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幾十年間，華裔美國人不斷用行動捍衛著自身的權利。一些華裔美國人與其他亞裔美國人聯合起來推動多族裔聯盟和行動，拒絕被框定在“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之中，主動講述並記錄自己族裔的歷史

“作為21世紀的亞裔美國人，是一種矛盾的體驗：他們從新的權力關係和特權地位中獲益，同時仍是仇恨犯罪和微侵犯（作者注：指細微的日常歧視行為）的受害者。”對華裔美國人來說，華裔歷史學家李漪蓮（Erika Lee）在其著作《亞裔美國的創生》中描述的這種體驗在過去一年尤為明顯。

特朗普在2016年的當選和席捲美國的民粹主義浪潮似乎只是大規模排外行動的一小段前奏：在當時的競選宣言中，特朗普宣稱移民與“貧窮的工薪階層”爭搶工作崗位，指控非法移民“殘忍地謀殺了無辜的美國人”，並承諾加強邊界管控、驅逐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2016年大選後，針對華裔的反移民行動也有所增加。

中美關係的變化和新冠疫情的暴發使得華裔美國人的處境愈發艱難。新冠疫情加深了美國社會對亞裔群體的偏見。特朗普等政客大肆使用“中國病毒”的說法來為政府在疫情中的不力應對開脫，一些保守派的議員則趁機推進相關立法，聲稱中國和部分與中國保持聯繫的華裔美國人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得以加強對移民的限制，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因此受到最直接的影響。隨著新冠疫情在美國擴散，針對華裔和其他亞裔群體的仇恨與暴力行為愈演愈烈。2021年3月發生在亞特蘭大的槍擊案成為反亞裔仇恨犯罪中最極端的例子。

另一方面，作為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群體，華裔美國人開始展現出他們的政治力量，並更積極地參與到反抗種族主義的鬥爭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移民到美國的華人大多埋頭苦幹，不問政治，但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發生轉變。例如，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很多華裔因特朗普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而憤然站出來投票。《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分析，亞裔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拜登拿下了共和黨長期佔有優勢的“紅州”佐治亞州。同時，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及其華裔支持者的出現也意味著華人正在思考如何利用手中的選票來為自身謀取利益，並逐漸願意為此投入更多金錢和精力。此外，持續發生的反亞裔仇恨犯罪不僅促使人們走上街頭抗議不公待遇，也使得更多華人開始反思過去所遭遇的歧視。從前，亞裔父母在與孩子的交流中更容易對種族歧視保持沈默。但《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報道指出，一些年輕的二代亞裔美國人開始主動與長輩就種族歧視展開對話。

第一個被禁止進入美國的族裔群體

當前美國國內的一些對華裔美國人的敵視和疑慮未嘗不是一種“歷史的回響”。直到1943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簽署《廢除排華法》之前，數代華人都生活在美國排華法律的陰影之下。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清朝的衰落和西方侵略者的到來，中國的社會動蕩不斷加深，這推動了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浪潮；同時，奴隸制的廢除和美國對西部諸州的開發創造了對勞動力的極大需求，中國移民適時滿足了這樣的需求，大量中國勞工由此湧入美國。初到美國的中國工人受到工廠主們的贊揚。1869年，美國《阿爾托加州日報》的記者指出，“中國人民是耕者、洗衣工、礦工、羊毛紡紗工和紡織工、家政傭人、雪茄製造者、制鞋商、鐵路建設者，為本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作為美國最大的非白人移民群體，來自遙遠國度的華人逐漸被視為威脅。在19世紀7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加州工人黨的領導人丹尼斯·科爾尼就指責中國人搶奪了美國人的工作，並指出華人苦力勞工是一種新的、需要取締的奴隸制。

19世紀的美國媒體捕捉到了白人對中國移民的恐懼，開始將華人描述為禍害，並將華人與“污穢”、“狡猾”、“異教徒”等詞彙聯繫在一起。唐人街則被描繪成和賭博、鴉片、賣淫等惡習相關的藏污納垢之處。隨著這些種族主義形象在主流流行文化中的廣泛傳播，美國社會中的反華運動隨之興起。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人被有組織地騷擾、圍捕和驅逐。1882年，對中國移民的排斥最終推動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支持排華議案的參議員們闡述了中國移民對美國的威脅，他們聲稱中國移民來自一個“劣等種族”，“東方文明”將腐蝕美國，中國移民也正在以“機器般的”方式和“鐵的肌肉”同白人工人競爭。禁止中國勞工進入美國的《排華法》於1882年5月6日正式頒布，期限為10年。此後，該法案的有效期被延長兩次，並於1904年成為永久性的法律。就這樣，華人成為第一個被法律禁止進入美國的族裔群體。

