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人一样，有贫穷、有富裕；国际社会也和国内社会一样，有发达国家（“有钱人”）发起的援助和发展贷款。
从19世纪开始，大量的私人援助就开始从西方国家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当时提供这些援助的主要是宗教组织，而早期跨国“援助”的主要内容是建设教会医院和学校。

“援助”，要从娃娃抓起
二战后，伴随着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出现了大量的新独立国家。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东西方阵营都把国际援助作为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的重要手段。
同时，国际援助也被视为是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作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大陆，非洲吸收了全球最多的发展援助。这些发展援助既有官方的发展援助（ODA），也有民间资金提供慈善或人道主义援助。
但是几十年下来，国际援助不但没能帮助大多数非洲国家摆脱贫困，一些国家更是陷入反复动荡中，国家几十年如一日毫无起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将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加强其同非洲大陆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60多年来，西方国家为非洲提供的发展援助规模数以万亿美元计。
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为非洲提供援助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道主义援助，个人、团体或政府在紧急情况发生期间或之后，如战争和自然灾害，如洪水、海啸、火山和地震，这类援助的提供包括粮食援助、实物服务（如物流或运输）等。这类援助往往是救急不救穷，规模也相对较小。
另一种是发展援助，这种援助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提供的，其目的是支持总体发展。这是目前最主要的援助方式，也占了非洲国家获得援助的大头。
据经合组织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仅该组织成员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已超过4.6万亿美元（按2007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其中非洲在1970-2009年的40年里，接受了经合组织国家11732.7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
那么这些发展援助在非洲的效果怎么样？很遗憾，学者的研究和现实都表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未能取得实质性发展。
比如，1950年-2001年期间，乍得的经济增长为零；而同期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至今这两个国家仍是贫困和动荡的国家。
非洲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没有显著下降，198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率为不超过54%，这一数字在1991年反而上升至58%，到2005年才又回落到51%。很多非洲国家经济也在起起伏伏与内战上停滞不前，尽管资源丰富，但是却捧着金饭碗要饭。
基于这些实践和统计数据，丹比萨·莫约、威廉·伊斯特利等学者认为发展援助是无效的，莫约甚至认为西方的援助“有害的”，西方援助是非洲经济增长“沉默的杀手”。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休克疗法”之父）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则认为，非洲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援助还不够，西方国家还需要加大“惠非”力度。
有毒的西方援助
尽管看上去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支持，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援助不但没帮助非洲国家走出泥潭，相反，还起到了很多负面作用。
有研究表明，一些所谓的“发展援助”实际上阻碍了发展，因为它增加了懒惰、依赖和腐败，损害了社会进步。
首先，庞大的援助规模塑造了一些非洲国家对援助的依赖。许多非洲的财政开支全部或绝大部分依赖援助。
例如在2020年，中非共和国获得的净官方发展援助（ODA）净额占到其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255.2％；马达加斯加为83.7％；乌干达为60％；卢旺达为74.2％；埃塞俄比亚为58.5％；布基纳法索为56.8％等。
可以说，这些国家的财政要靠国际援助养着，导致一些非洲国家形成了强烈的“援助依赖症”，以至于许多非洲国家干脆将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援助挂钩，看西方援助国脸色吃饭。
其次，援助还阻碍了非洲国家的进步。大量的外部援助看似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巨额资金，但是却造成政府不需要依赖税收就可以获得财政支持的情况。
尽管税收让大多数人感到不快，但是现代税收是国家同其民众保持联系的最佳途径。官僚系统与纳税人反反复复的为了征税多少而拉扯，政治在这种博弈中变得更加成熟。
而如果政府不需要从其民间获取税收以供养自身的发展，那么政治精英就缺乏“讨好”民众、培养税基的动力。
政治精英获得这种额外收入的方式既有可能是国内的某种矿产，也有可能是来自某个外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前者是“资源的诅咒”，后者就是“援助的诅咒”，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实践中，直接给予欠发达国家政府大量资金的援助模式，让当局感觉服务国内公民、推动可持续发展毫无必要，因而没有动力改善国内环境，增加税基，也就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真正进步。
例如，据估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74-1994年间，对非洲独裁者——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给予了约85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被蒙博托用于自己及家人的享乐，以及维持其残暴的统治，根本未能促进扎伊尔的经济发展。
目前非洲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工业化水平也非常低，而这二者都是发展的重要标志。
除了无法促进经济的增长外，援助还助长了暴力冲突。大量金钱援助和矿产资源一样，就如同从天而降的的财富，这对于很多非洲国家国内的利益集团来说，通过夺取政府权力和获得援助财富，是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
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巴雷在其统治期间（1969-1991年），将75％的援助资金装进自己和亲信的腰包里。
怎样打破援助的诅咒？
援助不仅破坏经济增长，有时也会导致动荡，甚至可能导致内战，出现“援助的诅咒”。
例如在南苏丹地区，尽管土地肥沃，但是由于长期战乱，粮食短缺一直是困扰这一地区的重要问题。因此，国际社会的粮食援助就是重要的“硬通货”。
早在南北苏丹分裂前，“苏丹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各派武装团体操弄和截留粮食援助，以控制支持者增加自身力量。
近年来，在南苏丹内战中，各股势力也将援助物资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国际援助，有时候和塞拉利昂的钻石、尼日利亚的石油、中非的木材、索马里的木炭一样，成为支撑冲突的重要物资。
西方在对非援助时，还附加了大量的条件，例如“民主”“良治”“财政结构调整”等，扭曲了非洲国家的发展政策。非洲国家为了满足援助方提出的条件，而采取了许多不利的政治经济政策。
西方援助方要求的“民主化”，进一步弱化了本需强化的非洲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与“良治”的目标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支出（主要是民生支出）的规模，这又会导致受援国国内动荡。
民主虽好，但也不是绝对适用的
例如，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苏丹取消燃料和面包补贴，导致食品、药品和交通价格飙升，这是导致苏丹的巴希尔政权在2019年垮台的重要导火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要求随后上台的苏丹“过渡委员会”进一步取消补贴，才能有资格获得债务减免，继续导致苏丹较贫穷地区发生致命骚乱，激起了民众怒火，最终推翻了过渡委员会。
出路何在？
来自非洲的学者丹比萨·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有一句名言：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对于任何人或国家来说，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靠外力更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发展。发展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勤俭节约，最终后人才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林毅夫教授也指出，将贸易、援助、投资以及知识技能传播结合起来的南南发展合作，比目前所界定的传统的北南援助模式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