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作為第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歷來極受歡迎，在中國大陸也不例外。這位“迷途一代”的標桿人物作品甚多，最廣為人知和最暢銷的，當然是《老人與海》，例如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老人與海》，每年光在亞馬遜和當當這兩家網絡書店就能賣出上萬冊。事實亦是如此：儘管獲得海明威外國版權基金會授權的國內出版社僅有兩家，但如果您去亞馬遜上檢索，會發現有庫存、可銷售的版本多達三十種左右。【編者注：此處“僅有兩家出版社”指（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張愛玲譯本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吳勞譯本，後又有譯林出版社的余光中譯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張愛玲譯本等。】

最近《老人與海》人丁興旺的譯本家族又增添了一員，也就是譯林出版社推出的余光中譯本。說是新出，但據譯序所說，譯文早在1953年初便已完稿，1957年由重光文藝出了繁體字版；這次由譯林推出簡體字版，余光中“大加修正……全書所改，當在一千處以上”（第4頁）。余先生似乎較為謙遜，自稱他最初的譯本“能得七十分”，至於這個改過“一千處以上”的譯本能得多少分，倒是沒有提及，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新譯本知所取捨，讀來就順暢多了”。

考慮到余先生在海峽兩岸文名素著，其代表詩作《鄉愁》近乎家喻戶曉，兼且著有《余光中談翻譯》，與蔡濯堂（思果）先生遙相唱和，儼然有譯界指路明燈之狀，他這個譯本應該是準確優雅兼而有之，如他在談翻譯的書中所期許的，成為英漢文學翻譯的典範。但可惜的是，就業已付梓的譯文來看，讀者恐怕難免會產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感慨。

這個改過“一千處以上”的譯本第2頁就出現了明顯的紕漏。在小說的開頭，男孩打算請老人去喝酒，於是說：“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引文出自Scribner’s Sons在1965年出版的原著，第11頁，以下僅注明頁碼。）余先生給出的譯文是：“我請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過了，我們再把這些東西拿回去。”

書中的Terrace其實是一個酒吧，它的原型是哈瓦那柯希瑪爾灣的La Terraza酒吧。這個地方如今已成為當地名勝，許多熱愛《老人與海》的遊客都喜歡去那裡緬懷海明威。此處余先生似乎將首字母大寫的專有名詞Terrace看成一般名詞terrace，所以才會譯錯。張愛玲（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初版，以下簡稱張譯）和吳勞（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2010年4月第10次印刷，以下簡稱吳譯）的譯本各自譯成“露台酒店”和“露台飯店”，雖然有些出入，但也都算譯對了。

由於這個露台酒吧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具體地點，余先生這個無心的疏忽導致了一系列連鎖的反應，後面就出現了這樣讓人費解的譯文：

男孩把這些食品盛在一個雙層的金屬盒子里，從平台上帶來。他袋里裝了兩副刀叉和湯匙，每副都用紙做的餐巾包好。

“誰給你的？”

“馬丁老闆。”（第10頁）

由於余先生將露台酒吧誤譯成“平台上”，後面這個“馬丁老闆”顯得特別突兀。張愛玲和吳勞的譯本都將最後一句譯為：“馬丁。那老闆。”這樣讀者就能知道馬丁是露台酒吧的老闆，而不會感到摸不著頭腦。

如果說上面這個錯誤是疏忽所致，那麼另外一個錯誤應該歸咎於余先生對加勒比海地區的不熟悉。老人和男孩在酒吧喝過啤酒，便把魚具搬回老人住的棚屋，隨後男孩問老人晚飯吃什麼，老人回答說：“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原著第16頁）余先生將其譯成：“一罐糙米拌魚。”（第7頁）

rice誠然有大米的義項，但米拌魚怎能下嚥呢？而且yellow rice並非糙米，它是加勒比海地區常見的菜餚，跟東南亞菜的咖喱炒飯或者長三角地區的揚州炒飯差不多，主要原料也是大米，只不過添加的作料是藏紅花或者胭脂樹籽榨的油，所以是黃色的。為了增加營養和改善口味，當地的人們往往給黃米飯添加雞肉、魚肉等配料。吳譯作：“有鍋魚煮黃米飯。”張譯作：“一鍋黃米飯，就著魚吃。”它們雖然和原文有點出入，但並沒有餘光中先生的譯文離譜，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令人意外的是，同一頁的最後一行又出現了一處明顯誤譯。我們先來看看原文是怎麼寫的：“I’ll be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原著，第17頁）余先生譯為：“我弄到了沙丁魚就回來。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來，明早就可以一同吃。”（第7頁）

無論是前文還是後面的敘述，海明威都明確地告訴讀者，這些沙丁魚不是用來吃的，而是用來當魚餌的。原文的share也並無一起吃的含義，余先生曾任台灣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長達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詣，絕對沒有可能看不明白這層意思，他何以會這樣譯，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半句吳譯作：“明兒早上就可以分著用了。”（第10頁）張譯為：“我們早上可以一人一半。”（第8頁）他們就都沒有誤將魚餌當作口糧。

