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這兩個監獄戲劇項目經歷了種種波折，既有遺憾也有收穫。

高牆、電網、整齊劃一的囚服和嚴絲合縫的管理這是人們對監獄的一般想象。但是，當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講師、犯罪學學者張筱葉第一次來到這所監獄的時候，發現實際情況和想象其實不太一樣。
那是2014年，當時在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攻讀應用戲劇專業研究生的張筱葉來到春城監獄（化名）。這是一所位於中國北方的一間大型監獄，在一塵不染的操場旁，矗立著看起來有了些年頭的監捨，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築。
這裡沒有特別高的圍牆，也看不到嚇人的電網，所以看起來更像是一所普通的職業學校。
張筱葉既不是服刑人員，也不是來這裡探監。她來到這裡是出於一個非常特別的目的——把戲劇帶到監獄里來。
是讓服刑人員看戲嗎？也不是。她是來這裡組織戲劇活動，也就是說，讓服刑人員來演戲。
初次嘗試
監獄戲劇，顧名思義，是應用戲劇在監獄場景中的應用。張筱葉第一次接觸監獄戲劇是2013年在英國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時候。當時，應用戲劇專業的課程設置了一周的監獄戲劇課，學校請來大雁劇場公司（Geese Theatre Company）的演員Andy Watson來授課。
二十多年前，位於英國伯明翰的大雁劇場公司就開始在監獄中和服刑人員一起開展戲劇活動，此後監獄戲劇逐步推廣到其他國家。這些戲劇項目有著針對服刑人員的明確的矯治目標，通過戲劇的方式探索情緒和內心。
在英文中，“改造（Rehabilitate）”一詞也有“康復”的之意，而組織、排演戲劇的過程，就是一個治療與學習的過程。
課程雖然僅有一周的時間，但張筱葉對監獄戲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發現，這在中國還是一個空白。臨近畢業時，她決定回國嘗試開展監獄戲劇項目，為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做準備。
但國內的情況與國外截然不同，把英國的監獄戲劇項目完全照搬過來肯定是不行的。首先，怎麼讓監獄給戲劇項目開綠燈就是一個大問題。張筱葉一邊拿著大雁劇場公司編著的指導手冊準備課程，一邊在發愁怎麼敲開監獄體系的大門。

接下來好幾個月時間里，她都在忙著聯繫監獄，期間經歷了監獄方的爽約和反悔——聯繫上了某個監獄，萬事俱備的時候對方又突然說“你不要來了”。
有一次，張筱葉在媒體上看到一篇報道，內容是一位雕塑專業的女生到一所監獄去做繪畫治療。張筱葉輾轉聯繫上這位女生，並在她的幫助下終於獲得進入春城監獄的許可，那是2014年的6月。
在春城監獄，張筱葉的戲劇項目被安排在臨出監隊落地。這個監隊裡的都是三個月內就刑滿釋放的人員，不需要進行勞動。針對他們的特點，張筱葉把“回歸社會生活”作為戲劇項目的主題。她把臨出監隊的犯人分成兩組，每組15個人，做了為期五天、每天五小時的戲劇工作坊。

第一天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在監獄高壓的管理體系之下，15名犯人穿著一模一樣的囚服，剃著一模一樣的光頭，有著一模一樣的坐姿和表情。
張筱葉努力讓他們投入這個“論壇劇場”，讓所有人就“回歸社會生活”這一主題進行討論，自主創作編寫相關的短劇。“論壇的目的不是為了達成共識，而是在身體-語言的對話中，在論壇劇場本身的結構中進行向外與向內的思考。”張筱葉說。
但她的努力並不太成功。好不容易有一位服刑人員寫了一個劇本，講述這樣一個故事：獄友小李出獄回家，找不到工作，當地有一個超市老闆知道他的情況後讓他到超市打工。有一天，老闆發現賬目不對，少了東西。想到小李有前科，他覺得可能是小李動了手腳。結果小李惱羞成怒，爭執之下，小李拿起桌上的剪刀捅了老闆，小李又戴上手銬，回到了監獄。
張筱葉覺得劇本很有意義，與他商量能否在工作坊中與其他人一起演出，但被一口回絕了，“你是沒服過刑你不知道，監獄里沒有信任。我跟他們演，他們肯定會嘲笑我，我可不願丟人。”
直到項目結束，論壇劇場並未實現計劃內的監獄內部的公開演出。
回到監獄去
無獨有偶，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聞小煒也在2015年開始進行監獄戲劇的實踐。聞小煒曾經因為一場交通肇事而入獄服刑。他在獄中發現，監獄中不少人依然法律意識淡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自我的情緒管理都有很多問題。在回到正常生活之後，他開始思考自己的專業——戲劇能為服刑人員做些什麼。
聞小煒的戲劇項目最終在上海郊區的夏城監獄（化名）進行。與張筱葉在春城監獄的實踐不同，夏城監獄戲劇項目是一個長期性的項目，面向的人員來自普通監區，這些服刑人員日常要參與勞動，只有在教育日時才能參與戲劇項目。
張筱葉告訴《中國慈善家》，普通監區服刑人員一周的安排一般可以用“5+1+1”來概括，即五天勞動；一天教育，需要上基礎文化課、掃盲課、職業培訓等課程；周日是休息日，自由活動。這樣的模式也是中國大多數普通監獄的常態。

