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约客在路上 24：历史交汇在克里姆林宫（3）/ 陳友忠（作者），前宏基國際公司總經理

By thechicagochinesenews on January 19, 2023

Nauchny及Integral两个NPO分別在莫斯科近郊以及白俄羅斯的明斯克，都是當時的高科技集團，研发及生產包括個人電腦、儲存器、電腦、遊戲機等在內的IT產品。蘇聯體制下的市場非常的封閉，外資企業進入蘇聯的唯一可能是跟國有企業合作，當時的合資計畫是利用蘇聯的科研及零組件生產能力，在當地生產宏碁電腦，供應蘇聯市場。

Nauchny及Integral是很有代表性的蘇聯體制下的國有企業，業務模式非常的“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ed, 產品及業務內容寬而廣，一家企業橫跨一個產業。我記得當時參觀他們的硬碟機生產工廠，除了開礦冶金，從頭到尾幾乎全部自力完成。另企業組織也是絕對的“蘇聯體制”，自成一個小王國，整個企業集團有20幾萬人，有自己的幼稚園、小學中學、醫院、運輸公司、警衛、住宅社區。。。。也因此，不管業務內容或企業組織，跟自由世界熟悉的開放架構Open Platform（各人專注自己的核心業務，再協作整合成一個產業），非常不一樣，也因此降低了效率及競爭力。

（招待國賓敦睦邦交的圓山飯店，增建的14層宮殿式建築於1968年完成。來源：網路）

臺北市的圓山飯店，1960及70年代為招待國賓及舉辦國宴的場地，我在那留下一段歷史軼事。 1911年3月，宏碁電腦邀請蘇聯電子工業部副部長Ivanov訪問臺灣，可能是當時比較高階的蘇聯官員到訪，安排入住圓山飯店。我當時擔任“小副官”，也住在圓山，他在遠眺臺北市區、有大陽臺的套房，我則在裡邊沒有窗戶的房間。

有天晚上Ivanov感覺筋骨不舒服，我們安排了一個盲眼的先生幫他按摩。 Ivanov 不會講英文，我不講俄文（只能看店招及點菜），他帶了Sasha作英俄翻譯，而按摩先生只講閩南語。然後就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個小時時間，兩位先生在床上，兩個年輕人站在床邊，有關按摩的需求及回饋等等，在俄文-英文-閩南語之間來來回回。然後，按摩先生提到Ivanov 的左腿膝蓋有受過傷，這讓Ivanov 很吃驚，一個陌生人的手上工夫竟然探知他的多年隱疾。

談到Sasha，這是非常普遍的男子名字Alexander的俄文昵稱，在莫斯科馬路上喊一聲Sasha，應該有很多人回頭。 1993年宏碁決定在莫斯科開設代表處，那時還沒租辦公室，要先面試一個秘書，就在我住酒店的大堂咖啡廳，每一小時來一個。在座位旁邊剛好有個吧台，服務的先生掛著名牌“Barman Sasha”，他也聽得到我們的談話，對應試者有他自己的觀察。他在當班，就看著我面試6、7個人，在每一個面談之後，我們兩個會作短暫交流，聽取他的“本地意見”。其中，他還對一個正在談話的女孩，對我擠眉弄眼猛搖頭，認為她在忽悠我這個老外。很可愛的Barman。

（Intertraining 1991年5月論壇的邀請函。）

Intertraining 1991年5月份的論壇，從5月22至24日，在克里姆林宮的“國會大廈”舉行，論壇主題為“Stabilization of Economy and Market”。這個時間點有點敏感，因為，江澤民總書記剛在5月19日完成莫斯科的訪問，而臺灣的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將於5月28日率領一個經貿訪問團到達莫斯科。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下，我一個臺灣小商人得以進入克里姆林宮作報告，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交匯事件。

（兩位領導人簽訂“516協定”（中蘇東段邊界協定）後握手。1991/5/16）

1980年代末期，蘇聯國內政治局勢逐步惡化，此時的戈巴契夫正處在風口浪尖。此前江總書記已多次收到戈巴契夫訪蘇邀請，還收到戈氏的親筆信。尤其當時距離（兒童節+3）還不到兩年，政治氛圍比較嚴肅緊張。在這種形勢下，江總書記是否還訪問蘇聯，便成為一個重大問題。最後中央研究決定，江總於1991年5月份應邀訪問蘇聯。

中國方面之所以作出這個決定，是認為江總的訪問會有助於鞏固和增進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可以在國際局勢變化中穩定中國和北方鄰邦的關係，也有助於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的遏制。他的訪問，也是對戈巴契夫1989年5月訪華的回訪，當時戈巴契夫與鄧小平一起宣佈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