在余先生翻譯的這本《老人與海》中，此類錯誤並不少見。比如第18頁有這麼一句話：“他划過漁人所謂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灣草’磷磷閃光；該處海床陡降七百英尋，灣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渦，所以各種魚類都在此匯集。”就算撇開“洋面”這種奇怪的表達方式（漢語常用的說法是“海面”）和“灣草”這個奇怪的詞語，讀者也很難理解分號前後的文字到底有什麼聯繫，對用字極其在意的海明威為什麼要寫這個奇怪的句子呢？還是先來看看原文吧：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me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原著，第28頁）

為了便於討論，我先把這個句子譯成中文：“他看見磷光閃閃，那是水中的馬尾藻，此時他划過的這片海面，被漁夫稱為‘大井’，因為這裡突然變得很深，有七百英尋，各種各樣的魚兒因為水流衝擊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渦而聚集在這裡。”

余先生將“大井”誤為“巨流”，後面那些解釋這個名稱的文字當然顯得很突兀，於是這個由雙重原因狀語從句構成的復合句不再層次分明、環環相扣，而是變成兩個前後看不出有任何聯繫的分句。相較之下，將gulf weed錯誤地（抑或應該稱為“創造性地”？）譯成“灣草”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余先生的譯本還有不少類似的錯誤，這裡就不一一展開論述了。如果僅有這些疏忽或者誤讀引起的錯誤，或許也可以稱得上瑕不掩瑜，因為譯著要做到完全沒有差錯是很難的。畢竟譯者在工作的過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擾，比如說接一通電話，或者被太太喊到樓下喝茶，都有可能影響對正在翻譯的字句的理解。但這個譯本的問題在於，它對原著文體的再現幾乎完全是失敗的，吳勞和張愛玲的譯本也是如此，儘管它們的這類錯誤相對少一些。這恰恰是翻譯經典文學作品的難處所在：並不是說把原文的每個單詞都看懂了，就能準確地將其翻譯出來。

就以剛才提到那個句子為例，吳勞的譯文是：

他划到海裡的某一片水域，看見果囊馬尾藻閃出的磷光，漁夫們管這片水域叫“大井”，因為那兒水深突然達到七百英尋，海流衝擊在海底深淵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渦，種種魚兒都聚集在那兒。（吳譯，第21頁）

張愛玲的譯文是：

他看見墨西哥灣的海草在水中發出磷光，那時候他正划到海上，漁夫們稱為“大井”的地方，因為那裡突然深至七百尋，各種魚類都聚集在那裡，因為潮流衝到海底的峭壁上，激起了漩渦。（張譯，第18頁）

表面上看，兩者的譯文似乎都沒有明顯的錯誤，雖然譯法各有不同，但表達的意思大體上是一致的。它們能夠被稱為好的翻譯嗎？答案是不能。

文學大師和尋常作家的區別在於，前者的謀篇佈局、遣詞造句無不是仔細推敲的結果，譯者往往必須經過殫精竭慮的思考才能徹底理解他或她的寫作意圖。老人出海時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馬尾藻），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為當地久經風浪的漁夫，老人看到磷光，當然知道是馬尾藻發出來的，而馬尾藻的出現，則意味著他把船划到了“大井”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許多魚，但他卻決意到遠海去抓大魚，這強化了全書的悲劇色彩。簡單來說，phosphorescence、gulf weed、great well（大井）和all sorts of fish（各種各樣的魚兒）這四個關鍵詞的次序是不容更改的，否則就會與書中構建的現實相悖。從這個方面來說，無論是吳勞還是張愛玲的譯文，都是失實的，哪怕原文的每個單詞他們都沒有誤解。就好比給人畫像，把鼻子畫到了眼睛上面，雖然鼻子和眼睛都畫對了，但這不能稱為好的肖像。

但文學翻譯的艱苦之處在於，哪怕譯者完全明白作者的意圖，也總有些難關是跨不過去的。還是以剛才這個句子為例，是不是把上述四個關鍵詞的次序都處理對了，就可以稱得上完美的譯文呢？顯然不可以。

也許細心的讀者早已發現，這個句子很長，明顯不符海明威標誌性的“電報體”風格。事實上，《老人與海》原著每個句子的平均長度約為14.7個單詞，而它長達60個單詞，足足是平均長度的四倍。

原書中典型的句子是這樣的：“The old man went out the door and the boy came after him.”（原著，第26頁）這個長句所處那一段開頭兩個句子則更短：“Sometimes someone would speak in a boat. But most of the boa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dip of the oars.”（原著，第28頁）這種寫作技巧在文體學上被稱為“局部變異”（internal deviation），它的功能是通過文體的突變來強化作品中的某種氛圍或者人物的情緒。

