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1908 年，喬治·林肯·沃爾頓堅稱，憂慮是“時代的疾病”。他並不是指憂慮是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疾病”， 具有獨特的文化能見度，甚至是奇特的流行性，他的意思是憂慮是這個時代產生的“疾病”。這個觀點顯然隱隱預示了“生物文化”。沃爾頓是哈佛醫學院兼馬薩諸塞州醫院的神經學家，但他的觀點不過是重復了一項更加宏大的研究的標題，該研究將這個大膽的斷言作為對現代生活的主要診斷。

早年研究遺傳學的學者凱萊布·威廉姆斯·薩利比醫學著述頗豐，其中那本被直白命名為《憂慮，時代的疾病》的作品提到，他發現對於理解當下，憂慮可謂是令人震驚甚至尷尬的線索。該研究於1907 年發表， 因清晰地抓住了時代精神的某些特徵而多次再版。薩利比認為，當今時代可能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時代）”，卻被憂慮者破壞了。

現代英美都市生活的旋渦是罪魁禍首。人們需求過多，時間太少，期望過高。他們所置身的城市，過於擁擠，節奏太快，它飛速發展，日新月異。生活中充滿令你焦躁的時刻。

時間具有了新的價值：時間就是金錢。僅僅為了準時上班，也須協調火車、汽車和電車的時間，依循現代生活新的時刻表。工作日被需求和嘀嗒作響的時鐘塞滿了。競爭力成了定義新的城市生活的詞語，雖然它令人精疲力竭。

薩德勒認為“‘美國氣質’或高壓生活”可以作為憂慮的另一種說法。薩利比認為憂慮不僅是忙碌、高壓的國家所特有的問題，更是用腦過度的發達國家的問題。他還大言不慚地說，西班牙人、希臘人、意大利人就沒有憂慮問題，因為他們太閒散，也不費神思考，而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演進的路上走得更遠，一直憑智慧謀生，所以難怪他們會憂慮。

暫且撇開這些冒犯性的言論不談，現代城市是憂慮滋生的地方，這種觀點似乎非常合理，無可辯駁。

高壓是強力，但也可能致命：新機制產生的力量可以使產能加倍、效率提高，但也是這種力量在人的頭腦中積壓，引發中風和癱瘓。憂慮不僅與高壓有關，也與低壓、能量耗盡和萎靡不振有關。憂慮使生命枯竭。伴著憂慮，生命在模糊的焦慮中流逝，這種焦慮並不帶來成果，只帶來破壞。

英國詩人奧登在短詩《某晚當我出去散步》中就是這麼認為的。他設想了憂慮如何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並對此感到十分厭煩。當生命在不滿和瑣碎的麻煩中，在無法使人保持熱情和渴望的、令人筋疲力盡的事務中虛度時，憂慮定義了我們是誰，或者很可能會成為什麼。

奧登寫道：“苦於頭痛和焦慮 / 生命似乎漸趨黯淡。”

這個詩句令我同時產生了兩個想法。其一是：“啊，是的，多真切啊，奧登對日常生活的看法是多麼透徹。”同時，我也在想：“不！我一定不能讓生活變成這樣，我一定要不枉此生！”奧登的話對我有一種吸引力，讓我先是相信，而後抗拒那種想法， 即我可以沈浸在憂慮中，卸去自己這一生奮發努力、獲取成功的責任。頭痛畢竟是逃避各種事務的常用藉口。伴隨著這迷迷糊糊的“茫然”，他的詩句以一個觀念逗樂了我：憂慮可能是一種類似於假期的東西。

不幸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憂慮就已經在西方站穩了腳跟。焦慮地等待敲門聲、電報，軍官或牧師的來訪等事件，將憂慮帶到了家裡，而且頻繁得可怕。信息的匱乏、前線狀況的不明朗、通訊的風險、危險和破壞—— 這一切讓憂慮瘋狂滋長，更不用說那些親身戰鬥的士兵了， 他們的憂慮可想而知。也難怪一戰中風靡一時的行軍進行曲《把煩惱打包》會有如下令人難忘的唱段：

