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出版時，便迅速蜚聲世界，並於次年獲得了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成為經久不衰的長銷書。
為什麼這部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著作，在出版25 年之後，依舊值得我們反復閱讀和思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撰文評論了這部經典之作。
對賈雷德·戴蒙德感興趣的讀者，也可以移步閱讀我們此前對他的專訪：《“黑天鵝”新冠肺炎，將成為世界劇變新契機｜專訪《槍炮、病菌與鋼
1532年11月16日，在秘魯高原上的卡哈馬卡，來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僅僅率領168名西班牙士兵，就俘虜了擁有8萬士兵的印加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為什麼在如此懸殊的人數對比下，印加帝國仍然輸掉了戰爭？
這一歷史現象在賈雷德·戴蒙德看來，關涉一個有關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在現代世界，是什麼導致了不同民族間的發展差異？為什麼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呈現出當今的格局？“為什麼發明槍炮、揮舞利劍、策馬奔馳的不是印加人？為什麼不是印加人把難以抵抗的惡疾帶到歐洲？何以印加人不能打造出堅船利炮，擁有先進的政體和長達數千年的書寫歷史？”為瞭解答這些困惑，戴蒙德完成了《槍炮、病菌與鋼鐵》這一巨著。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作者：[美]賈雷德·戴蒙德，譯者：王道還 廖月娟，版本：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月（點擊書封可購買）
01
在解釋世界各民族發展差異現象時，已有的研究會更加關注種族智力、灌溉系統等因素。戴蒙德認為，種族主義和基因決定論缺乏必要的史實支持—“各族群間的確存在技術發展程度的差異，但是並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各族群間有智力的差異”。相反，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的案例里，西班牙征服者的勝利來自四大優勢。第一是軍事技術優勢，即“槍炮”。西班牙人擁有鋼刀大炮、護甲和馬匹，比之印加帝國以石頭、青銅棍和木棒為武器的軍隊，擁有巨大的優勢。第二是病菌，入侵民族帶來了殺傷力更強的病菌，他們自身卻具有更強的免疫力，疾病的傳播又導致了被入侵部落內部的分裂。早在1492年以前，95%的美洲土著是被歐洲人帶來的病菌殺死的。在美洲以外，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譬如1713年歐洲移民把天花帶到了南非，1788年英國人把傳染病帶到了澳大利亞，殺死了大批土著。第三是中央政治組織，行政組織的統一使得航海這種需要資金、技術、人員、裝備的活動成為可能，發達的航海技術又使歐洲民族掌握了侵略的主動權。第四，文字也是造成民族差異的重要因素。西班牙人因為擁有文字，航海的書面記錄激發起後來的探險者的興趣，也為他們提供了經驗指導；印加帝國缺乏文字，也就缺少關於歐洲殖民者的情報，在信息傳播的能力上也落後很多。

技術、病菌、組織、文字這四個直接因素雖然帶來了社會發展的優勢，幫助西班牙征服者獲得了一場史詩級的勝利，但是在戴蒙德看來，這四個因素並非終極因，繼續向上追溯可以發現，“食物生產及社會間的競爭與兼並，都是終極因，征服的各種近因（病菌、文字、技術、集權政治組織）都是從終極因發展出來的，其間的因果鏈在細節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與定居的生活形態。由於那些終極因在各大洲上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故而各大洲上的征服近因也有不同的發展”。
為什麼食物生產是其中的終極因？戴蒙德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類在大部分時間里靠狩獵—採集來獲得食物，只是在過去的11000年里，人類才開始轉向食物生產。有的族群從來沒學會過食物生產；在懂得食物生產的族群里，有的是自己獨立發展出的食物生產（如中國人），而另外一些族群則是靠其他地方傳播而來（如古埃及人）。因此，在不同大陸的民族能否或者什麼時候變成農民和牧民方面的地理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以後的命運。
在此，戴蒙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論點：“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開展，那是環境而非生物差異造成的。”換言之，各大陸地理環境的差異最終導致了現代世界各個民族間巨大的發展差異—地理環境的差異導致了食物生產的地理差異，包括食物生產起源的地理差異，以及食物生產傳播速度和質量的差異；食物生產這一終極因進一步導致了技術、病菌、文字、政治的差異，從而構成一條完整的因果鏈，決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發展路徑。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曾以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榮獲1998年普利策獎及英國科普圖書獎，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種黑猩猩》也曾獲英國科普圖書獎。戴蒙德是當代少數幾位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經常從歷史視角審視人類不平等、文明演進等宏觀議題。