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江總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當時國家主席為楊尚昆，江總到1993年3月才接任主席），踏上這次蘇聯之旅。江總的這次訪問，創造了幾個第一：

– 1957年毛澤東之後，第一位訪蘇的中共領導人

– 1989年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後，兩國領導人首次最高級別會晤

– 中國領導人最後一次訪問蘇聯

江總在莫斯科期間，與戈巴契夫舉行會談、發表《中蘇聯合公報》、舉行記者會、在蘇聯中央電視臺講話、會見蘇聯公眾，並簽訂《中蘇東段邊界協定》，中國主動放棄索回“外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不含西段）的權利。

（江總在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右2。1955年4月– 1956年5月）

江總對蘇聯懷有特殊的感情，這次訪問的亮點是回訪35年前實習的“吉爾”汽車製造廠，並於5月16日晚在大使館會見400多位各界人士，包括一些故舊好友，在會見最後，江總指揮大家合唱《歌唱祖國》、《海港之夜》等中蘇歌曲。1954年11月，江總調往新成立的長春一汽，1955年4月赴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5月回國，擔任長春一汽動力處科長，在一汽前後8年。“一汽”是蘇聯援建項目之一，以莫斯科李哈喬夫汽車廠（簡稱吉爾ZIL，前身為史達林汽車廠）為藍本建設。一汽的設施規劃、生產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鑒吉爾，生產設備也是由吉爾專家們設計、購買及製造的。

（緊榜著莫斯科河的克里姆林宮，中間綠色屋頂為Grand Kremlin Palace，原為沙皇住宅，現為總統官邸及博物館。）

國民政府敗退臺灣之後，遵行“反共抗俄”國策。臺灣在鐵幕之外，冷戰的一邊，基本上與共黨國家切斷了官方關係，民間來往及間接外貿並不太多，電腦產品出口到莫斯科需要透過新加坡及印度經銷商轉口。臺灣對東歐及蘇聯的直接貿易與直接投資，分別到1978年及1990年3月才漸次開放。1991年到莫斯科，要到香港或新加坡辦理簽證，到北歐轉機。當時是單向的電訊，臺灣可以打電話到莫斯科，但莫斯科無法打到臺灣，僅能發Fax到新加坡，請分公司同事轉回臺北，兩地商務來往及聯繫很不方便。

1991年5月，臺灣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率領62人的“蘇聯東歐經貿訪問團”，包括政府官員、國營及民營企業負責人各三分之一，赴捷克、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蘇聯訪問，原本計畫5月28日到達莫斯科，參加中華經濟研究院與蘇聯東方科學院舉辦的雙邊經貿研討會，但團長江丙坤突遭蘇聯當局拒絕入境，僅團員獲准到訪，參加研討會並舉辦貿易洽談會，獲300多家蘇聯公民營企業參加。

蘇聯解體後，臺灣與俄羅斯的官方關係慢慢升溫。 1992年1月，外交部次長章孝嚴訪俄（章為蔣經國庶子，冠母姓，後改名蔣孝嚴，其子蔣萬安剛當選臺北市長），代表政府致贈食米。被拒入境15個月後，1992年8月江丙坤率團順利訪問莫斯科。1992年9月15日，葉利欽簽署“俄羅斯聯邦與台灣關係條例”，雙方各自成立具領事功能的官方單位（“臺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等），並互設代表處。1994年3月23日，戈巴契夫抵台訪問，赴立法院發表演說，強調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而民主的改革與自由的追求應在平和的環境下進行。2010及2013年，總統夫人周美青兩次以雲門舞集榮譽團長身份訪問俄羅斯。

（1991年5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辦的“穩定經濟與市場”國際論壇，演講嘉賓名單）

（作者上臺報告之前，在“主席臺”就坐，右3。1991/5/23）

該論壇的主題為“穩定經濟與市場”。主要的演講嘉賓，包括戈巴契夫的助理、蘇聯勞工與社會部長、經濟計畫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財政部副部長、國家銀行副主席、Nauchny中心總裁、國家外經貿委副主席，以及來自德國、英國及美國的教授學者。我是唯一來自民營高科技企業的代表。

我的演講題目是“臺灣–市場經濟下的奇跡，Taiwan–a Miracle under Market Economy”。我是以英文演講，翻譯成俄文，主辦單位另印發了3000份俄文講稿給參會者。

