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快訊）经济、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趋势
就业移民趋势观察人士指出，自1990年140,000的EB移民限制设立以来，美国经济的规模和构成发生了显着变化。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0年第一季度（Q1 1990）的9.4万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到2021年第四季度达到19.8万亿美元。

尽管经济在增长，但一些指标已经指出了生产率增长和经济活力的放缓——例如，通过创业率和总劳动力流动来衡量——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有活力的经济体促进创新，开辟渠道将新的想法应用于生产和提供服务，并创造一个环境，使新的企业开业，成功的公司蓬勃发展，而非生产性的公司退出，从而促进一个更有效、更有生产力的经济。因此，对一些人来说，活力下降的证据引起了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担忧。
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产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除其他外，影响了满足雇主需求所需的技能组合。例如，对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分部门的附加值在1990年和2020年之间（最新的年度数据）增加了两倍多，而数据处理、互联网出版和其他信息服务分部门的附加值增加了五倍。自1990年以来，雇主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技能的需求在几个职业组中都有所增加，而且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就业的相对高增长预计将继续。
一些研究发现，外国出生的工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对美国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外国工人帮助满足了雇主对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工作中难以找到的技能的需求，推动了新的想法和生产方法，并启动了初创企业，促进了美国的商业和创造就业机会。鉴于对活力下降的担忧，以及美国产业结构和技能需求的变化，这些贡献今天可能比国会在1990年修订现有就业移民水平时更受欢迎。对一些人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国工人对美国的创新和商业的贡献相对较大，这可能会支持增加外国出生的工人的年度人数限制，作为促进经济活力的战略。例如，根据一些估计，近年来，移民占美国专利奖励和创业的大约四分之一。
一项研究确定了移民在地方（县）一级的几个衡量标准（例如，创造和破坏就业机会，每人的专利，工资）的经济影响。然而，移民、创新和经济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例如，上述同一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来说，当地的影响要大得多；相反，它发现”相对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的流入对当地的创新几乎没有影响”。此外，移民对邻近社区的特定经济成果的溢出效应随着地理距离而消散，这表明影响可能集中在吸引高学历移民的社区。更广泛地说，鉴于美国人口的两个基本趋势：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例如，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的出生率已经下降，每千名15至44岁妇女的平均出生人数从1990年的71人下降到2020年的56人。另一方面，由于 婴儿潮一代 -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二战后的庞大人口群-的老龄化，死亡率增加。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目前55岁及以上的人口增加了27%，或比55岁以下的人口（1.3%）快20倍。这两种趋势都大大降低了美国总人口和平民劳动力的增长水平。它们也导致了外国出生的工人在这种增长中占了过大的份额（ 表4 4）。2020年，外国出生的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14%），约占美国16岁及以上平民劳动力总数的六分之一（17%）。然而，在1990年至2020年期间，外国出生的人占美国总人口增长的30%，占美国平民劳动力总人数增长的57%。
最近，对美国的国际移民不断减少，促使美国人口增长放缓。例如，在2001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的净国际移民在大约75万至100万人之间；此后，从2019年到2020年下降到47.7万；从2020年到2021年下降到24.7万。尽管有所下降，但在2021年仍然超过了美国的自然增长（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三种趋势的结果-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以及最近的净国际移民下降-是美国建国以来最缓慢的人口增长记录（2020至2021年为0.1%）。一些观察家将这些趋势与提高移民水平的需要联系起来。其他人则对这一评估以及国家吸收移民的能力提出质疑。

当前框架内的政策选择
修改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制度的立法提案在范围上有很大的不同。一些提案仅限于修改或取消每个国家7%的上限，从而改变谁获得当前法定数量的EB绿卡，而不是改变有多少人能够获得这些绿卡。另一些提案将改变目前对EB移民的数字限制，无论是单独还是与其他永久移民类别的数字限制一起修订。有些提案将改变选择移民的标准。尽管有不同的方法和范围，许多提案都试图解决一些人认为是系统功能障碍的象征的情况：以就业为基础的巨大和漫长的队列。
就业 队列
等待获得绿卡的潜在EB移民的队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移民政策问题。目前排队的潜在EB移民及其家庭成员估计有87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合法居住在美国，并通过EB2和EB3类别寻求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许多排队的人必须等待数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几十年才能获得绿卡。作为获得批准的EB申请的担保就业移民，他们已经符合EB资格标准，并在其领域内就业。漫长的等待时间带来了经济、事业和家庭方面的困难。一些人还争论说，这种延长的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等待时间不仅妨碍了这些人对美国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也阻碍了其他有才能的潜在学生和移民在美国寻求接受教育和就业。之所以存在这种排队现象，是因为美国雇主每年赞助更多的外国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申请EB1、EB2和EB3就业类绿卡，超过了现行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的年度限额下可以签发的数量。