亞裔美國人與西方視域中的亞洲

華裔美國人被排斥和歧視的歷史並非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亞裔美國人的歷史緊密相連：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掙扎數十年的朝鮮裔美國人也會因母國被視為日本的附屬國而遭到不公正對待，華裔美國人則不得不戴著“我是中國人”的徽章將自己與日本人區分開來；在上世紀80年代，當人們懷疑日本製造業奪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時，美籍華裔工程師陳果仁因被誤認為是日本人而遇襲致死；而當如今的政客們操縱著“中國病毒”的話語時，被歧視和襲擊的不只有中國人，還有韓國人和泰國人。亞裔群體的認同不僅產生於同樣的膚色，更產生於龐大的、滲入美國人生活各個角落的歧視性系統。

在美國社會中，原本多元的亞裔美國人往往被視為一個同質性的群體，其背後是西方長久以來形成的“東方主義範式”。在西方人的視域中，亞洲被視為“西方的他者”（West’s Other），亞裔美國人被視為與亞洲相聯繫的外國人，而非對美國忠誠的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亞裔美國人經常被問及“你來自哪裡？”當回答是“新澤西”、“孟菲斯”或者“紐約”時，提問者往往會繼續追問“我說的是你真正來自哪裡？”他們所期待的答案可能是“中國”、“日本”或者“菲律賓”而非美國的某一地名。這一問題背後所隱藏的假設是，亞洲人並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同時，在對美國白人與非裔美國人的種族區隔中，亞裔美國人是“確定無疑的非白人”。和非裔美國人一樣，亞裔曾被拒絕享有與美國白人平等的權利。在美國的歷史上，亞裔美國人曾被禁止成為歸化的公民，禁止與白人通婚，禁止擁有和租賃土地，且不斷地經歷著基於種族的歧視和騷擾。亞裔美國人共同面臨著的歧視性系統使其開始聯合起來爭取權利和平等，並在鬥爭中形成聯結和認同。他們最開始被非裔美國人爭取民權的鬥爭所激勵，成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中的重要力量。漸漸地，一種在亞洲移民和族裔社會之間的泛族裔認同開始萌生，一些亞裔活動家組建起集中關注亞裔美國人問題的政治聯盟，並倡導同其他種族進行跨種族的聯合。亞裔美國人開始走到美國歷史的前台，講述自己的故事。

“模範少數族裔”：標籤與現實

將亞裔美國人視為同質性群體的思維方式也固化了諸多關於亞裔群體的想象。其中，“模範少數族裔”是當今美國最常見的一種關於亞裔群體的刻板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亞洲盟友在太平洋戰場上的並肩協作為亞裔美國人開啓了參與美國社會的新機會，美國人對亞洲移民的態度也有所緩和。冷戰時期，為了應對蘇聯對美國國內種族歧視的批評，那些克服困難、實現“美國夢”的亞裔美國人被刻畫為“模範少數族裔”來為美式民主辯護。20世紀80年代，帶著“模範少數族裔”標籤的亞裔美國人更頻繁地出現在美國的公共話語中。媒體開始大力渲染亞裔美國人在學業上的突出表現及其社會經濟成就，並用亞洲“獨特的”價值觀和文化來解釋亞裔美國人的成功。

然而，“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掩蓋了亞裔美國人內部的差異。這一標籤頌揚那些取得成功的亞裔美國人，卻忽視了佔據相當比例的、仍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亞裔美國人。皮尤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亞裔美國人在2019年的年平均收入（85800美元）高於美國所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61800美元）。但是，被統計的19個亞裔群體中有12個的貧困率高於美國平均水平。在受教育程度上，25歲以上的亞洲人中有一半以上（54％）具有大學以上的學歷，這一比例高於同一年齡段的美國人口（33％）。然而，亞裔群體內部的受教育程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中，不丹裔成年人獲得大學文憑的概率只有15%。

更為重要的是，“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讓美國人對持久的不平等現象視而不見。一種很常見的想法是，既然亞裔美國人已經成為在教育和經濟上都佔據優勢的“模範族裔”，美國社會中自然不存在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在某種程度上，享有“特權”和默默無聞的亞裔美國人也成為這種敘事的“共謀者”。相當一部分亞裔在不抱怨的情況下，忍受著生活中的種族歧視，並忠誠地為美國社會提供服務。

這種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也將亞裔美國人與其他族裔區分開來。當一部分少數族裔被當作“好移民”頌揚時，另一部分則被當作“壞移民”貶抑：非裔美國人的貧困被認為是由落後的文化和不健全的家庭教育而非其他的社會經濟弊病所導致。亞裔在沒有政府幫助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被用來非法化非裔美國人面對歧視時的抗爭。漸漸地，對亞裔與非裔美國人的比較使兩個族群之間出現嫌隙。