（作者在有蘇聯國徽的講臺上作報告，以英文演講，翻譯成俄文。1991/5/23）

配合論壇的主題，也針對參會者試圖瞭解海外“改革重組”及“開放政策”的作法，我的演講分成三個段落：臺灣的民主化路徑，臺灣高科技民營產業的發展，並以宏碁集團作為案例，探討民營企業的貢獻。這三個部份看起來或許並不相關，但他們的成功都是基於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

首先談到臺灣，我提到對在場的聽眾，或許那是一個遙遠東方的寡民小島，但對研究開發中政經發展的學者而言，臺灣被稱呼為一個“經濟奇跡”。在40年間，人均GDP從300跳升到8000美元，7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居世界第一，如果從淨外匯的考慮，臺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小島。為什麼臺灣能跳脫貧困落後而封閉的環境，最關鍵因素是我們的發展是基於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提供給老百姓努力奮鬥的動力，“we are working hard to tilling the land because we know there are harvests after this hard-working.”（對照于蘇聯中央集權的“大鍋飯”現象）。我也強調，自由及開放的市場體系，需要一個有效而發揮功能的政府的支援及規範。

有關臺灣的IT產業，它是一個“世界工廠”A Powerhouse。1989年臺灣生產了60億美元的IT產品，位列世界第6，僅次於美日德英法，在1990年的世界市場佔有率：滑鼠71%、主機板66%、顯示器36.4%、鍵盤35.5%、顯示卡34%、終端23.6%、轉換電源19.4%及個人電腦9.7%等。臺灣IT產業的成功，除了市場經濟的體制之外，政府的長期規劃、引導與協調功不可沒，很多政府部門參與到目標設定、規劃政策、研究發展及執行跟催等，政府分配足夠的財政與人力資源到IT產業，設立科學園區，充足的研發、海內外的科技人力及職業訓練，為高科技產業提供扎實基礎。另外，與日韓不同的，臺灣有蓬勃的中小企業，他們的獨特性在於活力、彈性與韌性，剛好是快速變化的IT產業所需要的。

宏碁電腦是一個私營企業貢獻于經濟建設的案例。 1976年以11個人及25K美元創業，與臺灣的IT產業平行發展，經過15年歷程，宏碁位列世界10大PC品牌，在 18個國家是領導品牌，在臺灣有17%的市占率，貢獻23.5%的電腦出口，也是世界領先的OEM供應商。演講最後，我也分享了宏碁電腦對蘇聯市場的規劃，提到進行中的合資計畫以及對產品本土化、強強聯手等的布局。

（原生樹種臺灣欒樹，臺北市敦化南路。2022年10月，攝影者：楊肇嘉）

我1991年作報告時，臺灣的民主化才剛起步，“Glasnost”政策並未扎實，經驗分享的底子也還淺薄。臺灣的戒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開放黨禁、報禁、集會結社、示威遊行等，4個月後開放臺灣老兵返大陸探親，對共黨國家的直接貿易與投資也是在1980年代才放開，而兩岸“三通”（通郵、通商、通航）要到2008年馬英九執政時才完全開放。

在31年後的2022年，若臺灣的民主化能夠給前蘇聯一點建議的話，那就是“政治與經濟的自由化無法同時進行”。臺灣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 Perestroika）是在政治相對保守的1960到80年代完成的，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並在半導體及IT產業與美日等並駕齊驅，也因為有了扎實的經濟基礎與社會體制，才承受得起政治開放（Glasnost）的折騰。

（宏碁電腦產品在國會大廈的the Diplomatic Hall 展示。 1991年5月22至24日）

在論壇期間，宏碁產品在國會大廈的外交廳展示。展品包括宏碁桌上型電腦 Acer 1133以及兩型的手提電腦Acer 1100LX及1120NX。30年前還沒有筆記型電腦Notebook computer，所謂“手提電腦”，那時英文叫Laptop Computer, 更好的翻譯是攜帶型電腦，比較方便移動而已，有點笨重，出差時帶著它有鍛煉身體的效果。

（戈巴契夫為PizzaHut拍的電視廣告，1997年。繪圖者：James Fosdike）

(戈巴契夫為Louis Vuitton拍的平面廣告，2007年)

戈巴契夫曾對媒體表示，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他損失了所有積蓄，月退俸4000盧布，也因貶值僅值2美元，手頭十分拮据，其名下基金會更受到葉利欽的打壓，捉襟見肘，無法運作。也因為他主政蘇聯時的改革開放以及不訴諸武力的形象，在西方有一些訴求，乃被邀請拍攝廣告。一個前共產黨領袖為資本主義產品宣傳，個中反差，於西方而言，有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意味。