聞小煒的戲劇項目設在監獄的心理教育中心。在他看來，監獄戲劇首先要讓服刑人員看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連接。
在夏城監獄每週三的教育日，戲劇社經常會有“搶水瓶”練習。參與活動的人被分成兩組，每個人身上有一個代號，相同代號的人要搶同一個水瓶。練習的規則是，第一個搶到水瓶的人可以得分安全回到隊伍中；如果沒有最先搶到水瓶，參與者在對方搶到水瓶時觸碰到對方的肩膀，則得1分，對方不得分。
聞小煒希望，通過類似的練習可以讓服刑人員正視社會的競爭機制，看到個人與集體之間的互相協作，看到個體與社會的連接。

最開始，戲劇社幾乎無人問津，沒一個報名的。聞小煒只能一間一間監捨去遊說，告訴服刑人員戲劇的價值是什麼。漸漸地，大家口口相傳，戲劇社報名人數爆滿，乃至供不應求，聞小煒又不得不往外推人了。
常態化管理時期，夏城監獄戲劇社每期會有30個學員，每期時間跨度為半年。聞小煒十分看重戲劇的教育和矯正功能，對於一些無法適應監獄環境、不服管教、不遵守監獄規章制度的服刑人員，他會適當延長參與時間。
2015年，張筱葉來到香港攻讀犯罪學博士學位。在準備博士論文期間，她加入了聞小煒在夏城的監獄戲劇項目。與一年前在春城監獄的實踐不同的是，張筱葉開始更多地以研究者的角度介入這個項目，除了參與項目運作，她更多是站在第三方立場觀察外來社會力量如何與服刑人員、監獄方互動。
遺憾和收穫
在夏城監獄，聞小煒和張筱葉嘗試發起了劇目排演和人生故事劇場。他們打算排演《等待戈多》，把劇本提交給了監獄方審核。
這是愛爾蘭現代主義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荒誕劇，以兩個流浪漢苦等“戈多”，而“戈多”不來的情節，喻示人生是一場無盡無望的等待，表達了世界未知、人生無常的存在主義思想。
這出戲的內容通過了監獄方的審核，獄方還給劇社買了《等待戈多》的原著。本來劇社對它寄予厚望，但偏偏生不逢時，在時間安排上與監獄內部的紀念紅軍長征的主題演出撞車，大半成員無法參加劇社活動。
無奈之下，聞小煒和張筱葉改變計劃，做小型的人生故事分享會。他們讓劇社成員採訪周圍監捨里的人，收集素材，然後再嘗試進行虛構創作。結果，二十個人中只有兩人真正做了採訪，其他人的反饋是：“就算我去採訪，對方也不會跟我說真話，沒有意義。”
從春城的論壇劇場到夏城的劇目排演和人生故事劇場，張筱葉認為無一例外都是失敗的嘗試。實際上，這樣的失敗早已顯現端倪。在進入春城監獄之前，張筱葉曾和監獄教育科的民警溝通。她發現，對方會從自己對心理學和戲劇的理解給她提建議。

“他們覺得，應該努力讓參與的服刑人員哭，要直擊他們的心靈，講一些讓他們特別痛苦的事情。”張筱葉從而意識到，認罪悔罪是中國監獄系統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監獄方與她最大的分歧在於，對方認為戲劇能夠用藝術的方式刺痛人心，而她認為戲劇本身的確具有淨化的功能，但這一功能是在劇場中自然發生的。
但無論如何，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嘗試。聞小煒認為，戲劇社一個重要的功能是為服刑人員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假定性的空間，讓他們在這個空間中不斷試錯、總結，讓他們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角落，提醒他們作為人存在的價值。
不少服刑人員出獄後依然和聞小煒保持著聯繫。比如前服刑人員劉磊，因為背負著犯罪記錄，他在出獄後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聞小煒說，按照劉磊原來的個性，他一定會認為這個事情是不公平的。
但是劉磊告訴他，劇社帶給他最大的改變是讓他接受自己的過往，正視自己的缺陷。“即便我去找工作，老闆說你有犯罪記錄我們不能夠用你，我不會生氣了，我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因為這是我要面對的事情，但是我不會放棄。”
在兩個監獄戲劇項目中，讓張筱葉印象最深刻的是，服刑人員對於與外界接觸的渴望。對他們而言，戲劇本身帶給他們什麼似乎並沒有那麼重要，他們更在意與戲劇老師們相處的過程。
“比如說，老師怎麼用一種開放和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張筱葉說，“彼此之間建立起來的關係，對他們來說可能比戲劇的內容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