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頭條

中国工厂的有“xiàn”继承者

直播结束了。阿杰对着镜头讲完最后一句话,脸上还挂着因过度亢奋而有些虚脱的笑容。房间里响起了掌声。气氛从沸腾转向平静,像一锅煮开的水突然被关掉了煤气灶。

这是午后两点钟,从清早开始,阿杰已经连续播了七个小时。依靠红牛和浓缩咖啡支撑起来的高强度输出总算结束,他静静闭上眼睛,坐到沙发上,把自己关机了。

没有人给他销售的压力,但作为厂二代的阿杰知道父母对他的期待,也知道自己的野心。今天,他在直播间里为父母创立的箱包品牌刷新了销售额。为了犒赏和不辜负儿子的拼命,父母推掉了几个外贸老客户的订单,把工厂里更多的产能给了他。

阿杰家的工厂位于广州花都,这里被称为中国箱包皮具之都。他的父亲是狮岭当地箱包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家里则有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第一批做外贸出口的箱包工厂。如今,父母渐渐年迈,独生子阿杰需要站上舞台的中央。直播电商是他独立发展起来的板块,到今天,这个板块已经为家里贡献了40%的订单。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未来,外贸的部分也将慢慢由他接手。

同阿杰家相似,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外贸发展而白手起家的那一批先锋者,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奇迹,同时也积累了自己人生的财富。彼时,他们从全国各地搭上前往珠三角的时代列车,从业务员、小摊贩做起,一步步经营起工厂。

但如今,随着如人口、资源等传统红利的消失和贸易模式的变化,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工厂转型迫在眉睫。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必须提上日程。一些统计显示,最近5~10年,中国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和财富传承的问题,其中90%为家族式经营。

与父辈创业维艰不同,二代们一开始看到的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和经济腾飞的中国。他们大多出生于1990年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见过更多新事物。如今,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肩负起了传承的责任,成为了中国制造转型乃至品牌化的探路者。

这些年轻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有“xian”的世界。互联网赋予了他们新的时代机会,卖货要靠电商,营销也要靠社交网络。同时,他们拥有的是有限的空间,依然在父辈的审视下,必须靠实力才可能拓展边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时时地攀着一条线,这条线由家庭责任、亲子关系、公司权力、社会观念所编织而成——有些很稳固,有些像晃动的钢索——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找到,然后把它紧紧握在手中。

一、接班,但不接工厂

从佛山西站出发,沿着高速一路向西,道路两侧遥远而密集地种着细长的烟囱,灰白色的浓烟远看如同轻云。过河之后,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里是山区,租金便宜,环保要求也没有市区那么严格,许多工厂都搬了过来。

曹珏家的工厂就在这里。1994年,她的父亲创立了这家电水壶工厂,业务以国内代工为主。在来到工厂之前,我曾问曹珏,厂里是否能看到她接班的痕迹。她歪着丸子头,手踹在运动服口袋里,露出狡黠的笑容,大咧咧地说道:“完全没有。”

事实确实如此。我看到的是一家最传统的工厂。门口,一辆载满货物的红色大卡车正在费力地腾挪。空地上,包在纸箱里的成品摞到了两米高。厂内建筑是老式的板楼,外漆已经有些斑驳,铝框的管理细则挂在墙上。一尊怒目圆睁的关公像立在行政楼左手边。据说,每月初一和十五这种日子,厂里会拜神烧纸。

尽管想要回家接班,曹珏却并没有回到工厂里,而是在市区单独设了一间办公室,负责开拓工厂的自有品牌业务。厂里的人几乎不认识她。有次她去工厂,还被门卫拦下要求登记。

接班但不接工厂,正在成为厂二代的一种普遍情境。其中的原因,既有两代人理念的差异,也有工厂发展空间的问题。

曹珏对父亲老曹说,如果有一天她把品牌做起来,就要收购父亲的厂子。这或许是一句玩笑,但事实是,二代短期内很难真正把手伸到工厂内部去。这种有限放权,既可以理解为父辈对工厂的保护,也是两代人间的一种缓冲。