1997年必勝客的電視廣告，戈巴契夫在大雪中與外孫女 Anastasia Virganskaya步入紅場的 Pizza Hut。店裡的食客發現戈巴契夫光臨，可能是父子的一老一幼即就其功過爭辯。年長者批評「因為他，我們經濟才變得混亂」、「政治動盪」，年少者則維護道「因為他，我們才有機會」、「有自由」，最終由可能是媽媽的年長婦女來終結爭論：「因為他，我們有很多東西⋯⋯例如 Pizza Hut！」一家人隨即和解，餐廳內所有人站立，舉著披薩向戈巴契夫致敬。結尾的鏡頭切到戈巴契夫身上，展現出他沉浸于大家的關注。這是以戈巴契夫為主角拍的廣告，但他並不是影片中的明星，他甚至沒說話，他只是廣告中众人爭論的旁觀者。有意思的是：誰會想到幾個爭論共產主義終結的莫斯科人，會自然而然地推銷比薩餅？

2000 年奧地利聯邦鐵路的廣告，口中所說出的「重組」（Reconstruction），便是對應其“改革重組”Perestroika。 2007年的Louis Vuitton廣告，在陰暗的天空下，戈巴契夫坐在老式轎車裡，窗外閃過的是破敗的柏林圍牆。1989 年柏林圍牆倒下時，戈巴契夫並沒有動武。

（1990年第一家麥當勞開幕，在普希金廣場排起5000人的超長隊伍。1990/1/31）

（在普希金廣場的麥當勞門店。1991年5月）

拜戈巴契夫改革開放之賜，Pizza Hut與麥當勞都是於1990年在莫斯科開業。1990年9月11日，Pizza Hut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開了第一家店（大陸的第一家店也剛好在前一天開幕），麥當勞更早，也引起更大的轟動。

1990年1月31日，第一家麥當勞在普希金廣場Pushkinskaya Square開業。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門店，23,680平方英尺，27個收銀台，600個工作人員，可同時容納700名客人。開幕第一天連夜有5000多人排隊，當天服務了3萬個客戶。那時候，一個大麥克Big Mac賣3.75盧布，相當於莫斯科地鐵/公車的一張月票，一頓麥當勞（漢堡、薯條、飲料）要5.5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的薪水，價格並不便宜。

1990年麥當勞與PizzaHut開幕時，對前蘇聯的老百姓，在心理和政治上的共鳴遠遠超越了漢堡包與比薩餅。蘇聯人對西方文化耳聞目睹卻又無法親近，這兩家資本社會的速食店讓他們得以一窺鐵幕外面的西方生活。對於排隊幾個小時，“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為了獲得每月的糖和茶，我們已經習慣了排好幾天隊。”“一進門，我們就被巨大櫃檯後面的年輕收銀員的數量所震撼，他們微笑著，像蜜蜂一樣的快速移動，一輪又一輪地提供服務。對比於我們那些穿著白色長袍的胖老婦人，坐在空蕩蕩的貨架前，。。。”

我對莫斯科的Pizza Hut及麥當勞有不錯的記憶。30年前招待當地的業務夥伴，帶去Pizza Hut 吃比薩餅或麥當勞吃漢堡，都是很高級的招待，若在週末宴請客戶的家人，更讓客戶倍感榮幸。當時的門店有兩個入口，收盧布的入口經常需要幾個小時的排隊，而付美金的入口基本上可以隨時進入。

因俄烏戰爭的西方制裁，麥當勞於3月14日關閉其在俄國的850家門店，但繼續支付6.2萬工人的薪資。五月底，麥當勞決定完全的退出俄國市場，將其所有門店及資產賣給俄國企業大亨Alexander Govor。交易價格未經曝露，Govor稱系以“象徵性”價格接手，雙方應著眼于對現有員工、供應商及客戶的照顧，因在資產買賣合約中，麥當勞有15年的“選擇權”以買回經營權。Govor在西伯利亞經營礦產及石油致富，他以“特許授權”在西伯利亞經營25家麥當勞門店，與麥當勞關係密切，也熟悉漢堡包業務。6月12日麥當勞1990年在普希金廣場的第一家門店，以全新品牌Vkusno& Tochka（俄文語義：”Tasty and That’s it”）重新開業。PizzaHut也決定永久退出俄國市場，在6月份轉手給當地的餐飲集團Rosinter。

