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當我們談論起美國時，我們是否能意識到，美國其實是一個複數名詞？即便談論起美國的“複數性”特質，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或許是聯邦制和多元文化主義，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與美國政治文化之間的相互形塑關係。《阿爾比恩的種子》一書的譯介，彌補了中文世界讀者對於美國地域文化差異的認知匱乏，在一定程度上能為我們理解美國當前政治文化，提供更為厚重、更具歷史感的維度。
在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哈克特·費捨爾的筆下，有四種地域文化深刻地影響了美國“自願社會”（voluntary society）的形成。四種文化都來自不列顛，經由1629到1775年間四次不列顛移民大潮，穿越大西洋，到達美利堅，從此落地生根，成長為彼此迥異的地域文化，但又共同鑄就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自由底色。書名中的“種子”正是對這一過程的比喻。四種地域文化分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文化、弗吉尼亞的保皇派文化、特拉華河谷的貴格派文化與阿巴拉契亞邊區的邊境居民文化。將美國文化的源頭追溯至英國移民的故土，這樣全面系統的研究成果是此前罕見的，它讓世人瞭解到美國並非“沒有歷史的國家”。
為了區分和說明四種地域文化之間的差別，費捨爾試圖用“文化所包涵的價值、習慣和意義的規範性結構”來構建一套標準意義上的“民俗”。這套標準化的民俗採用了語言、建築、家庭、婚姻、性別、性、取名、兒童撫養、年齡、死亡、宗教、魔法、學習、文字、食物、衣著、運動、工作、時間、財富、繼承、等級、聯合、秩序、權力、自由等26個基本要素。費捨爾認為，四種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根源於不同的原生文化區域。
費捨爾建構的民俗模型，就是為了分別討論四種不列顛地域文化如何在北美傳承、適應、發展與演化。雖然都來自於不列顛，但在費捨爾筆下，四種地域文化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遠小於其與大西洋對岸的故鄉之間的關聯。不僅如此，從不列顛不同文化區域出發的早期移民，雖然移民動因、宗教派別、社會等級、世代順序以及來源地區各有不同，但來到美利堅之後，都竭力保持著祖地原有的理念與文化特質，並沒有因為殖民地的外部環境而完全“文化重組”。在美國社會族裔日趨多元化的當下，英國後裔早已成為人口比例中的少數，但按照費捨爾的標準，從喬治·華盛頓以來的美國歷屆總統中，除了範布倫、肯尼迪以及奧巴馬之外，莫不是他筆下四種地域文化的後裔。可見這四種地域文化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綿長的文化霸權地位。

新英格蘭
英國新教徒的“聖經共和國”
遷往新英格蘭地區的移民多是出於信仰目的。1629年到1640年期間，從英格蘭東部七郡出發的新教徒移民，選擇在新英格蘭地區再造一個“聖經共和國”。這個加爾文主義烏托邦的建造者，來自英格蘭清教運動最興盛的東部小城鎮之中。被後世化約為美國理想主義與例外論信條的“山巔之城”，就是源自十七世紀英國東部的流行語。新教徒的宗教信念包括了墮落、誓約、揀選、恩澤和愛。這些核心觀念一直存在於新英格蘭的新教徒心中，奠定了這一地區基本的文化基調。“與祖地分離的疼痛感”構成了新英格蘭地區文化的另一重要因素。鄉愁、焦慮以及“自願放逐”的失落構成了普遍的文化意緒，結果在殖民地煥發出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風氣。新英格蘭人厭煩種種新變化，同時擔心會出現所謂“殖民地退化”的問題，因而力圖堅守從英格蘭帶出的文化遺產。
在新英格蘭人看來，好的社會秩序應當保全整體。保全整體的前提意味著不承認內部差異的存在。新英格蘭人的公共自由觀念，也關涉到整體的社區。為了維護共同體的秩序，個人要受到很多限制。新英格蘭人願意為了共同體的秩序約束個人行為，但要求這些限制要有成文法的依據，並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貫徹。與之類似的，還有新英格蘭人的“靈魂自由”觀念。這種“靈魂自由”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宗教寬容。新英格蘭的奠基者們相信自身的信仰乃是真正的正統信仰，因而，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迫害與之相異的其他人。公共自由與靈魂自由都是新英格蘭“有序自由”的組成部分。費捨爾認為，在漫長的歲月中，有序自由的原則是新英格蘭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
