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快訊）晚清时中国有句老话，“树矮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其实就是家族文化中最浅显的道理：时间的积淀是制造著名家族及其文化的不二法门。

美国是18世纪末才宣告独立的，发展到和今天差不多的版图则更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了，因此其家族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从欧洲舶来的。
在美国独立之初，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王国时代，上至国王，下至小领主、商人、手工业者、艺术家，大多数是父子传承、世代操持相同营生的大大小小家族，这些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北美，自然也将这种家族血脉带了过来。
不过北美毕竟是一块崭新的土地，欧洲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新生活，需要和艰苦的大自然、叵测的邻居们明争暗斗，滋生了欧洲“领主文化”的老一套家族文化显然并不适应这种崭新的氛围，一种与美国这一新生国家相适应的、富有美国特色的家族文化几乎与美利坚合众国同时诞生了。
这种自欧洲舶来、却和“原版”迥异的美国家族文化，并不会像欧洲那样，产生国王、贵族和垄断性行会，而是出现了和北美政治、经济、文化“游戏规则”相适应的，富有美国特色的新型家族文化。
政治家族：若有似无 不绝如缕
欧洲曾有评价家族文化的学者概括称：“家族文化首先是政治家族文化”，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不过在美国，独立之初因十四个初始州（著名的北美十三州外加独立战争时是个站在合众国一边独立国家的佛蒙特）各不相下、不同利益集团意见不一，开国元勋们对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也莫衷一是，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党制、既有强大中央政府又有各联邦成员相对独立性的美国式政治家族。
美国式政治家族最大的特点，是若有似无、不绝如缕。
说“若有似无”，指美国政治家族很少像早期欧洲政治家族那样代代传承，甚至到了代议制时代仍能几代人把持同一个选区的议员身份，而是显得比较松散，甚至对不熟悉政治家族文化者而言宛如根本不存在。事实上，除了高调的老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之父），几乎没有什么美国政治家族的重要成员承认自己属于政治家族，而更喜欢强调“这是选民的自由选择”，以及“我们是个人独立奋斗，并没有依靠到家族的力量”。
比如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他的祖先来自英格兰泰恩威尔郡的华盛顿村，16世纪初因受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钦赐领地移居北安普顿，原本是典型欧洲家族的后裔，但移民来北美时已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奥古斯汀成为弗吉尼亚议员，同父异母的哥哥劳伦斯是民兵少校，华盛顿在父兄去世后继承了父亲的庄园和哥哥的民兵少校遗缺，可以说，他既是欧洲家族后裔，又是北美新兴家族的受益者。
但这个典型的北美政治家族此后并未代代传承下去：华盛顿本人无儿无女，几个继子女中仅一人长大成人，兄弟也人丁不旺（他长兄劳伦斯四个子女全部夭折，否则他也不可能同时继承父兄的庄园和军职），只有两名侄子活到成年并传承了后代。尽管2008年的一次调查显示，美国华盛顿家族后裔多达8000人以上，但彼此间并没有密切联系，且从政的并不算多，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华盛顿的侄子、大法官布绍尔.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 ）。
这似乎成了一个宿命：美国的政治家族总显得有些“残缺美”。
建国后最早被认为是“政治家族”的是亚当斯家族，这个家族出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但除此以外并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家。事实上，老亚当斯本人就是一个激烈的“欧洲政治家族文化”反对者，曾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辛辣地讽刺欧洲政治家族“封建世袭的陈腐传统”，“家长”态度如此，政治家族在美国变成如此“画风”，也就可以理解了。