把煩惱打包，一股腦裝進舊行囊里，

然後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吧，

當你有火柴來把煙點起，

笑吧，兄弟，就得這個範兒啊。

憂慮有啥用？

從來不值得，所以啊

把煩惱打包，一股腦裝進舊行囊里，

然後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吧。

顯然，這裡的說法跟馬登相似，堅信對生活樂觀積極的態度能戰勝毫無根據的憂慮。而只有在這裡，在戰場上，憂慮幾乎都不是毫無根據的。只有在這裡，憂慮沒有什麼用，令人憂慮的事情卻多得驚人。

當我們遠離戰壕，憂慮是不是就變得有點誘人？

或許20 世紀初那些關於憂慮是當代城市生活、“高壓生活”、現代化的特殊產物的說法，隱含著一種淡淡的魅力。1913 年，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倫敦皇宮劇院上演了一部名為《我應該憂慮》的喜劇。很明顯，它在試探這種新的境況是否具有真正的流行性，是否能吸引觀眾消費。

《時代週刊》的評論員在看完該劇的第二天早上說：“凡事自有其時令，而昨晚觀劇中的種種跡象表明，《我應該憂慮》的時令已然到來。”這是就倫敦的品位來說。但近乎滑稽的是，該評論將憂慮的可見性描述為一種流行， 一種“當季”的情緒。

戰爭帶來的憂慮並不具有上述魅力。但 20 世紀早期的憂慮史，部分就是關於憂慮在以快樂、流行和現代感為目的的藝術作品中的呈現。憂慮“簡史”的最後一部分內容——日常憂慮在日常語言中的出現——講的是憂慮如何更徹底地滲入了文學語言，用以在虛構作品中探究複雜的人類意識。在 19世紀末的現實主義小說中，已出現對憂慮的書寫；而到了 20 世紀初，特別是在現代主義作家的筆下，內在的憂慮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展示。尤其是通過內心獨白，憂慮書寫展現了引人入勝的私人心緒。除了現身於自助書和戰爭經驗，以及字典里的定義和所謂療法，憂慮還悄悄探入創造力的高端領域。

就文字藝術——如詩歌、戲劇、小說——而言，如何用文字充分地詮釋憂慮始終是一個難題。

憂慮很難有趣， 可能一直索然無味，它從來都和單調無聊為伴。憂慮很少通過視覺形式呈現，就我所知，20世紀初的電影院並非憂慮的天然歸宿。一般而言，憂慮並不戲劇化，只是令人厭倦的單調循環。在憂慮中，未必有發人深省的啓示和發現的時刻，也沒有戲劇性的變化、揭示或救贖場景。

薩德勒說：“憂慮很少能在順其自然中自愈。”而且，若任其發展，憂慮一般只會不斷返回自身。“（憂慮） 很快會在大腦和神經系統中打磨出一個明顯的溝槽，周而復始地惡性循環，以便讓自己永存。”他進一步說道：“憂慮會緩慢但確實地增加強度，進而對身心的康寧造成與日俱增的破壞力，這一點幾乎毫無例外。”

順著惡性循環模式發展的憂慮，會破壞平靜，使精彩的情節無從發生，對於創作想象性作品的作家來說，它並不算一個能增強作品可讀性的主題。然而，哪怕最古怪的話題也可以在合適的環境下創造出有趣的故事。在20 世紀初，這個可能很無聊的話題卻備受現代主義作家青睞——真是怪事。原因說來看似矛盾：對他們來說，一些最有趣的人物形象的憂慮，恰恰能表露其敏感甚至備受困擾的人性。

憂慮當然是文學表現的主題和問題。毋庸置疑，在20 世紀早期，哪怕作者並非現代主義作家，其筆下的人物也都飽受憂慮之苦。拉爾夫·肯特·巴克蘭的短篇小說《憂慮》，描繪了一幅心懷憂慮的美國女人的肖像。這是對這種新近被貼上標籤的精神痛苦的大膽探索。巴克蘭筆下的主人公為傢具的狀況而焦慮：

西姆金斯夫人……心無旁騖地坐著，專注地沈思。她深深地投入到某種精神體操中——這套體操早已深入美國人的心中，名字叫作“憂慮”。隨著椅子向後擺動， 她停了下來，冒險保持這個姿勢，整個身體的重心落在搖椅的後端，那雙寬大的腳則擱在坐墊上以保持身體的平衡。她在均衡的前後搖擺中暫停一刻，彷彿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腦中模糊不清、一知半解的東西。

