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跑到凌晨兩三點，街上沒人，小區的燈都滅了，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街上開車，那個時間是很難過的。

5月的一天，我在上海虹橋機場中轉。糊塗的我，白白耽誤了很長時間都沒確定行動路線。我先是尋找從機場到動車站的大巴，無果；後又準備坐地鐵，卻發現要走漫長的兩公里。眼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發車時間越來越近，腦子里一團漿糊。偶然路過一個出租車站點，我著急忙慌地上了一輛出租車。

上了車我才發現，從這裡到動車站的距離很遠。師傅瞭解我的行程和時間後，哈哈一笑，“那我們得開快點了，趕時間是很緊張刺激的。”他開車很靈，也很健談，我們聊了一路。比如他最初是怎麼到上海開出租車的，過去十多年這個行業的變化，以及他為孩子和家庭的付出。他也是精明的，到達動車站時，我竟按計價器的兩倍給他付款。而我當時甚至有些歉意，記得他說，這趟行程的超速可能被監控拍到，還提到有些乘客付款多麼慷慨。

隔了兩天，為了找補我的雙倍車費，我通過微信對他進行了補充採訪。勤勞和精明，就像硬幣的兩面，共同構建了這位出租車師傅的形象。下面是他講述的故事。

1
我是2010年到的上海。那年世博會，聽說上海開出租車很掙錢，我二話沒說直接跑來了。來了才知道，這裡招出租車司機只收本地人，公司偶爾會在江浙地區開個招聘點，應聘者必須品行端正，並由當地公安機關開具無犯罪記錄的證明才算數。而且，在上海開出租車需要運營證，也稱人證，一般是上海本地人才能參加考試。這考試的戶籍限制時松時緊，只有等政策寬松時，外地人才能考，才可能合規。不然，若被交警抓到，准會扣錢。

去上海之前，因工作的公司倒閉，我已失業兩年。既然到了上海，千難萬難我也得留下來。我拜託了很多朋友和親戚找關係，最後通過出租車公司一個內部人的引薦，由他擔保，老闆才說讓我試試。擔保人千叮嚀萬囑咐，讓我一定要好好乾，別連累他丟了工作。等政策稍微放寬，我馬上去把人證考了，終於成為一個“合規”的司機。心裡的大石頭也落了地。

在上海開出租車掙得很多。我記得，2010年我一個月的營業流水基本在2萬以上，扣除一萬多的成本，能掙一萬多。你知道嗎，在我老家那個五線城市，一個月累死累活也就能有1000出頭的收入。掙錢還真得要到大城市來。

上海人的富庶也讓我大開眼界。有些顧客在車上打電話，談的都是幾百萬、幾千萬的單子，公司白領也不差，小孩子各個都很自信，還有很多外國人。和我老家相比，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剛來上海，那種心理衝擊真是很大。

但我也知道，上海不是我能留下來的城市。本地司機，尤其是老司機，非常洋氣。他們穿襯衫、打領帶，說話輕聲細語，看起來非常體面。他們做司機多年，老早已在上海買房。我們外地人和他們不是一個圈子，玩不到一塊去。我當時還在為老家的老房子的裝修勞心勞力，還想著為孩子上大學而攢錢。同是出租車司機，都是努力工作，但我沒有在上海出生，沒趕上一個好時候，只能過自己的生活。

2
我唯一的奔頭就是兒子。他成績很好，後來考上了一本。在我們村，考上大學就很不錯了，很多人初中畢業就不讀書了，或者去職高。兒子考上大學後，好幾年春節，都有人來我家拜訪，向兒子請教怎麼考試、怎麼復習。那些小孩見到我就喊“XX爸爸”，我真是沾了兒子的光。

那幾年我掙到一些錢，就把家裡的房子翻修了，還要存錢供兒子上大學。他畢業之後準備結婚，想去杭州發展。他大學的時候談了一個女朋友，那姑娘是城裡人，父母雙職工，比我家條件好，要求也高，要在城市買房。我本來的想法是，城市的房子那麼貴，何不在老家買一個就行了？但兒子說不行，杭州和大城市才有發展機會。我被說服了，我在上海開車，我都不願意回去，怎麼能叫兒子回去？

為了杭州的房子，我還得努力乾活。可問題是，這幾年錢越來越難掙了。

2016年網約車出來，對我們就是一個大衝擊。網約車價格便宜，顧客當然願意去坐他們的車。但這很不公平。他們不用考試，不用經過培訓，想拉人就能拉人。我們漸漸沒活路了。到2018年，情況更加嚴重。以前特別“緊俏”的出租車司機崗位，居然招不到人。甚至有些司機自己去開網約車，因為能掙得多一點。那一年我們公司的車有三分之一都停著，沒人開。一般出租車公司的車都有合規的“車證”，一輛有車證的車，對應兩個有人證的司機，兩人換著跑。那一年上海交通委還發了個文，允許招收外地司機。可以想見，當時出租車行業有多麼缺人。

