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恢复高校考试招生，是改革开放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对于当时尚年轻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那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的确是很多人生命当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使自己的生活从那之后发生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改变。此文最初发表于《书屋》2007年8月号，后收入《一毂集》，并刊发于未曾读。

我并不喜欢忆旧，哪怕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就个人经历而言，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也几乎有恍若隔世之感。
胡适有《四十自述》，我就觉得这位胡博士老气，四十出头，不过人到中年，后面的路还很长，怎么就清仓盘点了呢？我现在早过了四十，可是关于回忆，就常有这样矛盾的心情。
一方面感到数十年间经历过的变化，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没有时间停下来忆旧。不断做事而且有事可做，这是生命充实的证明，是一种好的、实在的感觉。
可是《书屋》的编辑朋友要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时的情形，却又立即勾起我的兴趣，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对于“文革”十年累积起来的历届毕业生，那都是一个重大转折。
“文革”开始，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闹革命”，而且一停就是十年，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断。传统上中国人曾经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仅尊重知识，以知书识礼为荣，而且很早就建立起以文取士的考试制度。比较起讲究血统、门阀世袭的制度来，那无疑是更合理、也更开放的制度。
“文革”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红卫兵一开始就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按家庭出身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赤裸裸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读书越多越蠢，居然堂而皇之成为正统观念。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读书和教育似乎成了坏事，应当被革除。当然，“文革”中也不是没有复课的举动，1973年就曾恢复考试，但那次并不是全面恢复高考，因为知识青年们不能自己报考，而须由“革委会”推荐指定。
结果不仅没有选拔出品学皆优的人才，反而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使读书无用、知识有罪更成为当时政治舆论的主流，把中国的教育进一步推入蒙昧的深渊。
可是对已经识字开窍、下放到农村或在工厂工作的知青们说来，求知实在是生命的需要，而且外在的物质条件越是简陋困乏，精神的需求反而越强烈、越迫切。
从1969到1972，我在四川德昌茨达公社下乡三年，后来回到成都，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做工人五年。在那些年月里，虽然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很差，但完全出于求知的需要和纯粹的兴趣，我一直坚持自学。
那时候没有什么书，没有老师指点，凭自己摸索学外文，在别人看来也许很苦，在我自己却有无穷的乐趣。茨达山村里没有电，我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往往一直读到深夜。
记得离开农村回成都时，取下靠墙钉着用来放书的一块木板，我发现木板上面的墙壁是灰白色，下面的墙壁三年来却被油烟熏成黝黑，积了厚厚一层油灰。
取开木板，墙壁上下黑白分明。韩愈《进学解》有名句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看到墙壁上那一层油灰，我似乎对这句话颇有些体会。
回到成都，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藏有许多英文书的欧阳子隽先生。在“文革”抄家、焚书的劫难中，这位老先生见还有年轻人喜欢读书，能够读书，不禁引做同道知己，结为忘年之交，于是慨然将藏书对我开放。
那时求知的欲望由于受到外在环境的压抑，反而拒绝外在，完全沉浸在内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之中。读书如痴似狂，与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谈读书、谈学问、谈时政，虽然清贫如洗，在我却是一种纯粹而且高尚的享受。那是极艰难的岁月，也是极有理想的岁月，是极贫困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极丰富的日子。
那时候读书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实际利害的打算，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朋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纯粹追求知识的风气，即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发奋读书的风气。
当年帮助我的人，除欧阳子隽先生之外，还有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邓光禄先生。
他热心帮我找书，曾带我去四川大学图书馆，又去认识四川医学院的刘正刚先生。但当时还在“文革”之中，大学里的气氛反而比学院之外更紧张严峻。图书馆完全封闭，一本书也借不出来，知识份子则不断受批判，人人自危，很难有心思谈学问。
不过我认识了川大外文系的解毓葵教授，在70年代初，我有时到他家里去请教，和他交谈，得益不少。记得解先生十分欣赏英国诗人雪莱，曾说用屈赋骚体来翻译雪莱的《西风颂》，必定最能传其神韵。