父辈创业于草莽,历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转型,和老伙伴之间彼此熟悉、彼此信任,形成了自己习惯的行事风格;二代成长于市场规范化程度更高的千禧年后,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更加适应和认可。再则,在“打江山”和“守江山”的不同阶段,需要的管理方式亦不相同。这种差异使两代人在管理理念上存在着普遍的分别。

逢年过节时,老曹总是留着老朋友老客户发来的拜年短信,还要声情并茂地朗读给儿女听;曹珏则力求简洁高效:“有事说事就好,不要扯别的。”

另一位家中主营外贸风扇出口的厂二代安妮,也对我说起过这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她曾看到,一个年长的管理人员每天早晨先要抽半小时的烟,才开始做事,因此尝试向父亲提出建议。父亲的看法则是:“人家几十岁上年纪的人,难道不需要休息吗?”

几乎每一个从北上广深快节奏生活中回到家的厂二代,都难以适应自家工厂的效率。在曹珏家的厂子里,客户那边对产品提出一点修改,厂里老员工要开八次会才能把要求贯彻下去。而年轻员工更向往那些后来居上的企业的办事效率。“人家开一次会立马落实了,”一位员工说。比起管理工厂所面临的攻坚和冲突,二代们自主建立一家公司为工厂开疆辟土, 选择与行事方式相同的人一起奋斗,是更为舒适的接班方式。

不想接工厂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自我发展空间的有限。工厂的良好运转,往往更需要稳定和经验,而非创新和闯劲儿。这不是年轻人所向往的。1990年代出生的二代们,不愿再被一种普遍性的世俗所捆绑,而是想要在时代洪流里找到自我的价值。

小胡是一位螺丝厂二代。1990年代,他的父亲从四川奔赴东莞,从业务员做到管理层,积累资本后独立建厂。他从小学起就被父亲带上酒桌聊业务,还给厂里员工做过大锅饭,偶尔干点抛光的活儿。但他并不想接厂,因为“没什么意思”——螺丝作为一种配件的生产没有太多想象空间。他在学校里学的是电子商务。他说,就算要接班,他也更想去做点成品,比如钥匙扣、项链和文具之类。

开头故事里的阿杰,给我讲过他的一些二代朋友。在他们的家中,工厂业务往往已经资源饱和,安排到位,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空位给子女,无非是到厂里跟单。这些二代们每天的日常,要么是到工厂拍个照发朋友圈,要么是陪客户打高尔夫喝酒,这样的生活感受不到自我价值。

当二代需要在工厂经营和自我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新渠道的开拓就成为了这个距离适中的落脚之处。工厂的发展和转型是一个老话题,父辈也都曾在这个话题中绞尽脑汁。而在互联网时代,新流量渠道给予了工厂转型新的内涵,也把更难的适应问题抛到了对数字世界不甚熟悉的父辈面前。

当“连Excel都不太会用”的传统工厂遭遇线上电商,厂二代的机遇便诞生了。对他们来说,线上新世界打开的那扇大门,不仅通向工厂的未来,也决定了自己在家族与事业中的角色。

二、时代的电梯

十年前,某品牌男包的电视广告开始在央视和湖南卫视播出,由当时正红的男星杜淳做代言人。这个品牌的前身是广州的一座男包工厂。工厂老板老周白手起家,从挑着扁担卖包开始,一步步从武汉到广州,建起了效益可观的厂子。不满足于为大品牌做代工,老周野心勃勃,准备依靠电视广告,把工厂自主品牌打响。

可惜,老周的愿望最终落空,大几千万的广告费最终没能激起水花。这也不奇怪:在那个时代,微博如火如荼,微信摩拳擦掌,移动支付即将铺天盖地,淘宝已经开始红火。老周最终意识到,没有人会把注意力放在电视上了。

这个故事是由老周的儿子小周讲给我的。它像一道分水岭,以充满隐喻的方式划出了两代人间的区隔线,并标志着电商时代的全面到来。

从淘宝京东,到抖音快手小红书,再到亚马逊和Temu,如果说工厂的传统发展路径遵循着赛车游戏的线性规则,那么新平台则是游戏中五花八门的加速道具和隐蔽近路。一代玩不转了,眼花缭乱中,年轻人接下了接力棒。

