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據英國《衛報》，新冠病毒成為一批作家書寫的對象或基點，無論是探討病毒本身或者隔離生活的精神狀況，還是借由疫情所呈現的人類社會、歷史、未來的種種變化，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都反映了時代如何影響了作家的寫作，以及作家面對時代試圖言說並超越的嘗試。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家曾自問，他們是否要書寫那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因其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恐懼感，戰爭是難於被書寫的，但戰爭帶來了新的經驗與新的語言，亟待被記錄或者進行虛構性改造。彼時，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開始寫短篇小說，在虛構與紀實之間，她把自己的作品描述為“我所保留的唯一的日記”。
01
介入時代的書寫
去年三月，一些作家在大封鎖時參與社區服務，作為送貨員或者到病毒檢測中心做志願者。有些作家或許試圖在自己的項目里繼續推進，對眼前這個正在發生的新世界視而不見。但是，在過去的18個月里，任何書寫的嘗試都不能擺脫新冠病毒的影響，它是恐懼與停滯的混合物。而現在，當我們看到那些直面它的作品時，有些問題仍舊要被思考——我們真的想在病毒仍在發展時閱讀它嗎？我們是否有可能因為過於關注當下的情況而忽略了更為深遠的內容？
首先是阿莉·史密斯（Ali Smith）的《夏（Summer）》，這是她的“季節四部曲”的最後一部，史密斯在其中對疫情作出了即時的反應。在史密斯的視野中，疫情只是增加了她大量敘述中的碎片化特徵。這本書包括了來自愛因斯坦的推測，以及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曼島 “敵國人（enemy aliens）”被監禁的狀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對疫情的思考。書中的人物Iris反思說，媒體將當下與戰爭時期進行比較是不恰當的，因為“疫情正在使牆壁、邊界和護照變得毫無意義”。

隨著史密斯將病毒大流行放置到更大的參照系中探討時，今年秋天，一批完全面對新冠病毒的書出現了。薩拉·霍爾（Sarah Hall）在春季封鎖的第一天就開始創作的《燒衣（Burntcoat）》講述了一對戀人在瘟疫肆虐的世界中面對新形式的親密關係。薩拉·莫斯（Sarah Moss）的《墜落》（The Fell）寫於冬季隔離的無望時期，講述了一個因禁閉而發狂的自我孤立的女人。《沒有孩子的生活（Life Without Children）》是羅迪·多伊爾（Roddy Doyle）在都柏林封鎖期間寫的小說集。在這本書里，多伊爾用怪異的想象探索著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和它的語言習慣——“在都柏林的商店裡，人們正在購買‘一個半（one and a half）社交距離’的膠合板”。
正如史密斯的角色Iris觀察到的，在過去兩年里，將當下生活進行戰時比較越來越頻繁。對許多人來說，病毒彷彿發起了一場新的“閃電戰”。在醫院裡，一直存在著類似戰時的災難氣氛。但大多數人來說，隔離是一個等待的時期。作家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從待在家裡的人身上創造出敘事？
這是一個充滿啓示的時候。當年的鮑恩將她的戰時故事描述為“清晰的異常”。她認為，在新的嚴酷之中，我們要揭示出彼此的精神狀況與真實處境。

薩拉·霍爾（Sarah Hall）認為，病毒起到了“揭露的作用（clarifying force）”。在一定程度上，它讓我們看見了社會的裂縫（政府腐敗、國家服務、不平等）。但在《燒衣（Burntcoat）》中，隔離的方式讓這對戀人成為脆弱的身體，暴露在對方面前，當這對戀人越來越接近死亡時，性愛變得更加親密。
在《燒衣》中，霍爾讓病毒變得更加致命，隔離也比現實的更加極端。在《衛報》的採訪中，霍爾談及她與一位病毒學家的談話，她說，那些潛伏在我們周圍的其他病毒“正隨時準備出發”，“新冠病毒不會是那個真正把我們打倒的病毒”。小說家正在對可能的未來發出警告。

02
隔離本身成為主題
對隔離的恐懼，成為懸疑作家的創作話題。作為資深的驚悚小說作家，凱瑟琳-萊恩·霍華德（Catherine Ryan Howard）認為，犯罪在這個秘密、恐懼和猜疑已經泛濫的時代興起。她的小說《56天（56 Days）》開始於一對戀人在禁閉的壓力下搬到一起，並問道，完美的謀殺是否正是禁閉所允許的？在格雷厄姆·格林的戰時小說《恐懼內閣（The Ministry of Fear）》中，他借由一位人物發問，在如此眾多的死亡中，為什麼任何一件謀殺都是重要的？謀殺很可能基於普通的動機，但霍華德的小說試圖集中探討個人的死亡和脆弱之於我們生活的意義。
在薩拉·莫斯（Sarah Moss）和羅迪·多伊爾（Roddy Doyle）的書中，作家把隔離而非病毒視作探討的對象。有人說，在隔離期間，每個人都變得更加自我，在沒有社交的情況下，人們的焦慮或者痴狂會變得更加極端。莫斯並不同意這一觀點，她認為，我們在公司而不是在隔離中變得最自我。在多伊爾故事中，主人公大多是中年男人，有的男人利用隔離走出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或者愛上了他們多年來沒有注意的妻子。

