想象当时侨民在美国后的生活习惯以及发生的心理变迁，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追寻这段历史难免要依靠考古和口述史，最终也难免依靠推测。波兰裔英国文学家康拉德说过：如果真实是一盏灯，外面总是环绕着厚厚的“光晕”，光源本身却是相当模糊的。但有光晕总是好的，一部分光会照在读者身上，另一部分属于真相发生的那个时代，永远标志着光源的存在。
早期美国华工的故事是遗失了的心灵史，也是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跨太平洋移民史和经济发展史中重要的一块，早期华人的经历对美国移民管理体系形成、中美关系都带来了许多影响。这段遗失的心灵史也同样照进当下，今天许多中国人四海为家，或在异地求生，境遇虽或与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来自南方一个小地方的华人有所不同，深究下去区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而即使不能理解，距离遥远，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些片段本身充满兴趣。历史是一个个平行宇宙，每一个宇宙中发生的现实都是独特而能超越时代和地域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