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
讀《十三邀》時，我想起了56年前李濟拋給蔣廷黻的這個棘手的問題。

李濟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蔣廷黻則是歷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只不過，他最終離開學界，做了外交官。當時，兩人在華盛頓重逢。面對老友的問題，蔣廷黻沒有正面回答，卻反問了一句：“現代的人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許知遠當然沒有“創造歷史”，但他一直在“寫歷史”。這幾年，他常埋怨自己，作為一個“勉強的創業者”，寫作的時間不斷遭到擠壓。儘管如此，他還是常懷著司馬遷的野心，卻依然奔波在張騫的路上。
司馬遷曾用“鑿空”來描述張騫通西域的意義。如果略誇張些形容，《十三邀》的存在未嘗不是一種“鑿空”。一方面，許知遠確實把作家或者知識分子的路，走得更寬更遠了些。更重要的是，因為《十三邀》，許多原本對知識分子不感興趣甚至心存芥蒂的人，嘗試著去面對更加多元的世界，思考更加複雜的問題。
沒有刻意的煽情乃至濫情，也不肯迎合對話者，反而總是跌跌撞撞地發起挑戰，有時又直接向對話者坦白“面對您發憷”，或者自嘲這些節目“都是瞎弄的”……鏡頭並不回避許知遠的許多尷尬的瞬間，以及他嘗試化解尷尬而做的種種更加尷尬的努力，也不會淡化他在與不同對談者交流時呈現出的不同的態度和狀態，製片人甚至直接在節目中現身，委婉地對許知遠提出批評……習慣了某些常規對話節目的觀眾，或許會感到不適，甚至覺得刺耳。但這就是《十三邀》。許知遠是一個對話者，不是主持人。很多時候，他不是捧哏的，而是逗哏的。他用一種橫衝直撞的真誠，“鑿空”了種種套路，更“鑿空”了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

很難想象，除了對寫作的熱忱，以及對單向街的責任（雖然更多的時候，許知遠似乎是作為這家書店的“吉祥物”而存在的），竟然還有一件事（也是一種創作），能夠牽絆許知遠5年之久，並且讓他依舊樂此不疲。這也不符合許知遠對自己的剖析——“我總是被各種各樣短暫的好奇心所驅動，或不斷地對不同的領域發生興趣。”我想起2007年，我們還在做《生活》雜誌時，許知遠策劃過一個沿著“胡煥庸線”穿越中國的專題。同事們分段採訪拍攝，他一個人卻天真而倔強地試圖走完全程。他覺得自己被困在書本里太久了，羨慕大家可以四處遊蕩，直面中國的現實。於是，他決定啓程，真正去理解書本之外的中國。不過，經過反復的火車轉大巴，大巴轉火車，歷經種種荒誕的境遇，走到第30天，距離終點站騰衝還有800多公里，他就不得不承認：“我的熱忱和好奇心被消耗殆盡……”連一場夢寐多年的旅行都會讓他心生厭倦，我們就更難想象，在拍攝《十三邀》的五年間，他究竟是如何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輾轉，與風格迥異的人物完成了如此高密度的對話，而且還是在攝像機前面。
更有趣的是，經歷了第一季的一些“尷尬”與爭議後，無論許知遠還是對話者們，似乎都漸入佳境，更加坦誠相對。這一次，為什麼“短暫的好奇心”竟能變得如此綿長，彷彿博爾特跑起了馬拉松？在《十三邀》的對話者中，敏銳如姜文，其實早已發現答案。這些年，許知遠一直在為梁啓超作傳，姜文卻說；“你不是在寫梁啓超，你是在寫你自己。”其實，《十三邀》也未嘗不是如此。許多對話，尤其是追問，他想滿足的，其實是他自己的好奇心。《十三邀》談論的是對話者的命運與選擇，以及他們經歷的時代變革，然而歸根到底，許知遠試圖解決的是自己的困惑，他對命運的迷惘，對時代的質疑，對聲名的複雜態度，對創造力的審視，突破瓶頸的渴望……凡此種種，他想從對話者們身上看清自己。因此，《十三邀》剛剛開始，他就給過自己一個界定——“偷竊者”。在反思自己與姚晨的溝通時，他說：“某種意義上我是一個偷竊者。她的這些東西刺激了我，或者點燃了我……”於是，無論是在視頻中還是在書里，作為觀眾和讀者，我們也能感受到這種“偷竊”的快感，以及被點燃後的那些光亮。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來解釋許知遠和他的《十三邀》。在《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說：“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攪擾現狀的人。”無疑，許知遠正是以一種“局外人”、“業餘者”和“攪擾現狀”的姿態，介入到視頻節目與公共生活之中，為他對時代的觀察與評判找到了新的載體、路徑和空間。而這套書的出版，終於讓他像《楚門的世界》里的年輕人那樣逃出攝影棚，不再聽任鏡頭擺布。他報復性地回歸了自己熟知並更加認同的領域，不再那麼“業餘”，而是按照自己的興趣與邏輯，對信息量龐大的採訪問答進行重新“剪輯”。這些對話也終於不必再遵循視頻節目所要求的懸念、敘事節奏與視覺關係，而是忠實於更純粹的交流。於是，形形色色的52個人物，終於可以被“任性”地安置到四本書里，不必再像每一季節目那樣，反復考量對話者的領域、聲名與流量，艱難地尋求平衡。
讀者們也有機會聚焦於對話本身，體會其間的酣暢淋灕與自我剖析。許多倏忽即逝的思想火花，得到更加清晰的彰顯，更完整的保全。在一個越來越分裂甚至以對峙為榮的時代，我們會發現，傾聽與對話有多麼重要，爭辯某些看似形而上的問題有多麼重要。人們無需彼此說服，但至少仍保有偏見的權利，可以坦陳己見，在爭執中嘗試著相互理解。這是《十三邀》之於這個時代的意義。

