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1916年，北大紅樓始建，次年北大迎來一位大刀闊斧的改革者——蔡元培。歷任校長中，不是首位也非任職時間最長，卻只有他被北大人稱為“永遠的校長”。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也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1916年做了83天皇帝夢的袁世凱病逝，北京城政權再次更迭。範源濂言辭懇切，“國事漸平，教育宜急”，邀請人在法國的蔡元培回國執掌北大。

“蔡元培時代”不停被人懷念，因為群星璀璨的教授團，也因為蔡元培引領群星，利用這所沒落書院，喚醒過大學精神的精髓。

改革從向校工脫帽鞠躬開始

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革，從1917年1月4日站定在北大門口那一刻就開始了。

“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吃驚。”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1920年畢業於北大的顧頡剛曾回憶。

受聘之前，許多好友都勸蔡元培不要接這塊“燙手山芋”。彼時的北大被視為官僚養成所，生活作風腐朽。大多數學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選，只想混張文憑作為升官發財的敲門磚，學生課外大多進行的是吃喝嫖賭等不正當消遣。想要將這所軍閥盤踞下的衙門式舊學堂改造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絕非易事。

但孫中山十分支持他到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蔡元培最終從黎元洪手中接下了委任狀。

第一次面向全校師生發表就職演說時，蔡元培即指明，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他一方面提倡平民教育，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擇優錄取，使許多優秀青年得以進入北大;另一方面，用人唯才的同時致力於引進新派學者，企求改變北大頑固守舊風氣。

不論政治立場、年齡、資歷，新校長的聘任果然不拘一格。

三顧茅廬之下，“青年導師”陳獨秀帶著《新青年》雜誌來京，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隨即，蔡元培又聘任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為教授，與原在北大的錢玄同、沈尹默等一起致力於文科的改革。他們絕大多數都在30歲左右，其中，胡適、劉半農年僅27歲。

此外，雖留續長辮、效忠清室，但辜鴻銘精通英、法、德及希臘文，仍延聘請他講授《英詩》;劉師培為袁世凱稱帝效力，但國學造詣極深，故仍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24歲的梁漱溟僅是中學畢業，但自修哲學寫作《窮元決疑論》一文，被認為是一家之言，即聘為北大講師。展期所長，一視同仁，絕不歧視。

蔡元培一直想把北大改造成一個師生、員工一律平等、團結友愛、融洽互助的大家庭。

一改曾經的衙門辦事風格，他把學生的各種建議送登《北京大學日刊》，則擇其可行的督促職員實行。當時，有一學生因違反校規被開除，身為校長的蔡元培竟一直關注該生的情況，還多次約到辦公室諄諄勸導。最終，這個被人視為桀驁不馴的學生，卻也成為力求上進的青年。

“為學問而學問”的論戰

循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原則，在北大保守派、維新派、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蔡元培也十分樂於見到這“百家爭鳴”的景象。

對於同一問題有不同看法，蔡元培便請教授各開一課，“唱對台戲”。例如胡適與梁漱溟對於孔子看法不同，他們便各開一課;文字學也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錢玄同，一位是老派黃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原中央主席王崑崙當年就在這個課堂上。王崑崙當時選修了錢玄同的課程，他回憶，正上著課，對面教室講課的黃侃便大聲罵起錢玄同來，錢卻滿不在乎，照樣上課。後來王崑崙就將兩人的課都聽一聽，兩相對照。

而這也正是蔡元培的題中之意。他主張學生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觀點，讓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在不同學派對比中引發新義，以便提出自己的創見。

蔡元培也身體力行，營造師生間問難質疑、相互切磋學術爭辯，各抒己見的風氣。例如，蔡元培在《中國倫理學史》一書中定義孔子“仁”為“統攝諸德完成人格”，梁漱溟就批評他定義空洞籠統;蔡元培著有《石頭記索隱》一書，胡適指責其書中考證為“笨的猜謎”、“走錯了道路”。蔡元培則寫文為自己見解辯護，但學術觀點上的分歧，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

“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一時在北大成為一種風氣。

經蔡元培大力改革和《新青年》《新潮》等的積極鼓吹，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很快引起封建統治階層及守舊勢力嫉恨。

被公認為譯界泰斗、桐城派擁蹙的林紓極力反對北大改革、反對新文化運動，公開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蔡元培“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

蔡元培看到後，當天立即撰文。平心靜氣地擺事實講道理，有據有理有節，一一反駁，並鄭重宣告：繼續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採兼容並包主義”。面對蔡元培義正辭嚴的答辯，6天後林紓《再答蔡鶴卿書》中說，所求尊重孔子、不悖倫常、不摒棄古文等要求均得到合意的答復，“心遂欲，暢遂無言。”

