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这一轮沙尘将波及18省市区，天津、上海、杭州等城市因沙尘暴频上热搜。
但沙尘暴并非今天才有。先秦时期，沙尘天气被称为“霾”。“霾”在现存古籍中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邶风·终风》，其中就有“终风且霾”的字样。
如果说这个记载文本太过孤立，那么在公元前3世纪的楚汉相争中，终于出现了有关沙尘暴的详细记载。
01
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205年，刘邦与项羽的大军在今天的安徽彭城一带大战，刘邦的汉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刘邦本人也被楚军重重包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救了刘邦的命，使得楚军大乱，刘邦得以带着残存的数十个骑兵慌忙逃命。
“项王……大破汉军……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假如刘邦当时被俘，很有可能会被项羽杀掉，就不会有后来的汉朝了。没想到一场沙尘暴，竟然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正是从楚汉相争时期的这一场载入史册的沙尘暴开始，在先秦时期罕见于史册的沙尘暴，开始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中。
《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前32）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意思是说，公元前32年的四月辛丑夜，这一天从白天到晚上，到处都是弥漫的沙尘黄土，天上大风猛吹，好像是着了火一样。
正是从汉朝开始，一个时时遭受沙尘暴侵扰的时代，到来了，而这与汉朝开始大量增加的人口关系密切，并最终影响了一条大河的命名。
大量繁殖的人口，是沙尘暴开始增加的重要原因。
秦朝时，中国地区的人口数量约为2000万人，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当时的全国人口统计是5959万人。急剧增加的人口，使得中国的生态环境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成体系的破坏，而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遭遇了第一次大规模破坏。这时期中国的农业甚至延伸到了北方的阴山脚下，连草原森林都被大规模破坏。正是在这个时候，古史中记载的“河”，名字最终变成了“黄河”。
02
由于森林被大量破坏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加剧，这就使得大量泥沙在秦代以后被冲刷进入黄河。而黄河在先秦时期，原本是一条清流河，在古史中记载是叫“河”或者“大河”，《诗经·伐檀》中就记载了先秦时期河水的清澈：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这里的河，指的就是黄河。到了战国末期，由于砍伐森林、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河”开始被改称“浊河”；而到了西汉初年，“黄河”这一个称谓正式出现。
黄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黄土高原森林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个直接后果，一个是“河”从清到黄的重大改变，还有就是沙尘暴策源地的不断扩大。
西汉以后，关于沙尘暴的记载也越来越多，大概每30多年，史书中就会出现一次有关沙尘暴的记载。例如东汉时，《后汉书》记载了当时“时气错逆，霾雾蔽日”的一次沙尘暴天气。沙尘暴也从北方一直吹到江南的南京城——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史书中记载了当时的东晋首都建康城（南京）“黄雾四塞”的一次沙尘天气。
在提到这些年猖獗的沙尘暴时，经常会有专业人士指出，毛乌素沙漠是沙尘暴策源地之一。然而谁会想到，就在2000多年前，毛乌素根本不是沙漠，而是一片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区，匈奴人曾经在那里快乐生活呢？
在经历长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后，中国进入大一统的隋唐时期，人口规模也开始增长了，伴随的是森林、草原的再次大规模砍伐和开发。从唐代开始，汉代时原本水草丰美的毛乌素地区开始出现了小片沙地；到了明朝，位处陕西榆林的毛乌素地区已经变成流沙千里的茫茫大漠。
由于流沙堆积穿越榆林段的长城，因此在明朝时期，地方官员经常要为长城“扒沙”，以防止北方的蒙古人乘沙跨越长城进犯。
人多、沙多，减少的则是森林和动物。
由于人口剧增，沙尘天气越来越多，曾经在广大华北地区生存的犀牛在汉朝以后逐渐消失；唐朝以后，大象也从华北地区消失了；明朝以后，东北以南、广东以北的广大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关于老虎的记载也逐渐消失了。
位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老虎和大象在中国北方的大规模消亡，反过来说明了生态环境的日趋破坏和恶劣，而林消、物灭之间，沙尘就前进了。
03
公元413年，当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来到今天的陕西靖边一带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水草丰美、“临光泽而带清流”的牛羊遍布之地，这位十六国时期的枭雄忍不住赞叹说：
“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
于是，这位大夏国的开国国君征发十万人，耗时五年在此营建都城，为了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每建一小段城墙，赫连勃勃的手下就会让弓箭手在一定距离处对着城墙放箭，如果箭头穿入了城墙一寸，那么建筑这一段城墙的民工就会被全部杀掉，然后把尸体扔进城墙中作为筑城材料。即史书所说的“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
赫连勃勃的要求标准是，只有当弓箭射到城墙上被反弹落地，那段城墙才算修建成功。
五年后（418），这座被称为“统万城”的匈奴都城终于竣工，当时，大夏国秘书监胡义周撰文称赞这座城市说，城池周边“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城里则是“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
但这座被赫连勃勃寓意“统一天下，居临万郡”的雄奇都城，并没能护佑匈奴人多久，统万城建成仅仅9年后（427）就被北魏大军攻破，此后数百年间，这座城池几经战乱，到了唐代时，曾经水草丰美的统万城，在历经数百年的人类开发破坏后，周边的毛乌素沙地正在逐渐成型，此时周围已是“皆流沙”、“风沙满眼”、“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
到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宋军在经历与西夏的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统万城，为了防止西夏重新争夺，宋太宗下令大军摧毁统万城，对于统万城（当时称夏州）当时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宋太宗曾经说：
“夏州深在沙漠”。
从公元418年建成，到994年成为“深陷沙漠”之地，统万城仅仅经历了500年时间，就成为了人类开发破坏的“经典之作”。
04
但中国人与流沙的邂逅才刚刚开始。就在统万城深陷流沙之时，北宋帝国也开始困扰于沙尘暴的袭击。