有序自由意味著政府的積極角色，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約翰·亞當斯。他擔任總統期間，通過了一系列立法來促進國家對經濟和道德方面的直接干預。新英格蘭人有序自由的國家試驗，被聯合了其他三種地域文化的領袖人物托馬斯·傑斐遜所阻斷，這位亞當斯的老對手，代表的是與新英格蘭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地域文化。
弗吉尼亞
騎士精神的貴族遺風
奠定弗吉尼亞殖民地主流文化的保王黨，主要在1642到1676年之間到達美利堅。移民高峰是英國國內清教徒當政的十年。這批移民在英國內戰中始終忠於國王，他們的故土家園主要位於英格蘭的南部與西部，尤其是以威塞克斯為中心的英國腹地。保王黨移民潮的形成，離不開弗吉尼亞總督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的推動。伯克利有意要在美利堅重建故國遭到排斥的文化體系。按照伯克利的說法，在新建的共同體中既可以免受政治迫害，又有廣袤的土地供給無產業可繼承的貴族青年。

對於想要延續英國內戰前舊有道德准則，保持一貫社會地位的英國保皇派而言，殖民地無疑充滿了吸引力。這批移民對自身傳統英國文化保有深刻的眷戀，他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精英傾向、等級觀念”。他們是所有殖民地社會中最樂意將英國稱為“母國”的一批人。與新英格蘭的移民類似，他們也有移民身份所產生的焦慮感。弗吉尼亞的“母國文化隱痛”，表現在殖民地精英對內很高傲，但作為殖民地又感覺低人一等。其結果是，他們對殖民地內部的等級秩序特別地看重與強調，比如說弗吉尼亞殖民地的禁奢令，目的就與新英格蘭截然不同。他們的目標不是禁止奢華和炫耀，而是為了維持社會等級。再比如說，弗吉尼亞人培養下一代人的目標，就是為了讓他們能在等級社會里找到合適的位置。一方面，按照貴族文化的標準，男性應當驕傲、勇敢，執著於名聲與榮譽；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等級社會的准則，他們又必須克制、謙恭，須平靜接受命運的安排。喬治·華盛頓正是這種教養方式最成功的案例。
弗吉尼亞的自由觀是精英式和等級化的。自由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社會等級，費捨爾稱之為“支配性自由”。支配性自由有幾個重要的面向，會在美國政治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反復出現。首先，支配性自由是統治的權力。自治與有限政府的觀念由此而來，國家的權柄不能超出保護自由所需的最小職權範圍。伯克利與弗吉尼亞精英共同設計的政治與法律機制，都最大限度地保障著本地貴族的自由權利。比如，“無代表不得徵稅”原則的確立，以及本地精英長期處於自治的狀態，都為伯克利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其次，支配性自由通過支配他人來實現獨立，維持自由。這是一種全然基於等級觀念的自由，上等人擁有更多自由，奴隸則絕對沒有。支配性自由還要求個人獨立以及對自我的約束。一個真正自由的人，必須是自己行為與思想的主人。弗吉尼亞的紳士訓練，始終都在貫徹這樣的理念。支配性自由的觀念具有不斷延展的能力，比如，傑斐遜所代表的民主共和黨人，他們所秉持的正是精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立場。
弗吉尼亞“保王黨”文化中的榮譽觀，締造了這一地域文化的戰爭偏好。從1798年開始的每一場參戰爭論，包括後來的一戰與二戰，這一地區都強烈支持美國參戰。這種基於地域文化的“恆定模式”，引起了不少美國外交史學者的注意。有研究者就依據費捨爾的研究提出，美國外交政策的出台受地域文化影響較大，尤其是南北兩個“亞文化區”分別代表了美國對外政策中鷹派與鴿派的立場。雖然這樣的歸類與歸因可能過於粗略，但也說明瞭地域文化的持久的影響力。

特拉華河谷
貴格派的靈光與多元主義