“教授治校”、“選科制”、“打破文理”

在學校領導體制、學制及課程上，許多“破天荒”的改革，使北大向現代化大學更進一步。

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1917年底，重要學科合為一部，設教授會，各教授會有權決定教學方法、教科書選擇、學科廢立、圖書設備添置等。

同時，在國內最早成立大學研究所。蔡元培組織了國文、英文、哲學、數學、物理、化學、法律、政治、經濟9個研究所，本科畢業生、高年級學生以及他校本科畢業生可以被納入研究員。範文瀾、馮友蘭、葉聖陶、俞平伯等都是這一時期的研究員或通信研究員。

同一階段，蔡元培提出廢除年級制、採用選科制。大致與如今的“學分制”類似：學生修滿若干單位，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預科須修滿40單位，其中半數為必修科，1/4位選科，本科學生入校時，應擇定教授一人為導師。選科制迅速被全國大學採用，被公認為我國大學教育上一個極大的進步。

1919年末，蔡元培又提出廢科立系，打破文、理、法的學科界限。

有些學科難以明確劃分文理，而學生僅學習本科專業課程對於他們的教育也是不利的。這樣一來，理科學生勢必放棄文、史、哲的愛好，受到機械論支配，可能導致自私自利的社會或機械社會的發展;文科學生因回避複雜事物，厭惡學習理、化、生等科學，難以抓住事物本質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觀念。“因此，我們決心打破存在於從事不同知識領域學習的學生之間的障礙。”蔡元培認為。

在校內實行思想、學術、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支持師生組織社團、出版刊物、探討真理。當時建立的著名社團有哲學研究會、新聞研究會、道德會、地質研究會、平民教育講演團等。這其中，1920年3月，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隨後馬克思主義在全國廣泛傳播。

綜合發展也在蔡校長的教育理念序列，講求體育、智育、德育、美育和諧發展。他認為研究學理必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做法。他反對把青年學生弄成“書痴”相，也反對社會上，一些把所謂文質彬彬、弱不勝衣，看作是君子風度。

很快，北大一掃過去暮氣沈沈、萬馬齊喑的舊局面，出現了名流雲集、學派林立、人才輩出的新景象。

執掌十年，八次請辭

從1917年到192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任職有10年時間，8次提請辭職，“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

第一次請辭的緣由是張勳復辟的鬧劇。1917年7月1日，張勳辮子軍進駐北京城。第二天蔡元培便提交辭呈，稱“近日北京之空氣惡化到了極點”。12天後復辟宣告失敗，出走天津的蔡元培又回到北大。

一戰後，法國巴黎和會上，決定由日本接管戰敗的德國在山東全部權益。蔡元培得知後立即召集北大學生代表，告知此事。於是，北京各大中專學生原定於5月7日舉行的遊行示威，提前於5月4日爆發。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中專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32名學生被軍警逮捕。各大專校長堅請保釋，蔡元培願以自己一人為學生抵罪。在全國壓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將被捕學生釋放。

為拔掉蔡元培這顆眼中釘，北洋政府計劃任命頑固派接任北大校長，嚴辦遊行被捕學生，對蔡元培進行威脅。為“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蔡元培被迫於5月9日離京，留下啓事，宣告已提出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這是他的第三次請辭。

蔡元培被迫離職事件引發全國學生關切，“輓留蔡校長”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四運動取得勝利後，蔡元培在師生懇勸之下打消辭意，於9月12日回京主持北大校務。

1922年末，北洋政府無辜逮捕北大兼課講師羅文，1923年初，蔡元培在致黎元洪的辭呈中說：“元培目擊時艱，通信與政治清明之無望，不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唯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次日晨即離京。

北大師生和北京各高校師生堅持輓留蔡元培的鬥爭達數月之久，北洋政府未敢批准蔡先生的辭呈。但是，從這時起，他也未再回到北大親自主持日常的校務。

蔡元培頻繁辭職，學界有聲音認為是其以退為進，用無人匹敵的政治資歷和人格魅力，數度保衛北大穿越亂局，堅守學術自由。

美國哲學家杜威曾說，“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學校長作比較，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簡介】

蔡元培（1868年~1940年），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學術”與“自由”之風。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曾在北大紅樓里辦公。在這座紅樓里，蔡元培引領群星璀璨的教授團，提出“兼容並包”的學術思想，大刀闊斧進行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