客廳下方的前地下室（儘管房子很小，地窖還是被隔成了一個個房間）中，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樣試圖打斷搖椅的穩定擺動從而破壞其正常運作，是有風險的。在前地下室里，有一把約翰曾經最喜歡的搖椅，是在他們剛搬進不久做家務的時候不小心弄壞的，其中一個長長的弧形搖桿在靠近框架的地方斷裂了。毫無疑問，這把椅子還要在這地窖中躺上一陣，待其被修復到原來又美又實用的樣子。但這個家庭一直被某些金錢上的煩惱困擾著，顧不上將修補破損傢具納入計劃。

西姆金斯夫人對於“某些金錢上的煩惱”——這是個不錯的說法——的焦慮，縈繞在那堆破損傢具周圍，而那把搖椅的前後擺動，彷彿就象徵著此刻她的心靈在煩惱中搖擺——雖有能量卻無進展，雖有努力卻無進步。

在大西洋兩岸，憂慮這一主題在那時的小說中大放異彩，儘管彼時憂慮還不常作為整個故事的文學主題。

英國現代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弗吉尼亞·伍爾夫一直對“精神健康”這一話題非常感興趣。二戰爆發兩年後，她自己因精神崩潰在烏茲河自沈。她的小說中到處都是深受困擾的主人公，尤其是《達洛維夫人》中可憐的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他飽受一戰的創傷， 最終也選擇了自殺。

但除此之外，也有狀況沒那麼嚴重的人物——憂慮者。伍爾夫小說中有一些內在生活焦躁不安的人物，她運用“內心獨白”的敘事方式，讓讀者產生了直接進入人物內心的錯覺。

《到燈塔去》是現代主義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它帶讀者深入憂慮——人類心靈中最擾人的同伴。書中的人物拉姆齊先生的精神世界絕不輕鬆。他的原型一半出自伍爾夫聲名顯赫的父親史蒂芬爵士。

史蒂芬爵士曾寫過一部陰鬱的《陵墓書》，該書就是有關嚴重精神痛苦的文學作品。拉姆齊先生是作家、父親、丈夫、自戀的人、學者——以及憂慮者。他就像吉辛筆下的主人公那樣，特別為自己的作品憂慮。這無疑就是憂慮：一連串糾纏不清的問題久久不散，在伍爾夫的行文中像蒼蠅一樣嗡嗡作響。

這位憂慮的作家有一位富有耐心和同情心的，寬宏大量的妻子，也就是拉姆齊夫人。她回想了丈夫的內心狀態。據她觀察——

他總是為自己的著作憂慮——它們會有讀者嗎？它們是優秀的作品嗎？為什麼不能把它們寫得更好些？人們對我的評價又如何？她可不喜歡想到他如此憂心忡忡；她不知大家是否猜到，在吃晚飯時，他們談到作家的名聲和作品的不朽，為什麼他突然變得如此激動不安；她可拿不准，孩子們是否都在嘲笑他的那種態度。她把襪子猛然拉直，在她的唇邊和額際，那些像用鋼刀雕鏤出來的優美線條顯露了出來，她像一棵樹一般靜止了，那棵樹剛才還在風中顫動、搖曳，現在風小了，樹葉一片一片地靜止下來。

在這裡，有認可，有同情，也有惱火。憂慮其實也給周圍的人帶來危險，以上這段話已經部分地承認了一個事實：拉姆齊先生不僅自己陷入了困擾，也困擾到了妻子。

事實上，他的憂慮不僅僅令妻子困擾，更是構成了家庭破裂的中心，讓妻子不得不努力地修補這些傷害。縱觀整部小說，拉姆齊先生既可憐又任性，既痛苦又虛榮。但此時此刻，伍爾夫的關注點在於一個女人意識到丈夫的敏感，意識到他總在為自己擔憂。一個憂慮者，無論多麼狼狽， 總值得些許同情。

如果說弗吉尼亞·伍爾夫描繪了憂慮，那麼愛爾蘭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則令讀者在閱讀時就像一個憂慮者。

喬伊斯提倡一種憂慮的閱讀，也就是邀請讀者在閱讀時因詞義而憂慮。他要求讀者在閱讀時能夠看到穿行於語言表面之下的焦慮，它們會在一些雙關語、俏皮話和多義詞中顯現。《尤利西斯》以晦澀難懂著稱，但如果說它確實難懂，它所涉及的卻又是我們熟悉的話題。