“中国是生产制造大国,我们这些制造业起家的公司,也会伴随国家的崛起跻身国际一线,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的办法和呈现效果会让你进入更高维度的竞争思考。”小周说。

如今,小周自己亲自做主播,把父亲的品牌带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箱包TOP品牌榜第五、男包第一的位置。他研究着最新最有效的直播话术,精心计算商业化资源的投入,同平台行业小二频繁沟通,学习和拆解标杆案例——这句话里的许多名词,或许都是老周所无法理解的,是一套厂二代间的话语体系。

厂里原本的外贸业务被交到了小周妻子的手中——在熟悉了老客户之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线上寻找和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客户资源网络。由此,把品牌做大做强的任务完全地被交到二代肩膀上,父辈退居二线,只负责盯工厂的生产。

电商和线上化是厂二代之间绕不开的话题,它仿佛一条康庄大道,吸引着二代们奔向光明顶。来自宁波一家玩具厂的娜娜为了做电商品牌,特意从电商发达的杭州招来一位“玩流量很厉害”的运营。作为新手妈妈的她,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去各种电商培训班学习。

一位在英国留过学的厂二代告诉我,在读书的那段岁月里,他被家里寄予的任务就是开拓跨境电商业务,那时留学生宿舍几乎就是自家仓库。同龄人出去玩乐,他则独自研究亚马逊的冷启流量规则,把身边人当做种子用户,一点点累积销量和信誉。

厂二代培养自己资源网络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平台发声,这是年轻人所习惯的社交模式。在一个厂二代资源对接群里,不断有人发布自我介绍和资源对接信息,分享接班过程中的困惑和经验。在这样的群聊里,我常常看到零配件厂二代对成品厂的羡慕和遗憾:“成品可以做2C电商,而我们做配件就只能2B。”

小乙是一位金属回收和塑料厂的二代,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成为一个厉害的直播电商运营,言谈间总是围绕着抖音和Tik Tok,就连找到现在的男友,也是因为看到了「他做直播真的蛮有一套」。

安妮家则在去年刚刚从压铸注塑等配件加工转型为小家电成品代工。在她看来,工厂的发展路径,往往是从配件起步,下一步是成品,有了成品之后就是做品牌,做得好的就叫“知识产权”。对于她而言,公司发展的下一步就是像曹珏一样,建立自家工厂品牌,通过线上渠道卖给消费者。

曹珏的品牌业务也是千头万绪。一个月前,她刚把品牌名字定下来,并在小红书上发布了第一篇推文。与小周和阿杰首先选择短视频电商不同,自身就是小红书忠实用户的曹珏,准备先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平台上进行一波小规模种草,把品牌调性打出来。

我看着曹珏发给我的品牌商品设计图,马上意识到,这与她家工厂网络主页上展示的那种传统金属贴皮的水壶相比,是一个相当有“互联网爆款属性”的产品:体型小巧,带过滤功能,拥有精致的弧角和可爱的马卡龙色,很容易想象到它被用户所喜爱的情景。

曹珏正盘算着找哪些素人博主去做推广比较合适。她的天猫旗舰店也在申请中。在初步种草之后,她可能也会在抖音开直播。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从工厂出来的品牌,在资金上,她不得不谨慎。“线上做新品牌太烧钱了。”她夸张地哀叹道。自从回家接班之后,她对于奢侈品的消费欲望就大幅降低,每次看到标价昂贵的包包,水壶那点微薄的利润就会跳到她的脑海中。

三、话语权

这些二代们,现阶段与其说是“小老板”,不如说是工厂的“商业伙伴”。他们的开局或许更容易,但心理负担更大,压力更直接。这也是此前一些调查中很多二代不愿意接班的主要原因。而且,家庭即公司,在家庭中习惯了大家长角色的一代,在公司中也很难安心交权给子女——更何况,年轻的二代们社会经验和拼搏精神确实还尚未得到证明。在二代接班的过程中,线的另一端一直掌握在父辈手中。