談到吃飯，1991年的莫斯科还都是国营餐厅，服务意识及食品质量都不好，而且可以感受到糧食短缺，當時的說法是糧食的生產沒問題，但因為缺乏市場機制以及運輸、儲存及配銷體制，馬鈴薯等農產品就爛在田裡，但城裡卻嚴重缺糧。之前在進入莫斯科的航班上，都會將剩下的糖包、醬油、麵包等帶下飛機。

那個時候的莫斯科，有不少日本商社，我們也跟幾家日本商社有業務上的合作，一起搞大客戶的開發或為我們的出貨提供Factoring等財務擔保。他們的辦公室都附有小巧精致的員工餐廳，有簡單可口的兩、三樣菜色，但最令人激賞的是日式電鍋蒸煮出來的日本大米，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指大動。當時就尽可能把拜会時間排在午餐前，混個難得的中飯。

（宏碁電腦創辦人Stan及Carolyn訪問聖彼德堡。 1996年）

（1995年宏碁莫斯科團隊，最左为总经理SteveKuzara。翻拍自AcerWindow封面故事）

由於蘇聯巨變，中央電子部解體，JV對象Nauchny及Integral進行重組，人心惶惶，前途迷茫，各種不確定下，合資計畫無法繼續，宏碁因此暫時退出前蘇聯市場。1993年中再度進入，總經理SteveKuzara入住莫斯科，到第四季度，第一個貨櫃就出貨了，隔年在莫斯科設立代表處，持續增強對俄國及其他獨立國協市場的投資與經營。

到1995年，宏碁莫斯科已有将近20个人，在莫斯科有Compulink, Lamport, Kami, 圣彼得堡有Lanck, 海参威有CIT，阿拉木图有Nita等经销商，在大客户方面也有Transaero航空、教育部、圣彼得堡核电厂及“白宫”等，都是200台PC以上的用户。

（莫斯科時報對Acer在芬蘭Lappeenranta設立組裝廠的報導。 1996/3/14）

除了莫斯科總部，後來也在海參威及哈薩克的阿拉木圖設立代表處。1996年初在芬蘭邊境的Lappeenranta，成立一個針對俄國市場的電腦組裝廠（UniLoad Operation），初期有24名員工，可支援每個月6到8千台的出貨。

傳統的電腦製造，在大工廠生產整台電腦，再以海運送到世界各地。但3、4個月的前期預測，需求與供應經常脫鉤，另關鍵零组件也會掉價或過時。在Stan“鮮活思維”思想指導下，UniLoad被開發出來，並從1992年開始在全球組建了30幾個組裝中心。宏碁先創新產品的設計（ChipUp及無螺絲組裝等），比較Bulky的機殼及SPS等走海運，技術密集的主機板在總部生產後走空運，而CPU、HDD、DRAM等高單價零組件，則在海外就近採購，然後在靠近客戶的UniLoad中心，組裝成剛剛出爐、最“新鮮”的電腦。

芬蘭是當時唯一與俄國陸地接壤的EU國家，冷戰期間是蘇聯跟西方最重要的貿易通道，抓住俄國改革開放的機會，芬蘭定位為西方企業進入俄國的橋頭堡。宏碁的UniLoad中心，完全由當地政府投資建設，無償交付宏碁使用，當作芬蘭政府的一張招商名片，芬蘭總統MarttiAhtisaari也曾到訪。1998年世博會在里斯本舉行，作為芬蘭政府的國賓，應邀到芬蘭國家館作專題報告：“Finland : A Logistics Center to Russia and the CIS – A Case Study of Acer Computer”，為芬蘭政府站臺。

（宏碁月刊作者專文“我宏碁莫斯科”的截圖。1995年4月）

有幸於1991年5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宮的國會大廈Palace of Congresses，在戈巴契夫、葉利欽等人作國情諮文的講臺上，對2000多位蘇聯的政治、工業及商業領導人，作一個報告，在當時的政治主旋律Perestroika及Glasnost氛圍中，分享臺灣經驗。

據主辦單位告知，我可能是第一個華人，在克里姆林宮的國會大廈作公開演講。個人的人生小故事，與蘇聯的歷史交匯在克里姆林宮。

參考資料：

克里姆林宮博物館（Moscow Kremlin Museum）官網（中文）

https://www.kreml.ru/zh-CN/about-museums/

戈巴契夫曾對江澤民分析蘇聯困境: 集權惹禍，新華網2015/10/28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5-10-28/55064.html
1997年戈巴契夫為 Pizza Hut 拍的廣告（1分鐘）。https://youtu.be/fgm14D1jHUw
Deportation of Koreans in the Soviet Unio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portation_of_Koreans_in_the_Soviet_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