塔夫脱家族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族：这个源自马萨诸塞州、祖先来自爱尔兰的政治家族在19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当选州议员——佛蒙特州议员皮特.拉夫松.塔夫脱（Peter Rawson Taft），他的儿子阿方索.塔夫脱（Alphonso Taft）当了联邦战争部长，阿方索的儿子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则是美国第27任总统。总统塔夫脱的儿子、孙子都有人当选参议员和众议员，其中长子老罗伯特.阿方索.塔夫脱（Robert Alphonso Taft Sr.）曾任联邦参议员，小罗伯特的长子威廉（William Howard Taft III）出任过美国驻爱尔兰大使，次子小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 Taft Jr.）也当选过参议员，他的儿子罗伯特.阿方索.塔夫脱三世（Robert Alphonso“Bob”Taft III）曾任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家族传承至今，已有连续5代家族成员出任过公职或当选过各级议员。
比塔夫脱家族名气更大的美国政治家族莫过于肯尼迪家族——如前所述，它也是唯一完全不掩饰自身政治家族身份的一个美国政治家族。
肯尼迪家族祖先同样是从爱尔兰移居马萨诸塞州的天主教徒，第一位成为当选议员的家族成员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Patrick Joseph Kennedy ）1884年当选马萨诸塞州议员，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帕特里克的长子老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 Sr.）1947年出任联邦行政组织委员会成员，成为首个在联邦机构任职的家族成员，此后直到2011年帕特里克曾孙小帕特里克.肯尼迪二世（Patrick Joseph Kennedy II）从众议员退休，肯尼迪家族连续64年有人在联邦政府或立法机构任职，其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一位美国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四位美国联邦国会议员、两位美国大使、一位副州长、三位州议员和一位市长。老约瑟夫（也就是那位承认肯尼迪政治家族存在的）曾扬言“我的三个儿子可以轮流当选美国总统，一个当几年再换一个当”，堪称美国政治家族的鼎盛时代。
这两个最成功美国政治家族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爱尔兰、都是凯尔特天主教徒，都源自北美第二块殖民地——富于家族传统的马萨诸塞州，这显然绝非偶然。
但即便这两个公认最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族也有许多缺憾：塔夫脱家族寄托厚望的老罗伯特.塔夫脱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均失败，令美国终于未能在20世纪诞生第三对父子总统；老肯尼迪最得意的三个儿子最终仅约翰.肯尼迪一人“修成正果”且不得善终，自小帕特里克引退后肯尼迪家族仅约翰,肯尼迪之女卡洛琳（Caroline Bouvier Kennedy）在2013年被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lack Obama）任命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且这一任命受到激烈争议。人们担心，在最后一位曾被寄托当选总统厚望的肯尼迪家族成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先因车祸丑闻断送白宫梦、又于2009年去世后，再也不会有第二位“肯尼迪总统”出现，毕竟美国历史上迄今也只有约翰.肯尼迪这唯一的一位天主教徒总统。
肯尼迪之后美国人似乎对政治家族的野心越来越敏感反感和警惕：当布什父子（George H.WBush& George Walker Bush）相继当选总统后，2015年杰布.布什（John Ellis “Jeb” Bush）试图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结果在被普遍看好的情况下早早脆败出局；无独有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大的热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被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爆冷击败，最初人们臆想中的“又一次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之争”非但化为泡影，且这两个新兴政治家族成员最终都未能进入白宫，反倒被来自企业家族的特朗普渔人得利。后来人们分析原因时普遍认为，选民们厌恶政治家族文化，“不希望几十年间美国总统总在两个家族间打转”，是导致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同归于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正是意识到美国社会和选民普遍不太喜欢政治家族的存在和过强色彩，除了张扬的老肯尼迪，其它美国家族的重要成员都会竭力回避或干脆否认家族对政治的作用，甚至政治家族存在本身。
尽管如此，政治家族在美国政治中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中心荣誉退休高级研究员赫斯（Stephen Hess）在研究中发现，美国政治家族中有44个至少产生了4位联邦级政府行政机构官员或联邦议员，75个至少产生了3位，在这些政治家族中最成功的18个里，产生了11位总统、4位副总统、18位州长、33位参议员、73位众议员和11位内阁部长。
