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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故事:那年我在阿富汗,距離塔利班有多遠?

(芝加哥時報訊)2014年和2017年,我曾兩次去阿富汗旅行,目的主要是探訪當地古蹟,包括巴米揚大佛、賈姆宣禮塔兩項世界文化遺產,喀布爾、赫拉特等絲路名城,以及遍布阿富汗城市和鄉村的古老民居和村落。在我去阿富汗的兩次旅程中,到過諸多城市,接觸的人群也多種多樣,因而所見所聞中,自然對阿富汗的社會、政治有直觀的感受。

塔利班在阿富汗是個怎樣的存在?普通民眾對它有怎樣的看法?在阿富汗接觸得人群越多,問題的答案反而讓我覺得越複雜。

很多人不夠瞭解的是,在阿富汗,城市和鄉村、中產和平民、男性和女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間,都存在著深深的壁壘,每一個外來遊客能夠得到的信息都只是其中的一個側面。尤其當一個外來者只能和會說英語的人交流時,不管瞭解得再怎麼深入,其實信息已經經過了一輪“篩選”——因為說英語的人已經代表了較高文化水平、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群體。種種條件所限,外來人對這個國家的瞭解總像是盲人摸象。我對阿富汗所得到的見聞和感受,恐怕也不例外。

複雜的民族構成

阿富汗共分為34個省,我到訪了其中的10個。我所到之處包括阿富汗的前四大城市——喀布爾、坎大哈、赫拉特和馬扎里沙裡夫。我還到訪了4個省的省會,分別是巴達赫尚省的法扎巴德、加茲尼省的加茲尼、古爾省的恰赫恰蘭、巴米揚省的巴米揚。

阿富汗所謂的“省”,範圍比中國的省小得多,因為阿富汗全部領土僅相當於中國東部地區的四五個省的大小。除了幾個大城市外,大部分省會城市連中國的縣城規模也不如。例如,恰赫恰蘭和巴米揚就是這樣,城內只有一兩條主要街道,幾乎都是平房,樓房不過兩三層。加茲尼和法扎巴德略有規模,和國內較為破敗的縣城類似,遠看能看出有一片高層房子,那就是城市中心。

 

阿富汗的民族較為複雜,普什圖人是阿富汗的主體民族,也是塔利班的主要依靠,他們在全國都有分布。在坎大哈等南部城市,幾乎全都是普什圖人。然而,這一主體民族在全國又沒有壓倒性多數,因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哈扎拉人和艾馬克人的總數,超過了普什圖人。這種複雜的民族構成,與多山的地形一起,讓阿富汗很難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國家。

阿富汗雖然不是正常的旅遊目的地,但其駐華使館一直簽發旅遊簽證,因而去阿富汗旅遊的中國遊客也有一定的規模。在阿富汗不同的民族之間,對塔利班的支持程度也很不同。因而,外來遊客通過和當地人的交流來瞭解對塔利班的支持情況,很容易形成偏見。

 

由於阿富汗幾大城市之間都有便捷的飛機航線,而陸路出行主要在喀布爾到巴米揚的公路上。這一路,搭載遊客的司機、陪同遊客的翻譯都非常害怕塔利班。遊客通常需要早上四五點就出發,在天亮之前通過有塔利班出沒的帕爾旺省,此時司機和翻譯通常會非常緊張,在通過相關村落時,讓遊客及時躲避。如果僅從這一點來看,容易得出阿富汗人普遍對塔利班恐懼的印象。

 

而實際上造成這種情況的背景是,巴米揚省的主體居民是哈扎拉人,那裡的客運和包車生意也由他們完成。哈扎拉人是阿富汗長相和信仰最為特殊的主流人種,他們有著類似中國人的黃種人面龐,同時信仰什葉派,和高鼻深目、遜尼派信仰的普什圖人完全不同。長相尤其是信仰的差異,讓哈扎拉人成為了阿富汗最容易被恐怖襲擊和種族仇殺傷害的平民,他們對於塔利班的恐懼與生俱來。同時,也由於長相相似等原因,哈扎拉人和中國人天然地比較親近,中國人在當地容易與哈扎拉人建立關係。哈扎拉人在阿富汗佔比不到10%,但是在中國遊客的視野中,他們的存在感很強。他們對塔利班的恐懼心態,也會傳遞給實地探訪過阿富汗的中國人。

我在阿富汗的陸路旅行並不限於巴米揚,司機也有哈扎拉以外的人,其中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對塔利班並沒有那麼排斥。搭載我去巴米揚的哈扎拉司機,覺得其他的線路都非常危險,絕對不能運營;而塔吉克族的司機則不同,他們沒那麼緊張,覺得什麼地方都能去,只是不能確定塔利班對外國人的態度如何。

 

加茲尼是阿富汗中等規模的省會,但在900年前卻是阿富汗的行政中心,伽色尼王朝建都於此。如今城牆和城東的兩座宣禮塔還完整留存。由於這一城市的圖片資料極少,這成了我在2017年探訪的重點。去往加茲尼的路上,有長達幾十公里的塔利班控制區,遠非帕爾旺省零星的據點可比,但載我去的司機哈桑對這一行程胸有成竹,一路上,他和塔利班檢查點的人員談笑風生,只是讓我在通過關卡時遮住臉部裝睡而已。

 

普什圖人雖然是阿富汗的主體民族,但他們相對不愛與外國人搭訕,在喀布爾這樣的混居型城市,遊客和普什圖人成為好朋友的概率,絕對到不了40%,因而作為中國人,難以判斷普什圖人對塔利班的態度。

