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請銘記，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移民和革命者的後裔。”

這句話出自美國總統羅斯福1938年的演講，僅僅十幾個字，卻深刻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核心精神——移民。

240多年前，美國在美洲大陸崛起，從此數百年間，來自全球各地的移民不斷湧入，使美國成為一個多元種族交織的國家。

然而，縱觀漫長的歷史，美國的種族歧視極為嚴重。有色人種幾乎沒有政治權利，社會地位低下，常常處於邊緣和夾縫中生存。

直到20世紀中葉，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革後，美國才被迫打破壁壘，開始允許有色人種參與政治。

那時，有一位出身華人後代的律師脫穎而出，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國會議員，同時也是首位參與總統競選的華人候選人，他便是鄺友良。

鄺友良的一生堪稱華裔移民在美國奮力拼搏的縮影，他是如何突破階級與種族的枷鎖？

作為華裔，鄺友良為美國政治留下了怎樣的遺產？他的晚年生活又是如何度過的？

鄺友良，祖籍廣東珠海，1906年出生於美國夏威夷的檀香山。

他的家族原本是珠海的貧苦農民。清末時期，廣東土地兼並嚴重，許多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乞丐，地方官府無力救濟，使他們的生活愈加艱難。

為了生存，鄺友良的父親鄺林和親人們登上了洋人的船，作為所謂的“豬仔”被賣到了美國。

當時，美洲的勞動力社會分層分明：最上層是愛爾蘭移民，雖然生活貧困，但作為白人，他們不受種族歧視；

其次是黑人，這些從非洲被奴役而來的群體雖身份低下，卻因身體強壯、耐勞而被資本家青睞；

最底層則是華工，被稱作“豬仔”，他們工作環境惡劣，薪水微薄，甚至僅靠一日三餐維持生計。

當時美洲各地，尤其是美國西海岸、秘魯、古巴，都有大量華工在種植園和鐵路工地日曬雨淋地勞作，人數高達數十萬。

鄺林就是在夏威夷甘蔗種植園做奴工的年輕男子，在這裡遇見了一位同為“豬仔”的女傭，兩人相知相愛，最終結為夫妻。

夫妻倆在種植園裡過上了相對穩定的生活，生育了十多個孩子，鄺友良是家中第七個。

家境貧困，子女眾多，鄺友良從小就承擔起養家的重擔。

他的哥哥姐姐們大多在種植園勞作，而稍小的孩子則幫忙採摘果實、採豆賣錢，勉強糊口。

四歲時，鄺友良便背著小竹簍在街頭售賣農產品，無論酷暑寒冬，從未間斷。

七歲開始上學後，他依舊沒放棄工作，在檀香山各處做零工。夏威夷的華人和土著孩子們分攤了街頭的各種小買賣，擦鞋、賣水果、報紙成了他的主要生計。

他回憶說，最有“含金量”的活兒是高爾夫球場的球童，有時還能得到顧客的小費，那段經歷是他童年的美好記憶。

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下，大部分有色人種孩子半途輟學，要麼出海打工，要麼誤入歧途，但鄺友良憑借堅韌意志堅持學業，最終完成高中學業。

老師們對他寄予厚望，勸他人生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是考上大學。

可當時的美國大學對有色人種門檻極高，特別是華人，因1888年通過的《排華法案》，華人在美國遭受多重限制。

所幸當時夏威夷尚未成為美國正式州份，只是佔領地，政策相對寬松，夏威夷大學向有色人種開放。

最終，鄺友良於1927年進入夏威夷大學，1930年順利畢業。

畢業後，他在夏威夷找到一份辦公室工作，能維持生計並幫助家人，但他並不滿足於此。

從小生活在社會底層，目睹華人所受的屈辱和困苦，鄺友良深知只有參與政治，才有可能改變華人的社會地位，用美國人的方式爭取美國夢。

之後，他一邊工作一邊進修，1931年考入哈佛大學法學院，開始法律專業學習。

在哈佛，他結識了志同道合的亞裔學生，大家共同努力，為提升亞裔地位奮鬥。

1935年哈佛畢業後，他成為少有的華裔精英，但在向紐約、華盛頓、洛杉磯的律師事務所投遞簡歷時，再次遭遇冷漠和拒絕，原因依然是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