即便如此也绝不应高估家族政治或政治家族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所有可以被归纳入政治家族成员行列的政治家，仅占1774年以后美国历届当选议员总比例的6%左右。
家族企业与企业家族
前面提到，从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两个新兴政治家族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非政治家族成员，而是一个经济家族成员——他继承了特朗普家族的众多企业和庞大资产，如今虽入主白宫，但特朗普家族中未从政的成员仍在打理着家族企业。
相对于美国政治家族的若隐若现，美国企业家族和家族企业的“存在感”却相当强，被某些人称作“传承最久”的洛克菲勒家族，其家族企业已持续了六代之久，许多古老的家族企业如今早已易主多年，却依然保留着创始家族的名号。
家族企业恐怕是最有争议的经济动物了。赞赏的人称赞其效率、财富创造力和创新力，甚至誉之为“各国最稳定的经济发展基石和动力”，批评者则指责家族企业集中了资本主义最贪婪、最阴暗、最唯利是图本性的一面，“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家族企业同时又是个无法回避的概念，不但许多商品由家族企业生产，在全球化和第三产业大发展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难以摆脱大大小小的家族企业影子。
据《财富》杂志的统计，世界500强企业中，37%以上的企业为家族企业，而据美国经济学家克林.盖尔西克估计，全世界65%-80%的企业为家族企业。
美国《家族企业协会》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生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78%企业为家族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总数60%，产值占全国GDP50%以上，而根据《财富》的统计，这些数据则分别为90%、62%和64%，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业，也占到总数的60%。最古老的家族企业Zildjian Cymbal早在1623年便已诞生，比美利坚合众国还“年长”166岁，已经传承了14代（因此洛克菲勒远非“传承最久”，而只是传承最久的美国大型企业而已），而全球最大的家族企业——沃尔玛也在美国，2009年销售额高达401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员工210万人以上。
家族企业的发展如大浪淘沙，真正能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只不过是凤毛麟角。据统计，美国家族企业传承到第二代的仅有30%，第三代则仅有12%，第四代更只剩下3%，而在欧洲，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传承存活率则分别仅有20%和7%。不过“长寿”的欧美家族企业从绝对数量上而言，仍然很多。2006年，胡润财富榜发布了全球最长寿家族企业100强，其中英国有17家，最古老的斯佩威士忌公司成立于1770年，已经传承了10代；法国有16家，最古老的Château de Goulaine葡萄酒酿造公司成立于1000年，已经传承了20代以上，美国、意大利和德国，则分别有15、14和14家之多。
各国家族企业的发展风格各不相同。在美国，家族企业有许多发展到很大的规模，甚至一度主宰了美国经济的命脉，摩根、洛克菲勒、福特、哈默等名字都曾如雷贯耳，甚至曾有人将美国戏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国”，它们不但在美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甚至在国际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石油家族企业曾经控制全球油价，而果蔬家族企业则在上世纪60-70年代，导演了几次拉美的政局颠覆。
由于美国金融业发达，家族企业往往利用融资杠杆，像滚雪球一般扩大所控制资本的总量，并通过股权交换更方式，和其它家族企业构成复杂的共生关系。由于总股本越来越大，尽管几代传承后，创始家族成员手里的持股比例已经很低，有的甚至连1%都不到，但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更小，创始家族成员仍可确保相当的发言权。
家族企业的利润回报率往往高于其它企业。《财经周刊》2003年11月曾做了一个统计，在标准普尔上市的家族企业，股东平均年收益15.6%，资产回报率5.4%，年收益增长23.4%，销售增长21.1%，而非家族企业则分别为11.2%、4.1%、10.8%和12.6%，差距非常明显。
美国家族企业的控股者都有一种强烈的企业归属感，往往主张克制分红欲望，将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这确保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力；由于家族企业存在控股家族，决策层结构简单、权力集中，在决策人能力较强时，可以更快速、有效地应对突发危机和意外事件，不至于贻误战机。
为了摆脱历史传承下来的“贪婪资本家”恶名，近1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家族企业往往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寻求表现机会，许多慈善榜都可以看到家族企业榜上有名。