第三波移民確立的文化意緒與前兩波移民的文化保守主義完全不同，他們奠定的是多元主義的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由1675到1725年間橫渡大西洋的貴格派移民帶到了美利堅。貴格派移民來自英國中北部，這一地區地處偏遠、人煙稀少、極度貧窮，結果促成了貴格派的誕生，使其迅速壯大。貴格派的移民動因不僅是消極躲避宗教迫害，還是為了積極實現宗教追求。貴格派教義的核心理念是靈光。有別於新英格蘭清教徒被上帝揀選的宗教觀，貴格派神學體系的核心是上帝的愛與光，他們相信耶穌給人類靈魂種下了神聖的善和美德，這種靈光為所有覺醒到其存在的人帶來了救贖的手段。救贖可以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並非局限於一小撮被選中的幸運兒。
正是因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支撐，貴格派移民在實現平等與包容的觀念上，比十八世紀其他的區域文化要走得更遠。比如貴格派反對由血緣、出身和財富形成的社會差別，而強調應當根據品行與價值來評價男女。特拉華河谷的公序良俗，意味著任何人都不能幹涉其他人的寧靜，這種開放的秩序觀念無疑是一種革命。宗教理念塑造了貴格派殖民地的政治文化。英國復辟時期的貴格派意識形態對賓夕法尼亞影響之深遠，遠勝其他地域文化。
貴格派的“相互自由”觀也深刻踐行了其信仰的核心原則。貴格派的宗教自由觀念，不同於新教徒所秉持的堅守正道的自由觀，貴格派的靈魂自由保護著基督徒的任何一種良知，即便是他們自身並不認同的觀念。除了宗教上的自由，特拉華地區還有著三種世俗的英國人權利，即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受代表制政府統治的權利，以及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威廉·佩恩親自為英國人權利制定細則，保障了這些權利在賓夕法尼亞的實施標準要遠勝當時英格蘭的普遍做法。費捨爾對於貴格派的評價極高。貴格派在英格蘭曾飽嘗宗教迫害之苦，他們在英格蘭要求平等享有英國人的自由權利，卻因宗教信仰而長期未果。當他們終於建立起自己的共同體時，他們不僅保護了自身的自由，還將他們在英格蘭的權利訴求也同等地給予非貴格派的其他群體。

阿巴拉契亞
愛爾蘭海沿岸邊境文化的承繼
在四種發祥於不列顛的地域文化中，費捨爾對邊區文化的勾勒與闡釋顯得最具野心。美利堅邊區文化的建立者，來源於英國相對應的邊界地區。這是一個圍繞愛爾蘭海所組成的邊境地帶，它包括了英格蘭最北端的六郡與蘇格蘭南部的五郡。這一地區長年處在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你來我往的戰火之下，形成了苦難深重的邊境文化。從17世紀開始，這種邊境文化越過了愛爾蘭海，蔓延到阿爾斯特地區。邊境地區的文化崇武好鬥、血親聯盟與宗族紐帶，這些因素比對國王的效忠更重要。這一地區的移民動因更為世俗，大多數人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詹姆斯六世繼位之後開啓的邊區平定改造運動，擾亂了不願接受新秩序的邊民生活，變革使他們處境艱難，他們逃往美利堅就是為了在新世界繼續保持自己的傳統。
這批驕傲魯莽的邊境移民進入貴格派殖民地之後，被貴格派精英向偏遠地區導流。來自不列顛北部的“蘇格蘭裔愛爾蘭人”，迅速在南部高地建立了文化霸權。這片被費捨爾稱為“阿巴拉契亞山區”的文化區域位於印白衝突的中心地帶，大部分地區都有領土爭議，屬於美利堅殖民地的“文化邊疆”。這些外部條件既契合了邊民們原生的社會環境，又進一步加劇了邊區定居點極度保守與排外的社會意緒。與不列顛邊界地區的文化極為類似，美利堅的邊區同樣缺少權威政府的管制，一方面本地顯赫家族把持大量土地，經濟上兩極分化，社會級差較大，但另一方面，美利堅邊區的社會分層卻沒有在社會行為與准則上形成等級化的規範。
美利堅邊區文化在社會行為方面有一種奇特的平等性。邊區的精英階層並不特別有文化教養，也非能力超群之輩。他們的地位直接依賴於所掌握的財富與權勢，並通過階層內部的通婚與友誼來鞏固。一旦失去財富，立即喪失社會地位。邊區社會存在著龐大的無地佃農群體。他們窮困但驕傲，將貧窮與自豪融為一體。比如“紅脖子”一詞，最早就是用來指稱邊區農村的無產者。富人與窮人之間的交往方式比較對等。他們著裝類似，甚至相互直呼其名。與邊區社會的平等交往方式相呼應的，是邊區政治文化崇尚強人領袖的特點。領導人因為行動果敢、有效，能夠吸引大批的追隨者。這些領袖採用平民化的政治語言，但卻不是用來表達對民眾利益的追求，而是要號召人們為其事業努力。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民粹主義”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其政治風格明顯源自於此。雖然研究邊區歷史的學者們多認為，費捨爾塑造和強化了阿巴拉契亞山區文化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但毫無疑問，當下美國的政治文化再次印證了費捨爾對邊區文化生命力的判斷。