如果看不到“模範少數族裔”標籤背後多元的亞裔群體和複雜的亞裔歷史，則很難理解亞裔美國人群體在“平權行動”上展現的不同態度。一些亞裔父母認為，平權行動不合理地賦予了黑人和拉丁裔的孩子一種種族優勢，而他們自己的孩子卻被忽視了。Swan Lee是亞裔美國人教育聯盟的創始人。這一組織於2014年對哈佛大學提起訴訟，指責常春藤盟校有意壓制了亞裔學生的錄取率。Swan Lee稱，儘管取得了非常優異的成績，她女兒的一位朋友還是被一所大學拒絕了，這位年輕人最後只能在他父親供職的餐廳內做服務員。

另一部分亞裔美國人則支持平權運動。他們認為，亞裔學生所遭遇的不利狀況並不意味著應該摒棄那些旨在對抗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政策。在他們看來，亞裔群體只有和其他少數族裔團結起來，才能最終消除白人所享有的特權。舊金山的中國平權行動聯合執行主任Vincent Pan說：“我們當然有權使自己不受歧視，但我們無權使對他人的歧視永久地存在。”

改變與反思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製造業的飛速發展與美國低迷的經濟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以汽車製造業為支柱產業的底特律，大批汽車工人失業，而這被歸咎於日本的汽車工業和工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由此急劇上升。1982年，美籍華裔工程師陳果仁（Vincent Chen）於底特律被槍殺。殺死陳果仁的汽車工人埃本斯稱其為“日本佬”，並對陳喊道：“就是因為你們這幫狗日的，我們才失業了。”兇手最終被判處罰款3800美元和三年的緩刑。這引發了公眾的憤怒，一位華裔記者回憶：“突然之間，那些忍受了一輩子的人開始懷疑，他們對苦難的沈默可能並不是一種美德。”抗議的人們發起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泛亞裔美國人運動，並呼籲關注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然而，當由多族裔人群組織起來的“美國公民伸張正義聯合會”代表陳果仁提起民事訴訟時，殺死陳果仁的兇手卻在終審判決中被宣告無罪。

“陳果仁案”似乎提醒著亞裔美國人，美國沒有改變。PBS製作、2020年播出的紀錄片《亞裔美國人》中有這樣一句評論：“1882年，你殺一個中國佬，可以花1美元就脫身；1982年，你殺一名亞裔美國人，花3000美元就能脫身。”發生在2021年3月的亞特蘭大槍擊案和案發後美國警察為罪犯開脫的說辭不禁讓人們再次發問：“美國改變了嗎？”

毋庸置疑，當代華裔美國人和1882年排華法案出台時的華裔美國人有著不同的處境：當前，華裔美國人群體正在不斷壯大，而中國是美國移民的最大來源國之一，向美國輸送了大量留學生和投資移民。華裔美國人的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比老一代的移民更加年輕，且受過良好的教育。中國國家實力的提升賦予了華裔移民更多的身份優勢，而不少華裔美國人在加入美國國籍的同時仍舊保留著對亞洲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雅虎的創始人楊致遠（Jerry Yang）坦言，“當我回亞洲做生意時，我的（雙重）身份確實有幫助。”在“陳果仁案”發生後的幾十年間，華裔美國人也不斷用行動捍衛著自身的權利。一些華裔美國人與其他亞裔美國人聯合起來推動多族裔聯盟和行動，拒絕被框定在“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之中，主動講述並記錄自己族裔的歷史。

與此同時，華裔美國人仍是美國社會中被歧視的對象。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一直根植於美國的土壤之中，根植於美國的制度體系和一些美國人的價值觀之中。爭取權利平等的行動始終與妥協相伴隨。這些妥協發生在立法者以微不足道的變化替代更廣泛的改變時，發生在人們以“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區分不同的移民群體時，發生在人們批駁對某一少數族裔群體的不公而忽視對另一少數族裔所面臨的歧視時。這些妥協也允許政客們趁勢挑起民眾對移民的仇視和恐懼，並以此獲得政治權力。

正如李漪蓮在《亞裔美國的創生》中所說，儘管亞裔美國人是多元的，但他們是一個更大的亞裔美國人社會的一部分。這一群體以其複雜性從獨特的角度講述了美國的故事。他們的歷史是由移民的夢想、美國的現實和全球化的聯繫匯聚成的歷史，而這種歷史塑造了今天的美國。今天，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的歷史正不斷促使人們反思：美國與移民、移民社區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身為美國人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