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從歷史的角度看，19世紀的英國科學地圖繽紛複雜，其中科學普及者佔據著一席之地。根據弗蘭克·特納(Frank Turne)和羅伯特·楊(Robert Young)等有影響力學者的觀點，受過牛津劍橋教育的聖公會教徒為主的科學紳士們控制著19上半葉的科學，並為英國社會提供了以自然神學為基礎的文化、社會秩序觀。19世紀下半葉，科學自然主義達到頂峰，並主宰了英國科學的版圖。新中產階級科學家，例如赫胥黎和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1820 -1893) 等人開始與上述科學紳士們爭奪英國科學界的領導權。

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英國著名博物學家、生物學家、教育家。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圖片來源：baidu.com)

新中產階級科學家被稱為“科學自然主義者”或“進化自然主義者”，他們從經驗主義出發，提出了對自然、社會和人性的新理論、方法，也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理解。其中最活躍的成員們成立了X俱樂部，成為凝聚精英科學家的組織。自1864年開始，X俱樂部召集了喬治·巴斯克（George Busk）、愛德華·弗蘭克蘭（E.Edward Frankland,1825-1899）、托馬斯·赫斯特(Thomas Hirst)、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赫胥黎、約翰·盧伯克(John Lubbock)、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威廉·斯波蒂斯伍德(William Spottiswoode,1825-1883)與約翰·丁達爾等一批科學自然主義者，他們每個月都集結在一起商討如何完成他們目標策略。對科學的探討包括自然科學發展的全景，也有達爾文主義革命、科學世俗化、科學專業化等，同時科學與文學、科學與性別等主題也備受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大眾科學”“普及”等概念更明確地走入人們的視野，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術語並不意味著高端，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低端和不入流。

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普及者帶有“大眾科學”和“普及”這兩個標籤，他們主要為作家和演說家。“科學普及者”一詞最早出現在1848年。但是，科學普及者一直是尷尬的職業，對於丁達爾來說，物理學研究讓他作為皇家學會會長，但是受歡迎的大眾科學演講使他順利謀生，為他提供了進入倫敦精英社會的機會，讓他在文化權威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物理學家彼得·格思里·泰特(Peter Guthrie Tait,1831-1901)在一篇批評丁達爾的文章中，認為通俗演講是一個潛在的危險的事業，只能是由特定的個人完成。而赫胥黎則反對，認為“無論是通過講座還是論文進行科學普及都有它的缺點。對於那些成功人士來說，在這個領域的成功存在風險。”19世紀下半葉，科學的專業化程度還沒有完成，因此既存在朝向科學專業化努力的“准專業科學實踐者”，也有那些既對科學有興趣，又有以科學寫作為主要工作的科學普及者。

前面提到的X俱樂部的成員，更關心一個人對自然科學的追求而不是他們的“專業”資格。而到了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對大眾科學和專業化科學有了更多的論述和強調。從事專業化科學的人與科學普及者沒有特別明確的界限。19世紀中葉，靠科學寫作維持生計還是可能的。威廉•馬丁（William Martin）和托馬斯•米爾納（Thomas Milner）的平均年收入在150至250英鎊之間。這些錢足夠維持生活，但不足以積累可觀的儲蓄。當時，馬丁和米爾納都被認為是科學方面的專業作家。但是，當時的人們也在問：誰能合法地承擔科學普及者的角色？19世紀，人們認為只有那些在科學領域真正實踐的人才有資格。例如，針對《大西洋月刊》中一篇關於“氣象學”的文章中的錯誤,一位評論家宣稱,任何沒有“誤導和混淆一般讀者”的 “普及科學”的嘗試，都是一項需要最大知識量、最精確的知識理解和最偉大清晰的表達的任務，該任務並不比流動的風格和恰當的例證輕鬆。有些人，比如那些譴責“聳人聽聞的科學”的《週六評論》( Saturday Review )評論家，認為只有像赫胥黎和丁達爾這樣的實踐者，才有能力向普通讀者演講，並為他們撰寫出好的科學書籍。

19世紀，科學普及者、專業化科學實踐者、讀者和出版商的關係不斷發展演變。閱讀的增長是19世紀科學大眾化的一個重要特點。19世紀30年代末，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和不識字的英國人的數量大致相當，而到19世紀末，文盲的比例降到了1%，出版商開始接觸由中產階級和較富裕的工人階級組成的新讀者。19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大眾科學”命名的出版物首次出現。