晚上11点钟,在深圳最高建筑旁的露台酒吧里,我同三个厂二代女孩坐在一起,显得百无聊赖。小乙啜着一杯酒在发呆;安妮抱着电脑,脸被屏幕映得发白,正在疯狂敲击键盘,据她说,每晚这个时候是和外贸客户套近乎的固定时间,会有奇效;而曹珏正对着手机皱眉头。

第二天是妇女节,曹珏刚刚把品牌的节日营销文案发给父亲过目。在她的设想中,彰显女性力量的文案应当以女性科学家作为榜样,而不仅仅是日常场景中母亲、妻子、女朋友的形象,但父亲似乎不能理解这种思路。一连串50秒的白色语音气泡从对话框冒出来。她面露难色,小心翼翼,只点开了最后一条,我隐约听见一句“不要自嗨”。

即使允诺了由二代来发展品牌业务,父辈却依然无法安心,连营销文案的细节都要操心。这就像一个家庭关系中权力转移的缩影: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没办法独当一面,只有抵达某一个特别的时刻,权力关系的那一条紧绷的线才会突然松动。当厂二代是女儿时,这种情况则更多、更微妙。

至于那个权力转移的时刻何时到来,可能与父辈的性格和家庭氛围有关。厂一代大多出生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传统和集体主义的家庭环境与社会氛围中长大,许多观念偏向保守;比起台前,他们更喜欢低调地隐藏在幕后——几乎每个一代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同时,他们又是那个时期的先锋者,在魄力和勇气方面超乎常人,这更赋予他们一种自信和权威感。综合来看,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公司中,一代们往往都呈现出传统大家长的形象。

安妮的父亲正是这样的厂一代,他严肃认真,乐意分享,在业内有口皆碑,也能因舍得下本投入重资产而被称作“机器狂魔”。在工厂里几乎没有人会和他唱反调,安妮是唯一一个敢于扮演“忠言逆耳”的人。

厂二代要从父辈手中取得话语权,总需要先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工厂的逻辑很简单——订单就是最重要的,拿到的订单越多,就越能得到认可。

预备出国留学的安妮,把拉外贸业务当做自己当下的主要工作。为了拿下订单,安妮常常熬到三四点不睡觉陪客户聊天,还要频繁出席社交活动。起初她担心父亲觉得自己只是在玩,直到拿下第一个体量不大但利润可观的订单,她才感到自己获得了认可。

曹珏的父亲则不那么典型。他身形消瘦,待人温和,是周围人眼中的“儒商”,喜欢在办公室研究自动苏打水机一类的新鲜玩意儿。曹珏却个性独立要强,讲话总像连珠炮。她摆过地摊、做过英语老师,甚至还做过旧城改造——传说那一次,她穿着西装裙大踏步走进政府办公室,穿过人群,直接对书记说“我找你”,收获了满屋的惊奇目光。

饶是如此,当曹珏想回家帮工厂做事时,也几乎花了一年才真正说服父亲将业务交予她,并且处处都还要得到老曹的许可。

阿杰证明自己、争取话语权的方式是直播电商。证明自己,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父母、给工厂老员工们一个交代。在直播的七小时里(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或是晚上七点到夜里两点),他没有一次离开过镜头——不上厕所,不休息,每五分钟抿一口水。这是为了保持住场观,他生怕自己一消失,用户的注意力也会跟着离开。阿杰的妻子告诉我,在最辛苦的那段时间,他连梦话都是“3、2、1上链接”。

实际上,在同辈人的描述里,阿杰的父母已经是那种“别人家父母”的形象:有着少见的包容和平等意识,与孩子像朋友般相处,支持、鼓励和引导他的成长。阿杰记得,第一次迎来销量爆发的时候,迎接他的是父母长辈们的笑脸、香槟和掌声。第二天,母亲就在客厅摆了一屋子的样品包袋,让阿杰挑款,其中有些甚至原本是供给外单的。

工厂的其他员工也能看到阿杰的努力。一次,一位负责电商仓管的管理层在直播间里给这个年轻人刷火箭,而阿杰只是回应:“华哥,别看啦!快给我的粉丝发货啦!”