02
首先，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體現在資源稟賦上。以歐亞大陸與美洲大陸的對比為例，歐亞大陸為東西主軸，東西寬度始終如一；美洲大陸是南北主軸，在中美洲陡然收緊。太陽輻射是地球氣候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緯度間氣候和自然環境的差異比不同經度間的差異更為顯著。同時，美洲大陸適宜生產生活的地區分布不均，會被一些既不適於食物生產也不適於發展密集人口的地區分割開來，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地質、海洋資源、地形破碎和隔離程度等條件的差異，造成了兩個大陸社會發展的差異。
在植物方面，人類族群從狩獵—採集向食物生產的過渡需要歷經漫長的歲月。食物生產制度的漸次形成乃是許多關於勞力和時間分配的不同決定疊加的結果，伴隨著氣候的變化，獲得野生動物的可能性減少，馴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如果再加上採收、加工、貯藏技術的發展與人口密度的增加，發展食物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的必然選擇。在此背景之下，人們開始馴化植物：“栽種植物，（有意或無心）使它們發生遺傳變化，變得對人類食用者更有用。”
相較而言，歐亞大陸更易發展出農業食物生產，而美洲大陸面積較小，可馴化的植物資源在所有植物種類中本就屬絕對少數，再加上由於缺乏畜牧業帶來的動物糞便肥力和播種脫粒動力，而只能人工點種、撒播，使植物馴化、種植相對困難。同時，不同地理和生物環境使得不同民族得到的野生動植物組合也不盡相同。動植物組合的某些特點，如更高的生物多樣性、更多的一年生植物等，可以有助於它們在自然環境中更穩定地生產糧食；如果某些民族獲得了這些組合，他們就會不自覺地開始馴化植物併發展食物生產，又反過來使植物向更易馴化的方向進化，最終獲得較高的食物生產發展水平。
隨著人們從遷徙到定居，從採用原始技術到掌握更精緻的技巧，能夠馴化的植物種類也不斷增加。戴蒙德通過實證研究，對比論證了馴化動植物的能力與人種無關。植物的馴化能力取決於整個植物群馴化的可能性，只有這種模式能夠產生相對於純粹採集的額外收益，彌補轉變生產方式的機會成本。

《崩潰》，作者: [美] 賈雷德·戴蒙德，譯者: 葉臻/ 江瀅，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年9月
在動物方面，動物的馴化機會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依賴動物自身的屬性：“能馴化的動物都是相似的，馴化不成的動物各有各的原因。”戴蒙德發現，歐亞大陸的環境提供了更多可供馴化的食草性哺乳動物，而這類動物既可以用於食物生產，又可以作為食物來源，更可以作為糧食的運輸工具。一種動植物在某一地區接受馴化之後，就會迅速在氣候和環境相似的地區傳播開來，當地的居民則不必重新馴化類似的野生品種，從而能夠更快地發展食物生產。因此，相比緯度差異較大的美洲和非洲，歐亞大陸的食物能夠迅速在同緯度地區傳播，這些地區的氣候更加相似，因此歐亞大陸的民族可以更快地發展食物生產。
食物生產佔優勢的民族，顯然會帶來更快的人口增長和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的增加會帶來三方面的主要影響。第一，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潛在發明者、可採用的發明創造、互相競爭的社會，以及更大的使用和保有發明的壓力，這些都為包括金屬冶煉、軍事、動力機械、航海造船等方面的技術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第二，更多的人口加上相對穩定且有所富余的糧食儲備，能夠養活一批不事生產的人員，負責管理、技術研究類工作，職業軍人以及具有統治權威的官員和君主也因此出現了；人口增長帶來了更大的競爭，競爭之下失敗者或者被殺死，或者成為奴隸，從而促使等級更加森嚴的社會制度成形。這種規模較大、人口稠密、等級森嚴的社會政治組織有著調動大量人力、物力進行長期戰爭的能力，對維持常備軍、派遣探險艦隊、組織征服戰爭至關重要，美洲大部分地區則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第三，家畜飼養帶來了新的病原體，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傳染源，密集的人口又為疾病傳播創造了機會。歐亞大陸族群在這一過程中因禍得福，獲得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