在父亲宋太宗下令摧毁统万城仅仅13年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三月，北宋首都开封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的袭击，“三月甲寅夕，京师大风，黄尘蔽天，自大名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当时，这场从今天的河北大名，一直吹到河南开封、泌阳（宋代唐州治地）的特大沙尘暴，让宋真宗苦恼不已。北宋立国167年间，后期100年记载的曾经席卷首都开封的沙尘暴就达13场之多，当时，这些主要来自西北的沙尘，不仅波及开封，甚至连远在江南的浙江江山县，都能感受到这些沙尘暴的威力，以致北宋时江南一带有俗语称为“黄沙落”。
北宋时，有的沙尘暴甚至持续达10天之久，以致百姓不敢出门，店铺不敢经营，有的老弱病残甚至因为长期被困家中以致饿毙。
根据科学家研究，沙尘暴在地球史上已经存在达数千万年之久，但人类的出现与垦荒砍伐，却将沙尘天气越来越推向极端，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古人将沙尘暴多称为“霾”，比如，“大风霾”、“风霾”、“大霾”、“沙霾”、“尘霾”等。
按照科学家研究，形成沙尘暴主要有3个因素：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丰富的沙尘源。
如果说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这两个因素是地球大气的自然运动状态，那么丰富的沙尘源地，则越来越拜人类所赐。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籍资料后统计得出，随着中华文明史的推进，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时间上看，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只有2次；到了4-10世纪的700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记载出现了39次；11-15世纪的500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剧增到了97次；而从16-19世纪的400年间，沙尘暴的记载共出现了115次。
由此可见，统计时间在不断的缩短，但沙尘暴的记载次数却越来越频繁，而且，当时的沙尘暴记载有个特点，就是从先秦时期的主要局限在西北地区，开始呈现东扩的趋势，例如北宋时，当西北的统万城（黄河上游）深陷流沙之时，相对东部的河南开封等黄河流域也开始频繁出现了沙尘暴的记载，而到了元明清时期，整个华北地区，都广泛出现了关于沙尘暴的身影。
05
实际上，中国地区的沙尘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越来越频繁出现，与各个时期的气候冷期、干旱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史学家总结发现，当气候进入冷期，西北与北方遭遇长期干旱，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的魏晋南北朝、辽金，以及明末到清中期等游牧民族南下时期，恰恰也是沙尘暴记录的高峰时期，因为冷期与干旱造成草原的退化和沙地沙漠的形成扩大，从而为沙尘暴提供了广泛的策源地，这也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南下的气候与环境背景。
但气候环境的循环古已有之，为何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沙尘暴才开始形成越来越肆虐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沙尘暴在全球共有四个高发区：这分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澳大利亚、中亚地区、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
在中国，沙尘暴的策源地则有四大源区：分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蒙陕宁长城沿线。
而中华先民的不断拓荒开边，则是沙尘暴加剧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出击右匈奴，大汉帝国拓地千里，将今天东起兰州、西至敦煌的整个河西走廊首次纳入华夏版图，此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中华先民也开始了对原本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的移民拓边。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西北的河西走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再到黄土高原，中华帝国的人口也在增长。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数据是5959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数据是5291万人，考虑到人口逃逸等问题，人口学家估算唐玄宗时期，中国人口实际已达8000万人；
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南宋加上金国、西夏、大理等国，人口学家预测当时中国人口已破1亿。
随着中华帝国的人口增长和边疆拓荒，曾经在《汉书·西域传》中频繁出现的楼兰、龟兹、且末、精绝、莎车等绿洲古国逐渐消失，并被不断扩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噬；
这种沙漠化的趋势，逐渐从西向东，向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扩张。
从汉代开始，原本森林密布的内蒙古阴山、河西走廊，在中华先民的开发拓垦下，许多地方开始从森林、草原退化为戈壁、沙漠；
在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天水、陇西一带，西汉时期，那里还是“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森林茂密之地，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
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统万城（位处今陕西靖边），到宋代时开始“深陷沙漠”，被不断扩大的毛乌素沙地所吞噬；
统万城对面，原本水草丰美的乌兰布和地区，由于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规模屯垦驻军，以致草原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到了北宋时期，原本属于草原的乌兰布和地区成为了“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的沙漠地区。
可以发现，在中华先民不断的拓荒开垦中，从新疆到河西走廊再到河套平原地区，沙漠和沙地的扩张从西向东不断蔓延，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不断加剧的沙尘暴记载，正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沙漠沙地从西向东的东渐趋势高度吻合。
除去人类无法左右的大气候环境影响，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不断拓边开荒，在不断扩张帝国边疆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疆环境乃至原本属于腹心地区的环境破坏，而破坏的结果，就是沙尘暴跟随着人类破坏的脚步，接踵而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