無一事務所願意雇傭一名華人律師，這讓鄺友良一度失望至極。

幸好他的好友、日裔律師三浦勝郎伸出援手，兩人合作在夏威夷開設了美國第一家亞裔律師事務所，專門幫助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打官司。

幾年間，這家小所逐漸在夏威夷贏得聲譽，鄺友良也趁勢投身政治，1938年當選夏威夷州眾議員，成為少數的華人政治代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夏威夷成為日軍攻擊的首要目標。

作為本地土生土長的居民，鄺友良積極號召民眾參軍保衛家園，1942年本人加入美國空軍，憑借法律專長擔任軍隊法官。

服役兩年後，1944年以上校軍銜退役。雖然未直接參與戰鬥，但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

二戰成為美國對亞裔態度的轉折點。中美作為盟友，美國政府於1943年廢除了延續半世紀的《排華法案》，華人移民政策逐漸放寬。

戰爭期間，華裔、日裔、菲裔等亞裔移民積極參軍，他們的貢獻贏得社會尊重。

1944年退役後，鄺友良回到夏威夷州議會，繼續從政，並加入了共和黨。

1959年，美國正式將夏威夷升格為第50個州，隨之賦予了國會參議員席位。

鄺友良借此機會參選參議員，儘管華裔人口比例不高，但憑借其法律背景和退伍軍人身份，成功當選，前往華盛頓執政。

同期進入政壇的亞裔多是二戰老兵，如首位日裔參議員井上健，戰時失去一臂，退伍後參政，也順利當選。

鄺友良在參議院工作數十年，先後於1959、1964、1970年三次連任，直到1977年退休。

他政治生涯最顯著的成就是推動“移民改革法案”，該法案取消了對亞裔自由移民的限制，允許他們隨時將直系親屬接入美國團聚，彌補了19世紀末被剝奪的權利。

1963年，鄺友良宣佈競選美國總統，雖然未能通過共和黨初選，但這一舉動意義重大，象徵華裔完全融入美國社會，擁有同等權利。

同時，他開始拓展家族事業，二戰結束後在夏威夷創辦“城市購物中心”，並由此涉足金融與房地產投資。

在美國，議員身份不僅是政治象徵，更是商業通行證，鄺友良任內，鄺家產業迅速壯大，成為夏威夷的重要企業。

90年代，鄺友良帶家人回廣東尋根，受到當地政府熱情接待。

他參觀了珠海農村和當時正迅速發展的中國工廠、高速公路、寫字樓，驚嘆於中國在短時間內取得的巨大現代化成就，稱贊不亞於歐美和日本，深感振奮。

回到夏威夷後不久，鄺家遭遇經濟危機。

90年代中期，“墨西哥金融危機”波及全球，重創西方尤其是美洲國家經濟，鄺家的金融和地產投資大多損失慘重。

家族僅存的“城市購物中心”勉強維持運營。

然而，資產分配不均引發家族內部矛盾，兄弟間爆發激烈爭執。

2001年，長子宣佈企業破產清算，兩個兒子為分家產互相訴訟，小兒子甚至狀告父親，指責鄺友良偏袒哥哥，要求賠償千萬美元。

無奈之下，鄺友良夫婦於2003年初申請破產保護，保住了養老金。

但此時鄺友良健康已嚴重惡化，長期患有腎衰竭，需要透析維持生命，病情因家庭紛爭進一步惡化。

2004年夏，鄺友良去世，享年97歲。全夏威夷州降半旗悼念，州長稱他為“跨越時代的夏威夷英雄”。

然而，朋友們為他晚年被兒子折磨深感惋惜，稱他是“對美國貢獻卓著的人，卻被家事困擾至死，實屬遺憾”。

從鄺友良晚年遭遇看，他或許擅長政治，卻難以治理家業，最終釀成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