比如說在這裡，海明威雖然沒有描寫老人的心情，但這個複雜的、信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陣戰鼓，成功地傳達出大戰在即的緊張氛圍，真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由於語言結構的本體差異，現代漢語缺乏相同的表達形式，譯者很難找到恰當的長句來傳達這種文體上的微妙之處，所以讀者可以看到，無論是余光中、吳勞還是張愛玲，都不得不用若干斷開的短句來轉換原文這個沒有標點的長句，雖然他們是久負盛名的詩人、翻譯家和作家，雖然他們的漢語寫作能力毫無疑問應該處於中上水平。

但話又說回來，正是由於文學翻譯中有這種不可翻譯的層面，譯者才應該更加用心地去解讀原文，力求把那些可翻譯的含義完整地傳達出來。遺憾的是，余光中先生似乎沒有做到這一點，這可以從一個簡單然而並非不重要的例子看出來。

在小說的開頭，海明威這樣形容老人的船帆：“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原著，第9頁）緊接著，他又如此描繪老人的雙眼：“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原著，第10頁）這兩個句子雖然很簡單，但它們用一對反義詞（defeat和undefeated）奠定了全書的基調：老人儘管一貧如洗，關於他的外表的一切（由船帆象徵），無不表明他是個失敗者，但他的精神（由眼睛象徵）卻是永不言敗、不可戰勝的。

實際上，海明威能夠獲得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人與海》；而《老人與海》能夠得到斯德哥爾摩那些評委的青睞，很大程度上則是因為它一掃二戰後歐美文壇衰糜頹唐的悲觀主義風氣，用雄壯陽剛的音調發出樂觀主義的呼聲：“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oyed, but not defeated.”（原著，第103頁，意思是“但好漢不是為失敗而生的。好漢可以被毀滅，但不會被打敗。”）正如瑞典學院的安德斯·奧斯特靈在當年頒獎典禮的演講中所說：“這個故事是一曲頌歌，它提倡哪怕結果一無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奮鬥精神，贊揚失敗之中的道德凱旋。”

上述兩個反義詞體現的二元對立在書中無處不在，它是海明威在構建這種樂觀主義傾向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最明顯的是老人在海上捕魚時似乎化為兩個分身，他自言自語說出的話和心裡默默的思考完全是相反的。但余光中先生對這個兩個句子的翻譯分別是這樣的：

讀者可以看到，原文那種強烈的對比被余先生消解得無影無蹤。吳勞將後面一句譯成：“它們像海水一般藍，顯得喜洋洋而不服輸。”（吳譯，第4頁）也再現不了原文的深意。張愛玲對這句話的翻譯倒是差強人意：“眼睛和海一個顏色，很愉快，沒有戰敗過。”（張譯，第2頁）不過用“沒有戰敗過”來形容眼睛，多少顯得有點怪異。

在張愛玲和吳勞的譯本中，讀者隨處可以看到一種初學翻譯的新手容易犯的毛病：時刻不忘將不定冠詞翻譯出來。比如小說的第一句，原文如下：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原著，第9頁）

以中文寫作在海內外文學愛好者中享有教母般聲望的張愛玲居然譯為：“他是一個老頭子，一個人划著一隻小船在墨西哥灣大海流打魚，而他已經有八十四天沒有捕到一條魚了。”（張譯，第1頁）

海明威向來惜字如金，對贅辭深惡痛絕，假如他是中國人，很難想象他會這樣寫小說。張愛玲譯文中的“一個”、“一個”、“一隻”和“一條”完全可以刪掉，其實譯成這樣就可以了：“他是個老人，獨自划著小船，在灣流中捕魚，八十四天來，他沒打到魚。”至於余光中先生的譯文，則全然看不出譯者的詩人風采，讀者甚至會看到“陽光晴好”（第3頁）這樣疊床架屋、不知所云的詞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海明威以代詞指稱大魚時，總是用擬人化的人稱代詞he及其變體（包括him和his）。海明威這麼寫的意圖很明顯，因為書中老人屢次將大魚稱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但是余光中、吳勞和張愛玲不約而同地將這個人稱代詞譯成了“它”。這到底出於什麼原因，實在是煞費思量。

總而言之，無論是最新出的譯林版，市面上最暢銷的譯文版，還是絕版多年的今日世界版， 都不是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理想譯本。由於海明威在其愛達荷州寓所飲彈自盡的事情發生在1961年，按照伯爾尼國際版權公約，從2011年開始，國內的出版社可以不經海明威外國版權基金會的授權而名正言順地翻譯出版這位20世紀文學大師的作品，我相信《老人與海》陸續還將有不同的新譯本問世。

多一種譯本終歸是好事，因為這意味著讀者多一個選擇。普通讀者唯一的希望也許是，新譯者能夠認真參考原有的譯本，盡可能避免前人犯過的差錯；又或者新譯者不屑站在前輩的肩膀上，那麼至少責任編輯應該負起這個責任。就拿余光中先生的譯本來說，編輯要是在審稿的時候比照其他譯本，諸如“平台上”、“糙米拌魚”“巨流”之類低級的錯誤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倘使這個小小的希望能夠成真，則庶幾是那些將來看到新譯本的讀者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