邊區的自由觀念是一種極端的“天然自由”。邊區居民反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約束。他們厭惡強加的權威，提倡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認為公共事務只要以最低成本的方式來滿足即可。18世紀南部著名的自由鬥士帕特里克·亨利就是這種自由觀的代表。他抵制任何形式的強政府，提倡低稅收，主張以武力對抗侵犯自由之權威。“不自由，毋寧死”折射的正是邊區文化特有的極端自由觀念。
四種源流
美國歷史中的共識與衝突
費捨爾的意圖不在於揭示地域文化本身，而在於用四種源自不列顛的地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為美國歷史中的共識與衝突找到新的解釋，從而證明四種地域文化乃是美國“自願社會”的中流柱石。費捨爾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四種地域文化之間差異巨大，並不存在相互消融與合流，而是頑強且完整地長存於美國政治文化中，各自生長。
四種地域文化中，除了邊區之外的其他三個主要地域的精英，通過1787年憲法達成了制度上的共識，但仍然保持著相對獨立的身份意識。進入全國性政治舞台之後，帶有鮮明地域政治文化特徵的國家觀念、自由理念、圍繞奴隸制、州權，以及外交事務等方面的不同態度，形成了差異分明的施政方針與政策走向。四種地域政治文化在聯邦層面分化組合，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展現出不同的生機，從而塑造了美國歷史的呈現面貌。
費捨爾以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在早期共和國的階段，某一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如果要將本地域政治文化推向全國，都會招致其他地域文化的聯合反對。比如傑斐遜在1800年戰勝亞當斯，就是南部沿海聯合了特拉華河谷與南部高地，通過一場“多元性的自由運動”擊敗了亞當斯的有序自由試驗。1856年後，候選人單一的文化地域背景不再管用，新的以南北為劃分的地域文化聯盟開始形成。比如亞伯拉罕·林肯的當選，不僅因為其父系血統中具有新英格蘭、貴格派與阿巴拉契亞山區三種地域文化因素，還因為共和黨在北方形成了基本的政治聯盟。

在費捨爾看來，美國政治文化顯然重在分歧，而非共識。能在所有地區都贏得廣泛支持的候選人鳳毛麟角，伍德羅·威爾遜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改革方案仍然招致了大量基於地域的反對聲音。在威爾遜之後，美國大選中一貫的地域性投票又捲土重來。費捨爾提出，只有面臨共同的外部危險之時，四種地域文化才能暫時放下分歧，聯合行動。比如，面對帝國官員改造殖民地的文化壓力之際，18世紀末瀕臨與法國開戰的准戰爭狀態之時，還有在1920年代面臨外來移民壓力的時期，以及美國捲入二戰之後。在危急關頭，四種源自盎格魯-撒克遜的地域文化往往能夠放下分歧，一致“對外”。
費捨爾利用地域文化來解釋美國“自願社會”的形成，構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框架，其視野之宏大、格局之開闊都在歷史學界難得一見。但全書過於寬宏的風格也產生了不少漏洞，比如全書通篇採用的精英史觀，過於明顯的現實指向，證據鏈單薄，費捨爾對邊區文化對應地域和族群的分析，以及他對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忽視，這些都為他招致了不少學界同行的批評之聲。可能同樣因為此書體大思精，中文譯本雖然語言流暢，但疏漏筆誤之處頗多。但對國內讀者而言，美國的學界爭議也許難掩此書之光彩。
費捨爾的地域文化分析框架雖然宏大，但最終的落腳點仍是自由觀。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在美國最核心的體現就是多元的自由觀。多元的地域文化滋養了四種不同的自由觀念。正如他在結語最後所指出的，“美國自由最重要的事實是，它從來不是單一的觀念，而是一系列有區別，有時甚至是衝突的傳統，彼此之間維持著張力。自由觀念的這種多元性締造出一種自由文化，在開放性及擴展性方面遠勝任何單一的自由傳統”。美國文化的“複數性”特徵，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