我还去拜访过曾任川大副校长、但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谢文炳先生，他是川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对英诗很有研究。
那时候谢先生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室内好像没有什么书，空空如也。我怀着一腔热情，到他住处登门造访，想和他讨论我读得正入迷的一部《金库英诗选》，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位苍白瘦弱、心灰意懒的老人。
我说我正在读英诗，很希望得到他指教，但是谢先生却含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你看我弄了一辈子英诗，现在落得这个样子，你年轻人还读这些干什么呢？”我那时颇有点失望，但我可以想见“文革”中先生的遭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确实，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和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如此唐突到大学里去找教授们谈学问，尤其是谈被视为毒草的西方文学、英美诗歌，实在太幼稚，太理想了。当时也只有像我那样在学院之外，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监管，才可能凭着个人兴趣和自我完善的欲望读一点书，在求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不过人生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大概在1974年，科学院四川分院下属的生物研究所研制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参加广州交易会，需要把药的说明书译成英文。生物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通过朋友推荐，由我翻译了这种药的说明书。生物所的研究员们很满意。
他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车队调去生物所做专业翻译。比较起文学和诗的语言来，科技英语实在很简单，所以生物所的翻译工作在我十分轻松。
我在生物所一年，除翻译一些科技资料之外，还译了两本书，一本是由中文译成英文的《大熊猫》，1980年在北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蛇类》，也由科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
这两本译作是我最早的出版物，但我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所以我继续自学，抽时间译诗，并且译出了法国史家泰纳著《英国文学史》论莎士比亚的一章。
就在这时候，“文革”结束，中国的大学恢复了高考，对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说来，这真是扭转乾坤的大变化，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大好机会，但也是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
“文革”十年，从初一到高三积累了数量极大所谓“老三届”的历届毕业生，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对大多数人说来，学业中断了十年，要在短时间内复习准备，参加考试，又是谈何容易。
我的许多中学同学，这时大都已回到城里工作，纷纷报考。可是中学阶段学到那点基本知识，已经丢弃得太久，现在要重新拾回来，要弥补失去的岁月和已经遗忘的知识，真是难之又难。这时大家才深深感到，丢失了的十年是多么可贵而且可惜。
在时间的压力下，有人焦头烂额，也有人使出怪招。我认识的同学中，就有几位仁兄竟然接连到医院去治痔疮，以此得到较长的病假，多一点时间复习。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通过复习和高考，后来都得到机会，在不同的大专院校学得一技之长，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
当然，考试是一种竞争，其中有成功者，也必然有失败者。记得有人告诉我，成都有一位考生，高考没有成功，他便自我解嘲说，那一次高考实乃“以国家之长，攻我之短”，大家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无论自己报考的志愿是否得到满足，无论考入哪一所大学，起码大家都有了一次变动转折的机会，也都重新恢复了对知识的信念和重视。中断十年的教育得以重生，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那时候我作为中学毕业生，可以去参加大学本科生考试，也可以选择以“同等学历”参加研究生考试。
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我对自己的英语程度也有些自信，所以决定直接报考研究生。
虽然前此一两年，我到川大拜访谢文炳先生没有什么结果，但其实谢先生心里已经记住了我。
恢复高考时，他托人叫我去见他，鼓励我报考川大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说他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以我的英语水平，考研究生绝无问题。
当时报考可以填写两个志愿，谢先生建议我两个志愿都填川大。于是我报考了川大，并按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考试。可是那年谢先生自己并没有招研究生，而川大招生的专业是研究英语教学和语法。
我虽然报考了川大，却一直不甘心，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语法和语言教学，我希望研究的是文学。
当时只有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有英美文学研究专业，但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指导教授是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这样名扬遐迩的大学者。
当时就连我中学的好友们都认为，我以中学毕业的学历，直接考研究生已经跳过了一大级，还要报考北大研究生，似乎有点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