 

我在喀布爾曾遇到一位英語很好的普什圖小伙尤素福,他願意駕車帶我去外省旅行,甚至表示可以直接穿越中央山地開到赫拉特,他讓我對塔利班不要害怕,並且願意用實際行動證實這一點。可惜,我很快就丟失了手機,沒有實現和他的約定。

坎大哈與塔利班

對阿富汗民族認知的不同,在我坎大哈的行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裡也是我實際探訪和之前的預想差別最大的城市。

 

坎大哈在亞歷山大東徵時期即建立起來,那座城市僅在西郊的山下留下遺址,目前的城圈由波斯的阿夫沙爾王朝建立。1747年,普什圖人的杜蘭尼王朝以這座城市為首都,第一次建立起阿富汗人自己的王朝,大體形成了現在的國土範圍,雖然首都很快就遷到喀布爾,但坎大哈一直是普什圖人的精神家園,開國國父艾哈邁迪沙阿的陵墓,仍然矗立在老城的西北角。

 

在我前往坎大哈之前,幾乎查不到外國人探訪這座城市的資料。原老未是一位在阿富汗旅行過很長時間的傳奇人物,我知道她剛剛去過坎大哈,在詢問後得知那裡形勢尚好,所以才敢將坎大哈納入我的旅行計劃。

 

坎大哈的居民幾乎都是普什圖人,雖然由政府控制,但這裡有大量居民對塔利班持同情態度,不過城市氣氛並沒有因此而非常緊張,我在這裡的狀態甚至比在喀布爾還輕鬆。一位會說英語的當地朋友阿卜杜拉帶我遊覽了半座老城。我曾經問他對塔利班的態度,他把我的問題翻譯給大街上遇到的人,雖然那些人說話我都聽不懂,但提到塔利班時,他們的神情和竪起的大拇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坎大哈城裡不用小心翼翼地分辨對方是普什圖還是塔吉克,因為外族人在這裡數量極少。這裡的每個人和阿卜杜拉都像熟人一樣打招呼,那種親密感,是在阿富汗的其他地方難以見到的。

 

坎大哈給人的另一個印象,就是其在宗教上的保守和虔誠。在喀布爾,雖然大量女性出門仍然穿著蒙住眼睛的波卡,但她們中很多人起碼是能出門的,也有相當數量的女性只需要輓著頭巾即可。而在坎大哈,街頭大概只有5%是女性,並且沒有任何人穿著波卡以外哪怕是露出眼睛的服裝,而幾乎所有男性都身著傳統的袍裝,很少看見西式衣服,在這裡彷彿穿越到一百年前一般。

 

那裡的很多男性出門時都會隨身攜帶禮拜毯,這是在其他城市都未見到過的情形。日落之前的一小時,在城內最大的清真寺中,滿滿當當都是補做禮拜的人群。

我是在齋月前往的,所以坎大哈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落時分的喝水儀式,當時數十輛糖水車進入大街,每輛車都擠著幾十個男子,用自帶的塑料杯接水。所有人在接水後就開始等待昏禮開始,那也是日落的信號,直到清真寺的邦克聲響起,才喝下全天的第一口水,那種儀式感在別處從未見過。

類似的經歷,我也在2015年於伊拉克的監獄中感受過,那是一個以遜尼派政治犯為主的監獄,大部分人在宗教上都比較保守,在和他們的聊天中,很多人覺得自己的日子除了生活,就只有宗教,而自己的日常原本就符合原教旨主義的教法,而搞一些花裡胡哨東西的政府,反而會打亂他們既有的生活方式。

在坎大哈這樣的城市以及阿富汗的廣大農村,塔利班對於男子蓄須、女子蒙面等保守要求,大多數人都能做到。阿富汗尤其是普什圖人,原本就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教門最為保守的地區,波卡這種連眼睛都不露的女性服裝,並非是塔利班發明的,它是普什圖人的傳統服飾,在一百年前的照片中就已經出現,而在同一時段,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朗的農村,反而有大量色彩鮮艷、裝飾外露的女性服飾。反觀阿富汗,即使在開放的上世紀60年代,在不戴頭巾、身著裙裝的白領女性背後,也不難看到身著波卡的女性,這些保守人群是一以貫之的,而區別更多是在於當局推崇什麼,誰在掌握話語權。

中國人對塔利班的態度往往是差異很大的,有些人堅決反對與這樣的原教旨主義政權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而另外也有些人將塔利班勢如破竹的攻勢,視作民心所向。而從我的實際感受而言,這並非因為塔利班多麼得民心,除了普什圖人之外,其他族群更多的是對塔利班不反感、不排斥,對於他們的到來也可以接受。而加尼領導的阿富汗政府無論在政治、宗教還是民族層面,也沒有更多的合法性。與塔利班相比,他們為什麼戰鬥,為誰而戰鬥,恐怕自己也說不清。

2021年的塔利班,相比於1996年,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很多,作出了溫和化、現代化的承諾。但歸根結底,塔利班畢竟是以原教旨主義起家的,從以往的行為上看,塔利班並非是利用宗教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對宗教的虔誠反而是其在廣大鄉村合法性的來源。不管怎樣,塔利班當年的殘酷統治和對文化遺產的摧毀,是其無法磨滅的污點,但在當下,也許是阿富汗回歸穩定和統一,相對不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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