19世紀二三十年代，新出版物的目標讀者是新工業時代的知識階層。此前，閱讀一直是貴族們的專利，大多數普通人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到科學讀物。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眾科學”出版物，讓面向普通人的出版物流傳下來。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價格相對便宜的書刊和雜誌，如兒童教育出版物《教育教義問答》，相對便宜的文化期刊《文學公報》(1817年)和《文學編年史》(1819年)，以及一些更便宜的週刊，例如《文學之鏡》(1822)、《機械雜誌》(1823)、《柳葉刀》(1823)和《化學家》(1824)等等。不可忽視的是，宗教仍然在為科學提供素材。19世紀四、五十年代最受歡迎的地質學家休·米勒(Hugh Miller)的科學普及作品就有來自自然神學的素材，米勒是蘇格蘭自由教士和《目擊者》報的編輯，他的第一部面向大眾的科學著作《古老的紅砂岩》(1841)至少被再版了25次。米勒認為科學揭示了造物主的崇高作品，他關注自然世界的美學維度。

1851出版的《古老的紅砂岩》

科學大眾化出版商在19世紀中葉科學書籍的爆炸式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出版商可以通過創作一系列以科學為主題的書籍，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市場和閱讀習慣產生巨大的影響。1857年，喬治·勞特利奇（George Routledge）開始策劃一系列關於自然史的先令手冊。勞特利奇招募約翰·喬治·伍德(John George Wood)加入，擔任圖書的編輯，同年創作了《海邊常見生物》( Common Objects of the Seashore )並面世。這是該系列的第一本書，並立即獲得了成功。勞特利奇的出版速度，幾乎跟不上讀者們的急切需求。出版商約翰·丘吉爾（John Churchill）對《創世自然史的遺跡》的成功至關重要，儘管錢伯斯(Robert W. Chambers,1865-1933)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商，但是丘吉爾對倫敦的瞭解，以及他作為醫學和科學出版專家的經驗對錢伯斯的著作至關重要，對書籍的定位、傳達信息方向等問題上處於重要的地位。

19世紀，許多出版商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科學系列。19世紀下半葉起，最重要的科學讀物系列分別面向中等知識水準的大眾、工人階級和自然史興趣者。當時出版商的領導者為麥克米倫（Macmillan）、H.S.金（H. S. King）、約翰·默里（John Murray）、愛德華·斯坦福（Edward Stanford）、卡塞爾（Cassell）和喬治·勞特利奇。

H.S.金於1872年創立的“國際科學系列”，1873年麥克米倫的“自然系列”、1891年Kegan Paul創立的“現代科學”系列、1889年,基督教知識促進協會的“科學的浪漫系列”, 1889年，沃爾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出版公司的“當代科學系列”都屬於面向大眾的科學讀物，並獲得了較大的成功。面向工薪階層讀者的廉價叢書包括：麥克米倫的《科學入門》(1872)、基督教知識促進協會的《基礎科學手冊》(1873)、錢伯斯出版的《錢伯斯基礎科學手冊》(1875年)和斯坦福大學的《家用簡易課程》(1877)。

自然歷史系列也很受歡迎，包括勞特利奇的“共有物”系列、L.里夫（L. Reeve）及其公司的“初級自然歷史系列”(1866)、基督教知識促進協會的“自然歷史漫步”系列(1879)、朗曼（Longman）的“毛皮、羽毛和鰭”系列(1893)和艾倫（Allen）的“自然學家圖書館”(1894)。

提到19世紀的科學出版，不得不回顧一下19世紀圖書出版行業的變革。19世紀初發展起來的蒸汽印刷技術，極大提高了報紙和期刊的出版商的效率，19世紀40年代，圖書出版商也開始採用蒸汽印刷技術。到19世紀40和50年代初，圖書的年產量急劇增加，在1858年至1872年間達到高峰，隨後自19世紀70年代末至1913年期間再次加速增長。隨著圖書產量的增加，圖書的價格也在下降。19世紀四、五十年代，每年出版的科學書籍數量是19世紀初的四倍。在1850年以前，只有少數幾本科學暢銷書，這份名單列表裡包括喬治·康貝(George Combe)八年內銷售了11000冊的《人類的構成》(1828)和錢伯斯的《創世自然史的遺跡》。更大的印刷量和更低的價格意味著更大的銷量，1850年以後，暢銷書的名單顯著增加。到1890年，《創世自然史的遺跡》賣出了3.9萬冊，成為非常成功穩定銷售的科學書籍。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也是如此，到1899年達到了56000冊。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印刷革命在19世紀末產生了重大影響，印刷處理技術，例如滾筒印刷、熱金屬排字、平版印刷、攝影技術、電力驅動對蒸汽驅動的取代等，讓平裝廉價科學書籍更普遍，還促進了公共圖書館、專業協會的興起，也帶來了職業文學經紀人群體的出現、版稅制度的發展以及大眾日報的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