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漲工資也招聘困難? 近期美國勞力短缺的問題

By thechicagochinesenews on March 13, 2022

(芝加哥時報訊)為什麼近年美國罷工離職遠較過去幾十年更頻繁?在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蕭條後，美國工會在30年代中開始起飛，逐漸增長，到1980年達到巔峰。隨後就是工會力量急劇下降。近幾年開始再次出現的罷工現像說明，工會力量有恢復的趨勢。
穀物製造商Kellogg的1000多名工人舉行了罷工；生產Oreos和其它Nabisco餅乾的蒙代爾茲國際公司（Mondelez International）今年夏天經歷了一次停工；阿拉巴馬州的煤礦工人已經罷工了幾個月；好萊塢幕後工作人員計劃的本月的罷工只是在最後一刻才被化解了；亞馬遜和星巴克工人也都開始了工會組織活動，雖然還沒有取得最後成功。

通用汽車公司的工會成員在2019年罷工了近六週，然後雙方就一份為期四年的合同達成一致，其中包括大幅提高工資和縮小“雙軌制”工資結構中的差距。
罷工或試圖組織工會的原因往往都是工作環境差，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長，還沒有彈性。

工人的訴求除了提高工資待遇，增加福利外，幾乎都包括追求尊嚴和體面的生活，無論是指現在的工作崗位上還是對退休生活的展望。
上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到70年底末可以說是美國發展最好的時期。不僅經濟增長相當快，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此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實現了真正的民享。美國工人階級普遍過上中產生活就是從40年代末開始的。

那時，工人中產家庭每年都度假，有的甚至還有自己的度假小屋。送孩子讀大學也不是問題。這是在接受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蕭條的教訓，通過兩個手段來實現的：一個是提高稅率，另一個是組織工會。說到底就是減少貧富差距。

但是，從80年代開始，裡根的大幅減稅和對工會力量的削弱，致使美國重新走上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老路。下面兩張圖就很說明問題。上圖是從1910-2010年工會成員佔比變化與最富有的頂部1%的人收入佔比變化的趨勢比較。可以看出，隨著工會力量的衰減，貧富差距越來越走向極端。
1925-2018年期間美國頂部0.1%富人收入與底部90%的人的收入相比的倍數。圖表的標題觸目驚心：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已經恢復到鍍金時代的水平。而最能說明問題的也許是下面這張圖。這是比較兩代人在30歲時的收入。圖中顯示的分別是出生於1940、1950、1960、1970和1980的人30歲時的收入比其父輩30歲時收入更高的機率。

可以看出，出生於1940年的有92%的人30歲時比父輩30歲時的收入高。出生於1940之後的人，這個機率逐漸降低。到1980年出生的人，只有一半的人能比過父輩了。換一句話說，所謂的“美國夢”——即這是一個提供向上移動（upward mobility）機會的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了。

很多底層勞動者因為疫情失去了工作。但也因為疫情期間政府額外慷慨的失業補助，有些人不工作時拿到的救濟款居然比工作時的收入還要高。這讓他們體會了一種不同的生活，也希望自己不要再繼續在走不出的深淵裡掙扎：一個餐館廚師在休息了一段時間後發現，原來每天都痛的手不再痛了；有的人希望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回到學校去學一門技能；有的人希望換一個工作，不再過那種從來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的日子；更多的人是看到了自己原來的收入太低，不願意再回到從前的日子裡去了。

也許這是他們的一種“罷工”形式。就像約翰迪爾的工人希望獲得體面的生活一樣，底層的勞動者也希望生活能夠改善。
真的，美國的失業金並不多。如果失業救濟金比收入還高的話，那就是收入低得不合理。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後不願意再回去做那份工，實在是合情合理啊。
疫情期間，大部分辦公室工作都可以在家上班。但很多一線人員，就是前面說的“基本工人”卻是必須冒著被感染的威脅，去不那麼安全的環境上班。
除了醫護、警衛人員和某些職業外，這些“基本工人”大多是低收入職業的員工，如商店和餐館員工，環衛工人和快遞員等。他們的工作非常重要。疫情期間什麼都缺的時候，更體會到沒有他們，人們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無法滿足。

那麼，作為一個文明社會，是不是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們的工作價值應該怎樣衡量？他們的收入不夠讓一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是合理的嗎？
其實將心比心，白領也有類似的問題。比如，相當多人以前爭取了很久卻享受不到的在家上班，因為疫情一下子就實現了。如果疫情后公司說不再給任何在家上班的機會，你還能夠像從前那樣接受嗎？還比如，當你有選擇的時候，會忍受一個讓人心力交瘁的工作嗎？為什麼藍領工人就“不配”給自己多一點選擇呢？

美國勞工部上週的報告說，今年8月份辭職的員工比過去20年中的任何月份都多。看來辭職人數激增是工人意識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擁有更多籌碼的幾個跡象之一。縮小美國巨大的貧富差距，需要一次分配的變革

現今的美國社會，太多的問題必須靠二次分配，即福利等來補救。但二次分配不僅弊病多，而且有長久的負面作用。比如，一次分配的提高鼓勵買房，二次分配只能提供臨時住房；一次分配提升社會、階級地位，對下一代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二次分配只會打擊孩子的自信，還可能養成他們吃福利的習慣；一次分配能夠從根子上減弱社會的不公因素，二次分配不僅治標不治本，而且當一次分配不公時，還造成“劫富濟貧”的假象；一次分配是真正提供“向上移動”的美國夢的機會，二次分配只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無法幫助弱勢群體爬出貧窮的深坑。長此以往，必定激發階級矛盾的不斷尖銳化。此圖的標題是：當底層收入不變時，頂層收入飆升。圖中三個顏色分別代表底部90%，頂部1%和頂部0.1%的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收入。

也許看一下CEO與工人收入比例的變化，比較能夠說明問題。
美國各大公司CEO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比例，在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後在不同時期的數字大致如下：
1950–1980：20:1
1980–2000：400:1 （此時期對沖基金管理員的收入是美國平均收入的22000倍！）
2007年金融風暴後：300:1
美國勞動部（Labor Department）和統計局（Census Bureau）給出的CEO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比為：
1979年：29:1
1985年：40:1
1988年：93:1
1990年：113:1
1995年：150:1
太多時候我們聽見的是，把餅做大些。但是，只是把餅做大不是答案，還必須改革對餅的分配。畢竟，這裡有一個公平與否的問題。
這個社會必須重新學會肯定藍領工作的價值，學會尊重藍領工人的勞動。這個對價值的肯定，對勞動的尊重必須有具體表達，有實際效果。說到底，縮小貧富差距，直接提升底層收入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