之後，情況越來越差。唯一回暖是2020年春。那年疫情是過年期間，封控結束後，上海出行都要憑出入卡，上地鐵和公交要掃碼報備。很多人不願意坐公共交通，怕感染，所以打車的人很多。那一個月是我們收入回暖的一個月。之後又回到和網約車競爭的局面，我們不得不接受顧客減少的事實。

最糟糕的日子是去年春天，因為封控，我停了整整2個月，完全沒有出過車。當時有些平台和企業拿到了保供資質，還能出小區，送物資和外賣。平台和企業還會給他們一點補助，但我們出租車是要求全面停運的。即便政策免除了每個月租車的租金，但房租、吃飯都得花錢啊。一天天坐在家裡，沒有收入，沒有最低社保，真是很痛苦。我有個遠房親戚，是送外賣的，當時就每天去送外賣。他有出入證，但他們小區不讓他們進，他就在外面睡，也是掙辛苦錢。我寧願也去掙這種辛苦錢，也不想完全沒有收入。

放開之後，打車的人還是很少，只能說硬撐吧。沒想到今年反而更難了。除了五一假期有一波回暖，平時很難載客。

我認為，打車乘客人數的變化，和經濟形勢有很大關係。疫情三年，很多公司拿到了政府補助，或者有稅費的減免。他們一直撐著，在觀望，但今年補助沒有了，很多公司開不下去，就倒閉了。很多公司都在裁員、倒閉，白領們哪還願意打車？大家都寧願坐公交地鐵。這部分需求降低了，我們能拉的人就更少了。而我們每個月都有車子的租金，還要付油錢，扣社保，這些錢攤到每天要三、四百，所以我們必須得接單。

現在接得比較多的就是平台的電調單，就是顧客在網上下單，公司安排給我們去接人。但電調單價格低很多，以前100塊的業務，電調的價格可能就六七十。現在一個月做得好，可能還有個5000到一萬的收入，做得不好可能就只能勉強維持收入平衡。很難，非常難。

3
有時候沒有單子，我捨不得把車開回去，就再跑一跑，碰碰運氣。跑到凌晨兩三點，街上沒人，小區的燈基本都熄滅了，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街上開車，沒人說話，沒人打電話，那個時間是很難過的。回想起來，這輩子也沒享受過什麼，一直在拼命掙錢，為了養兒子長大，為了讓他能體體面面地結婚。

只要想到兒子，我就覺得生活還是有盼頭的。等把他們供到結婚了，我和他媽媽也就可以好好休息了。我有時候覺得，窮，就注定了我一輩子勞碌命。為了給兒子買房，現在我們連退休都不敢。要是我年輕時有能力一點，或者早一點到大城市打拼，掙的多一點，現在應該會輕鬆一點。以前覺得一萬多的月收入挺不錯，但跟房價比起來，簡直不值一提。況且，現在我也掙不到一萬多了。而成本卻一直在漲，油錢、社保、車的租金，整個成本比2010年漲了差不多10%。房租也漲了，我才來上海時的房租是600，房東每年漲一點，現在漲到1300了。

為了給兒子買房，我和他媽媽一直努力工作。我在上海開出租，他媽媽去了省會城市，當住家保姆。因為住家，租房和吃飯的錢都省下來，能存得多一點，我也在努力存錢。我總不能讓兒子步我們的後塵。

即便不是為了兒子，我也打算熬到退休再回去。一來，公司給我們買了養老保險，做到退休的話，養老金多一點；二來也抱著一點希望，可能以後經濟會好一點？雖然這希望也很渺茫。還有一點，鄉里鄉親都知道我在上海開出租。突然回去，他們肯定會問：怎麼突然回來了？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不耐煩和他們掰扯這個。我不想被人說：你看XX爸爸沒本事，在上海乾了十多年了，工作也沒穩定，老了老了還是回村。

尾聲
距離動車站還有3公里時，他提醒我準備下車，同時說了另一個故事：

“像你們出差的，很多人都會趕時間，怕飛機、火車晚點。我之前載過一個大老闆，一上車他就說，師傅您開快點，我趕飛機，要是晚了，大幾千萬的單子就沒有了！我趕著時間把他送到了，下車前他一定要加我微信，給我發了2000塊的紅包。他說，要不是我開得快，他的單子就很可能黃了，還是美金的單子呢。這是我這麼多年收到的最大的一筆小費了。”

說完這個故事，出租車剛好平滑地進入了動車站的停靠點。師傅指著計價器說，“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多給我一些嗎？小姑娘？”

計價器顯示76元，我說：“我能理解，感謝您。給您100元可以嗎？”

他笑道，“為幫你趕車，我超速了。如果被監控拍到，扣分和扣款很嚴厲的。你給我150元吧。”

近乎翻倍啊，我有點猶豫。

他繼續說：“其實從機場到動車站的距離很近的，這種距離我們可以拒載。我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就是想拉一個遠一點的活，多掙點錢。你說你趕時間嘛，我才載你過的。你看，我們現在沒有超時吧。”

我無法拒絕，尤其是聽了他這麼多的辛苦故事。我知道他不容易，於是我給了150元。

後來我跟進對他電話採訪時，他笑著問：“我很坦誠吧。小姑娘，有紅包嗎？”

我知道他在為兒子攢錢，我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