所谓“家族信托”也产生于美国。
据说家族信托的雏形出现于古罗马，当时一些富翁惟恐不肖子孙荡尽家产，便在生前用契约形式将部分财产委托可靠人士代管，继承人只有达到某些特定条件，才能根据契约，从受托人手中得到相应的资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大的家族式企业创始人为避免死后出现家族纷争，导致企业分崩离析，或家族破产，就在生前设立“家族信托基金”，将部分财产转让给可信赖的信托机构、个人打理，转让完成后，委托者本人就丧失了对这部分资产的自由支配权，而受托人本人则只能根据与委托者所签订的契约来分配、处理财产。如契约规定“继承者需承诺不转让股权方能继承股权”，则继承股权者就只能在作出有法律意义的相应承诺后，受托人才会将股权转让给他，倘委托人担心自己死后企业被拆散，便可采取这样的措施；如契约规定“继承人必须年满24岁、取得硕士学位、结婚并拥有稳定工作”方能获得遗产分配，则继承人除非达到上述条件，则不可能从受托人手中得到一分钱，这就避免了某些不肖子恣意挥霍、败光祖产的后果。说信托基金可让富人“富过三代”，所指即此。
受托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银行信托部、专业信托理财公司等专业机构，或律师、理财顾问等，可以是独家，也可以是几家机构联合受托，甚至，委托人可以把自己也列入受托人名单里。不过在美国，倘受托人是自然人，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且一旦自然人出现意外，就会令家族信托的运作发生困难，正因如此，如今在北美，委托专业性机构操作是主流。
一些推销家族信托的亚洲金融机构极力宣扬家族信托的避税功能，并举例称，美国遗产税边际税率高达45%，如果连续传承几代人，财富缩水十分可观，倘采用家族信托方式理财，则最多可帮助继承人节省税款的73%。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仍以美国为例，财产转移至家族信托，只能以赠予形式，需缴纳赠与税，而赠与税率同样是45%；美国税法规定，每年1.1万美元以下赠予可免税，但对富豪而言，哪怕从1岁转移至100岁，这种免税赠予也不过能转移110万美元而已，意义并不大。专业理财公司受托办理家族信托，通常会收信托总金额1%的手续费，如此百年之后，所有委托资金已经都变成了手续费，转入专业理财公司的名下。
实际上，家族信托对富豪家族而言，最大的功效，是避免家族企业股权外流，避免家族内讧导致家族财产损失，避免“败家子”荒唐败家，等等。
然而这种工具有时也会产生副作用。
豪门内斗在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的，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好和好散”不失为避免内耗的办法之一，而家族信托往往以“不得出售股权”作为解决家族矛盾的唯一办法，有时反倒令家族内部水火不容，矛盾郁积无法化解，内斗永无宁日，给企业和家族带来更大伤害。
家族信托控股的企业，受托人往往缺乏经营积极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希望平平安安完成委托，赚好代理费，这造成许多由家族信托打理的企业效益不佳；许多家族信托委托人惟恐肥水外流，将受托人设置为家族成员或亲朋好友，这就为部分不称职的受托人掏空信托资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美国家族企业非常重视培养接班人，洛克菲勒、摩根等家族用苛刻严厉的纪律对待继承人，迫使其从小养成独立奋斗品格。许多家族企业都会将接班人很早就安排到管理岗位，方便其积累更多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是非家族企业所难以办到的。
然而有利就有弊。家族企业的家族性成为双刃剑，只追求相对控股的美国家族企业固然方便做大做强，但一旦家族成员间出现裂痕，或敌对家族处心积虑恶意收购，企业很容易顷刻间易手。
尽管当代家族企业开始注重员工福利，但一般情况下，它们的福利保障往往有不少可争议之处，如世界最大的家族企业沃尔玛对工会和罢工的敌视态度，就令许多国家的工人团体十分不满，不仅如此，由于家族企业往往倾向于重用“自己人”，外姓员工往往感到“表现再好也不如生得好”，从而丧失上进动力。
虽然家族企业应变决断效率更高，但一旦碰上接班人能力欠佳，这种“高效”往往带来副作用，摩托罗拉继承人克里斯托弗.加尔文就因为能力欠佳却盲目决断，导致3年半内公司市值缩水八成，而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因继承人的问题最终破产，更是“教科书般的失败”。
甚至企业家族、家族企业最精心包装的“神话”——慈善和基金会，近年来也被越来越多人质疑。有人指出，不少美国家族企业热衷慈善都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如避税、寻求广告或公关效应等，甚至炒作最甚的“裸捐”，往往也不过是一种“左手倒右手”的“另类理财行为”。如今人们已对企业家族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花边新闻产生“审美疲劳”，如著名的“豪门败家女”希尔顿（Paris Hilton），就已经有许多媒体人和普通民众吐槽“没什么可报的么？怎么到处是她那点破事在来回倒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