此外，大多数H-1B签证获得者-如上所述，是获得EB担保的关键非移民途径-来自于印度和中国，是等待EB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时间最长的国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排队人数可能不会大幅减少，如果目前的EB申请率继续下去，排队人数可能会增加。
修改或取消每个国家的最高限额
国会已多次提出修改或取消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的每个国家7%的上限的立法建案（见下文”最近的全面改革提案”部分）。一般来说，反对每个国家7%的上限的人认为这对印度和中国国民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在就业移民队列中占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取消该上限不会对每年的法定EB移民限额产生影响，而国会中的一些人反对改变这一限额。每个国家上限的反对者进一步争辩说，让那些在美国并寻求调整为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的潜在移民在其工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非移民身份，会破坏基于就业的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途径的合法性。他们指出，在EB队列中的大多数外国公民已经持临时签证在美国居住和工作。因为这些外国公民依靠他们的雇主为他们担保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所以他们不能更换工作以寻求更好的薪酬、工作条件或职业发展。
他们被迫要么留在雇主身边，要么牺牲他们待定的申请和他们在EB队列中的位置，他们仍然容易受到潜在的剥削。一些人认为，这些情况促使雇主招聘印度和中国国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民，因为他们在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之前面临相对较短的等待时间。支持7%上限的人引用了该条款的最初目的：防止只有少数国家的国民垄断就业类绿卡。他们认为，这一上限目前允许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潜在移民相对快速地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
因此，它扩大了美国雇主可以利用的技术工人库并使之多样化。取消上限将增加印度和中国国民获得EB绿卡的年度数量，并在同等程度上减少所有其他国家的潜在EB移民的数量。由于印度和中国的EB移民一直集中在特定的行业，特别是信息技术，而且因为他们受每个国家上限的限制最大，支持维持上限的人认为，这有助于其他行业和机构获得有限的年度技术移民储备。支持7%上限的人警告说，取消上限将大大增加印度和中国以外的潜在移民的绿卡等待时间。
这反过来又会使世界各地未来的潜在移民不愿意选择美国作为他们学习或工作的目的地。7%上限的支持者还认为，取消上限并不能解决他们所认为的每年可获得的EB绿卡太少的根本问题；他们认为，这样做只是在EB排队的人中重新分配等待时间。其中一些批评意见已在最近的拟议立法中得到解决（见”第117届国会（2021年至今）的部分基于就业的立法”）。取消每个国家的上限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较短的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等待时间可能会改变来自目前等待时间较长的国家的国民的决定，并鼓励他们中更多的人寻求基于就业的绿卡。如果是这样，来自这些国家的国民等待时间的预期减少可能不会持久。
增加整体就业移民
关于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的年度水平的争论，就像关于每个国家的上限的争论一样，通常会突出以就业为基础的队列。支持提高EB移民水平的人认为，这样做将纠正每年通过就业担保寻求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的人数与每年这些人可获得的绿卡数量之间的不平衡。虽然有些人支持增加基于就业的移民，但研究对基于就业的移民的适当水平提供了不同的指导。移民普遍有利于美国国民经济的说法没有受到广泛争议。然而，人们对增加移民可能对特定工人群体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更具体地说，关于移民是填补美国工人留下的职位，还是与美国工人竞争类似的工作，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关于移民劳动力对本地（或居民）工人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实证方法、数据来源、研究时间框架和所研究的工人。
从理论上讲，如果外来的外国出生工人填补了本地出生的工人无法填补的空缺，那么移民可能对在职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产生相对中性的影响。如果移民对某些行业或职业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做出反应，那么负面的工资影响可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移民与本地出生的工人竞争并能替代他们，移民可能会对本地出生的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产生下行压力。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企业通过投资扩大产能的技术来应对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或者如果移民和本地出生的工人专注于不同的职业，并且本地出生的工人可以提升他们的工作，那么移民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就业。