源源不断的订单和认真靠谱的精神帮阿杰确立了话语权。从今年开始,除了矩阵直播之外,他还打算开始接手父母手中的外贸业务。

“至于我父母,早就到了该享受人生的阶段,去马尔代夫叉叉鱼是他们这个阶段该过的日子。”他说。

四、无限可能

一些二代已经找准了自己的方向,也有一些人,还在探索无限的可能。回家接班,从来不是二代们为自己人生所划定的唯一路径。能够传承当然好,但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绝对不仅于此。而“无限”的第二重含义,是二代需要突破限制。限制不仅来源于父辈的放权空间,也来自于成长中的年轻人对于家庭关系的内心认知,以及社会观念加诸的种种藩篱。

对于厂二代而言,“家”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当二代有能力在外独自闯荡的时候,接班或不接班,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人生职业道路的问题,它还意味着“回家”或“不回家”,意味着一个年轻人面对原生家庭所作出的选择。

大部分接班的厂二代,童年都与父辈筚路蓝缕的阶段重合,创业初期的焦虑、忙碌和不安全感往往也笼罩在家庭之中,影响着子女的成长。接班中产生的矛盾,本质上也是亲子关系的投射。

曹珏的强势和独立,是成长的馈赠,也是成长的代价。不同于弟弟妹妹成长于业务稳定期、有着优渥和充满爱的童年,作为长姐的曹珏习惯于自己解决困难,与父辈有着长达多年的冲突过往。她说,真正与这一切和解,是在去年创业失败后,陷入低谷的自己受到基督徒好友的开导,开始认识到接纳、给予和爱的重要性。由此,她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每晚祈祷,研究App推送的每日箴言。

传承的责任,这成为她决定回家接班的心理原动力。

在观念更传统一些的家庭里,姐姐的身份在接班问题上则会显得有点尴尬,除了亲情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摩擦,“家”的概念里还会掺杂一些社会性和系统性的问题。“传男不传女”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是主流观点。

在安妮父亲的蓝图中,女儿的理想生活是留学、考公务员、嫁人,安稳无忧地度过一生;至于工厂这种累人的工作,就由弟弟来做。但安妮并不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该走的道路,她的性格更可能成长为一个企业家——长于社交、有远见卓识、性格果敢。从7月开始,安妮就要去澳大利亚读品牌公关向的专业。一边读书,她一边也要琢磨给家里接更多单子。“由我来跑业务,弟弟去守厂搞生产,这样也挺好的。”

在商业社会中,厂二代接班既是一个管理话题,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供给侧变革的话题;但对于厂二代自身而言,这仅仅是关于个人生活的话题:一个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需要寻找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一点,对于阿杰、小周、小胡、曹珏、安妮和小乙,都是一样的。在有“xian”的世界里,他们要在属于自己的那一条线上,向上攀登,直到无限。

故事到了最后。曹珏提出要回到单独居住的公寓,去收天台上晾晒的被子。在路上看到一场火灾,她们望着一闪而过的那座浓烟滚滚的大楼,长吁短叹。“工厂人太懂这种感受了,毕生心血一夜化为灰烬。”车子已经开出去很远,她们的心还在替那位某人等待消防车令人安心的笛声。

曹珏的住所是TVB剧里常出现的那种旧式公寓楼。我们搭电梯升到43顶层,沿着狭窄的楼梯蜿蜒地爬上天台去收被子。这里几乎一片漆黑,高空的风猛烈地吹动。左侧,是深圳繁华的夜景;向右望,远处的香港如同海市蜃楼。

白色的被子孤零零地搭在一根铁架子上,在夜空下胡乱地飞着。她们三人把东西放下,爬到架子旁。被子拍打在她们的身上。我看到她们跳起来,去够、去抓,然后,再一次、再一次地跳了起来。

(曹珏、安妮、小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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