莫斯的敘述可以被看作是最困難的，因為如果像史密斯所強調的那樣，疫情已經表明我們的世界是如此支離破碎，那麼書寫隔離的危險可能是連貫性太強。
如今，我們在薩莉·魯尼（Sally Rooney）和雷切爾·卡斯克（Rachel Cusk）的書中看到了走向隔離的意願，以及對敘事的疲憊。
魯尼最新的小說《美麗世界，你在哪裡》主要發生在隔離之前，但描述了一個作家愛麗絲退縮到一個偏遠的海濱別墅，在保護自己不被他人發現和被強迫同這個世界發生連接之間的張力與糾結。卡斯克的“綱要三部曲（Outline trilogy）”，描繪了一個在她的世界里日益孤立的女人，為小說尋找一種不依賴整體敘事結構的形式實驗。在她最新的小說《第二場所（Second Place）》的背景中，敘述者觀察到她的生活比許多其他人的生活變化要小（”我們已經簡化了我們的存在”）。
莫斯拒絕接受隔離的樂趣，也許是因為她自己從一開始就害怕隔離所帶來的束縛。她在哥本哈根說：“相比於病毒本身，有些人更害怕隔離”。她的小說是對我們在隔離中所失去的一切的輓歌，儘管她也對我們的生存能力充滿希望。她說，這本書是從一個問題開始的：當我們跌倒時，誰來接住我們？危險在於，封鎖會侵蝕社區共同體，在網絡的驅動下，二元思維成為常態，我們可能不再認識到彼此的人性。

03
超越病毒的寫作可能？
有意思的是，當病毒大流行開始時，莫斯和道伊爾都放棄了他們寫到一半的小說，因為他們無法思考如何進入另一種形式的當下。讀了這些封鎖小說和故事後，我們必須發問，在沒有太多重復的情況下，還能出版多少本書？不把病毒寫進小說又意味著什麼？或者，作家們會通過轉向歷史或未來，來避免病毒帶來的文學挑戰嗎？
一些作家已在思考歷史：泰莎·哈德利（Tessa Hadley）即將出版的小說以20世紀60年代為背景，而喬納森·弗蘭森（Jonathan Franzen）則以20世紀70年代為背景展開了三部曲。勞倫·格羅夫（Lauren Groff）曾說，她寫《母體（Matrix）》這個關於十二世紀修女的故事，是為了逃避特朗普的美國；當疫情來臨時，她可能已經松了一口氣，因為她也被救出來了。但她的修女社區有一些讓人聯想到隔離的東西，而這裡的敘事核心恰恰來自於讓世界遠離的嘗試：修女們通過建造一個巨大而不方便的迷宮創造了一個替代世界。
想象更極端的場景，是避免寫得太狹隘的一種方法，就像霍爾所做的那樣。病毒向來是科幻小說和氣候變化小說的領域。多年來，科幻作家一直在思考流感大流行可能帶來的後果。新冠病毒揭示了我們的生活與其他物種之間有多大的聯繫。勞拉-簡·麥凱（Laura Jean McKay）在她的“阿瑟·克拉克獎”獲獎小說《那個國家的動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中對人類和動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勇敢的探討。該書想象一個受“動物流感Zooflu”襲擊的世界，它使人類和動物能夠理解對方的語言。
歐娜·阿里斯蒂德（Oana Aristide）的《藍色之下（Under the Blue）》將虛構的流行病與人工智能的發展結合起來——正在開發一種新的人工智能，以預測對人類生命的威脅並幫助我們處理這類危機。這兩本書在病毒暴發時都已經準備付梓，因為封鎖而推遲了。這樣的書被證明是有預言性的，因為文學小說——它的藝術性、創造性和結構性遊戲——本身就是預言，用比教科書或紀錄片更強的生命力來凸顯我們世界中的力量。

柳原漢雅（Hanya Yanagihara）
柳原漢雅（Hanya Yanagihara）即將出版的小說《到天堂去（To Paradise）》寫到了2093年，想象了一個被瘟疫撕裂的極權世界，可以看作是我們時代的黑暗延伸。長崎紅杉（Sequoia Nagamatsu）的《我們在黑暗中走多高（How High We Go in the Dark）》跨越了數百年，人類試圖在瘟疫後重建自己。加里·施泰因加特（Gary Shteyngart）的《我們鄉村之友（Our Country Friends）》以2020年的封鎖為背景，描繪了一群朋友在鄉村隱居之處以薄伽丘的方式等待大流行的情況。這三部小說都在一月份問世，顯示出不同類型的文學裝置是如何被我們當前時代所影響的。今後還會有更多的疫情小說,作家們試圖追問這個被封鎖的社會發生了什麼，探索新冠病毒所揭示的社會和我們講述的故事是否能保持一致，通過病毒的探照燈顯現出 “清晰的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