有些人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目前的移民限制可能会阻碍外国技术工人在美国寻求研究生学位和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根据这种观点，面对要等待几十年才能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的可能性的潜在移民可能会选择移民到其他地方去上大学、工作或创业。一些学者强调了美国学院和大学在吸引和培训外国学生方面的作用，这些学生为美国的创新做出了贡献，并为美国的工作场所提供了所需技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绿卡等待时间会影响多少外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毕业生留在美国工作。与那些更快提供合法永久居留权的国家的公司相比，寻求高学历的外国工人或那些拥有特定技能组合的美国公司可能面临竞争劣势。
关于临时身份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研究表明，工人投资于专业技能以及东道国具体技能（例如，掌握英语）的动机取决于外国工人预期在东道国停留多长时间。非移民工人如果长期受制于他们的担保雇主，或者他们的流动性受到限制，那么他们的生产力收益就会受到限制。增加EB移民的立法建议通常包括提高目前每年14万的全球限额和/或将衍生移民（家庭成员）排除在年度限额之外（见下文”改革建议”部分）。其他建议将增加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总数的比例，有时是通过同等程度地减少来自其他合法永久居留权途径的移民。屡次被削减或取消的移民途径包括多样性移民签证，以及第一、第三和第四优先类别家庭担保。
维持或减少就业移民
一些人质疑赞成扩大基于就业的移民的观点，并支持维持现有水平。质疑者认为，增加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外国工人数量会对就业机会、工人培训工作、工资和本地出生的工人的工作条件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以及最近的移民。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目前新冠疫情时代的情况除外），实证研究几乎没有产生劳动力市场紧张的证据，如实际收入的增加和失业率的下降。
另一些人认为，在某些严重依赖外国工人的工业部门，如信息技术，一些美国雇主有经济动机雇用或将工作外包给工资较低的外国工人和赞助他们的公司，而不是雇用或重新培训本地工人。他们质疑增加基于就业的移民的效用，因为有研究表明，这些领域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已经阻止了本地出生的工人从事这些职业。不增加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的一个更广泛的论点是，这也助长了一些人所说的”连锁移民”，这个标签适用于以家庭为基础的《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条款，允许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留权居民为某些家庭成员担保绿卡。虽然基于就业的移民是根据他们的技能和促进美国雇主利益的能力来被选择的，但他们随后通过《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的家庭条款担保的任何家庭成员可能不具备可比的劳动力市场技能。
根据需要调整就业移民
一些人批评目前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制度缺乏对经济状况的反应能力。一个拟议的解决方案包括根据当前的经济指标自动调整年度移民水平。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第113届国会提出的综合移民改革法案（S.744移民法案，在下面的”改革建议”部分讨论）中找到。该法案包含一些条款，允许新设立的“ 择优积分制 ” 移民 的数量根据全国失业率和前一年对此类移民签证的需求而波动。
另一个建议是根据国会或独立实体的建议来调整移民水平。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可以在乔丹委员会的报告中找到（下文也有讨论），该报告建议国会定期重新评估年度接纳人数和类别，以确保移民政策符合国家的经济需求和移民吸收能力。国会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对一个负责评估当前经济状况的独立实体能否取代政治谈判和功能以及雇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些人认为，雇主的雇用决定是满足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最佳机制。例如，加拿大已经引入了一种积分系统，其中的机制允许官员调整移民目标以满足国家的经济需求。这一体系面临的挑战包括公众的脱离(因为经济移民的话题不再受到立法的控制)，以及在评估申请人的各种技能和才能时遇到的困难，这些技能和才能超出了该项目
资格标准所衡量的范围。
STEM 工人的自动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的研究被认为是解决复杂的技术和经济挑战的关键。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学生的理想目的地，许多这样的学生追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的学位。例如，在2016年，外国公民占电气工程专业全日制研究生的71%，占计算机科学专业的77%。外国学生被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和研究质量以及美国学位授予的声望所吸引。反过来，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也努力吸引顶尖的国际学生，他们往往通过教学和协助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外国学生通常没有资格获得多种形式的大学财政援助，他们比美国学生更有可能支付全额学费，从而为美国院校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财政支持来源。
由于在美国完成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其他领域的研究生教育的外国学生在申请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方面的选择很少，所以很多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通过为寻求合法永久居留权身份的外国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来留住毕业后接受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培训的外国学生，理由是他们对美国经济的潜在益处以及美国机构对他们的教育所做的投资。另一些人认为，让接受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培训的外国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将取代国内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可能阻碍美国学生进入某些需求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