喬伊斯的小說是一部關於現代生活的偉大史詩， 但它並非如荷馬史詩那般從英雄和神靈入手，而是在平凡之處著墨。這部小說著實令人震驚，書中充斥著日常的、顯見的、平實的和通俗的事物。《尤利西斯》呈現的是1904年（小說設定的時間）的普通世界，同時也意在治療那個時代的疾病。

《尤利西斯》講述的是在 1904年6月16日，小說的主人公利奧波德·布盧姆在都柏林漫步的事。布盧姆是新時代的奧德修斯，那天他所經歷的是荷馬英雄冒險的當代版（謹慎起見，這裡有必要指出，喬伊斯並不希望讀者過分關注它與荷馬史詩的對照關係，因而刪除了會引人注意這種關係的章節標題）。

小說的視域細微又帶著執迷，但同時也非常廣大——涉及不列顛和愛爾蘭，涉及流亡的經歷和意義，涉及歐洲文化，涉及神話在現代生活中的地位，涉及現代小說及其作用，涉及維多利亞時代，涉及人類記憶和內在生活，涉及現實主義的界限，涉及語言和思想間的關係，涉及道德的本質，涉及性。

《尤利西斯》也是一個憂慮的男人的故事。布盧姆先生焦躁不安。他的憂慮有點像他在希臘神話中的前輩奧德修斯的憂慮，都是關於家裡的事：他的老婆摩莉究竟對他忠誠與否？他們的婚姻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摩莉）精神抖擻。”布盧姆“快活地”對次要人物布林夫人說道，然後馬上轉移了話題。1 但摩莉的狀態對他來說絕非僅僅是“精神抖擻”這麼簡單，他發現自己在心底根本無法轉移話題。他對妻子性忠誠與否的憂慮蔓延到他周遭的語言中，無法消散。在名為“吃萎陀果的種族”（借用喬伊斯不想用的標題）的章節中，布盧姆“隨手打開那捲成棍狀的報紙，不經意地讀著”，看到了那則令人難忘的廣告：

倘若你家裡沒有，

李樹商標肉罐頭，

那就是美中不足，

有它才算幸福窩。

然後他繼續和另一個次要人物麥科伊對話：

——我太太剛剛接到一份聘約，不過還沒有談妥哪。

又來耍這套借手提箱的把戲了。倒也不礙事。謝天謝地，這套手法對我已經不靈啦。

布盧姆先生心懷友誼慢悠悠地將那眼瞼厚厚的眼睛移向他。

——我太太也一樣，他說。二十五號那天，貝爾法斯特的阿爾斯特會堂舉辦一次排場很大的音樂會，她將去演唱。

——是嗎？麥科伊說。那太好啦，老夥計。誰來主辦?

瑪莉恩·布盧姆太太。還沒起床哪。王后在寢室里， 吃麵包和。沒有書。她的大腿旁並放著七張骯髒的宮廷紙牌。黑髮夫人和金髮先生。來信。貓蜷縮成一團毛茸茸的黑球。從信封口上撕下來的碎片。

古
老
甜蜜的
情
歌

聽見了古老甜蜜的……

——這是一種巡回演出，明白吧，布盧姆先生若有所思地說。甜蜜的情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按照股份來分紅。

（《尤利西斯》第五章）

《尤利西斯》的語言很有代表性，介於庸常、通俗和啓示性之間，將讀者拉向主人公佈盧姆的深層憂慮。重要的是，讀者能通過主人公的對話和內心獨白探尋憂慮的跡象，其中對典故的指涉和引用不僅有助於文段的連貫性，還是那些焦躁不安和持續的惱人之物的頑固標誌。

對於憂慮，我們仍然是經驗多於分析，活在其中多於對其審視。在當下思考憂慮，也就是作為一個研究者來考察一件已知卻幾乎未能理解、熟悉卻幾乎未被討論的事物。思考憂慮，應當看穿其往往被打磨得光亮的表面，探入層層偽裝。它是一項使命，為了恢復那未曾消失卻總被遮蔽的日常精神痛苦史——對於這種痛苦，我們並非無知，而是羞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