當然，文字必然有其未盡之處。在某些瞬間，對話者們游離的眼神，嘴角的抽動，或機械或興奮的點頭，捏住衣角的手，終於鬆弛下來向後倚靠的身軀，發呆、冷場或者沒話找話……語速的變化、語調的起伏、對詞語的選擇、對發音的拿捏……某些故作的傲慢，即興的發揮，贊嘆或者抗拒，遲疑乃至沈默……無不為對話拓出新的空間，也在有意無意之間顯露出對話雙方的內心世界。比如，陳衝在上海和舊金山兩地全然不同的狀態；比如，在倪大紅的回憶里，姜文當年有軍大衣，而倪大紅沒有，以及許知遠即刻的反應；比如，許倬雲先生始終堅定的眼神……這些被攝像機捕捉的瞬間，同樣彌足珍貴。因此，不妨把視頻和書兩種“文本”進行比較“閱讀”，能更加全面而真切地理解這些對話的初衷與價值。

許知遠當然深知如何從一個人複雜的一生中擷取某些決定性的或者被忽略的瞬間，讓對話持續深入；但有時，他對時代的關注，又彷彿超越了他對個體的興趣。他尤其關切某一代人的特質，試圖尋找某個人物在一代人中的定位，如何改變時代或被時代改變。他時常這樣追問——“這意味著什麼？”“什麼時間開始意識到……？”“什麼時間對……產生了懷疑？”這些問題抽象嗎？宏大嗎？這樣的提問笨拙嗎？事實上，這些開放式的提問，是對對談雙方的考驗，它取決於對談雙方的坦誠與自省意識。在許知遠的引導與不斷爭辯中，這些問題將迫使絕大多數對話者放棄那些重復了無數遍的套話，認真作答，或者決定拒絕作答。
最後，或許我還可以澄清一點事實。在《十三邀》的評論和彈幕里，有人以為許知遠的採訪隨意，不做功課。這種判斷，不僅是對他的誤解，也是對騰訊製作團隊的誤解。作為多年的朋友和舊時的同事，我深知他為了一個感興趣的人物或者題目會花費多少心力，更不用說他原本就異常驚人的閱讀量。而我恰好還和李倫主持的騰訊團隊有過交集。多年前他們在央視拍攝《客從何處來》，我曾作為嘉賓參與過其中一集。有座西北小城，我去過多次，和不少人聊過天，查閱過各種塵封的資料，寫過文章，自以為對它和它的歷史已經比較瞭解。然而，當我和編導、攝像師們一起為節目踩點，才發現山外有山。節目的編導在那座小城前後待了幾個月，蒐羅了圖書館、檔案館、公安局乃至醫院……尋訪了諸多新的線索。為了找一個身世成謎且不知是否還健在的重要人物，她輾轉多日，終於鎖定了一個小區，於是挨家挨戶敲門，詢問，溝通。經過異常縝密的蒐集，拍攝團隊對多位當事人的各種回憶進行反復甄別，再做出選擇。這是他們製作節目的態度，專業素養，更是職業操守。因此，不必懷疑許知遠與製作方的誠意，而在觀看與閱讀中，我們或許更能感受到他們的合力。
在這套書的自序中，許知遠寫道：“我總渴望另一種人生，水手、銀行家或是一個搖滾樂手，總之不是此刻的自己。採訪是滿足這種渴望的便捷方式，在他人的故事中，我體會另一種生活，享受暫時遺忘自我之樂。”20世紀的第3個十年，我們也許還要繼續與世隔絕一段時間，甚至更久。當許多國家、群體乃至個人被動或主動地選擇蛻變成一座座精神的孤島，我們或許更能從許知遠所渴望與追問的許多種人生中，獲得共鳴與反思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