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今天這篇文章，可能會引起你的輕度不適。不過，也能解答一個很令人困惑的問題——為何還有人吃人的情況？

前段時間，美國愛荷華州，一名叫詹姆斯·大衛·羅素的39歲男人，被控殺人，並吃了遇害者的部分身體。

幾個月前，一名西班牙男子因同類事件被判刑15年零5個月。至於他吃了誰，就不細說了。

在20世紀，仍然存在一個原始部落，他們把逝去的孩子烤了分食。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原始而落後的，然而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文明社會不吃人卻殺人，可能才是真正的野蠻。

1963年2月，法國人類學家皮埃爾·克拉斯特走進一片森林，這裡是白溪，白人管制之下的瓜亞基人居住地。

他帶著紙、筆、小刀和糖果，接近這片土地的最後一批印第安人，與他們共同居住和生活，在費盡心機的觀察、訪談和思考後，他記錄了這片蠻荒文明的生活方式、秩序、制度和逐漸消逝的榮光，收錄在《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之中。

克拉斯特曾經師從法國人類學泰斗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他以敏感而悲憫的心靈平視著瓜亞基人，呈現了一個族群曾經發生過什麼和為什麼如此，所謂野蠻和殘暴有了詩意而溫柔的現實根基，小說般的敘事唱出了一個族群的優美輓歌。

環環相扣的殺戮，

完成生死之間的補償

瓜亞基人並非天生嗜血的族群。對於外人，暴力是他們唯一的語言，但在族群內部，他們致力於消除一切暴力。

一絲不苟的禮節被貫徹始終，成員之間力圖互相理解和交流，摩擦和怨懟都會得到安撫，大人對孩子極盡寵愛，孩子們之間任何的危險遊戲都會被喝止。一個瓜亞基人聽說克拉斯特帶著他的大兒子去了小賣部，就冒著風險進入白人的地界，以便保護自己的孩子。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秉性慈愛溫厚的族群也潛藏著殘暴乃至不可理喻的一面，瓜亞基人的行為邏輯顛覆了文明社會對於殘暴的定義和尺度。

如果有一天，一名男人離世了，他的幽靈會逗留在原地，等待人們償還對他的虧欠。死亡帶給他的最大損失就是孤獨，所以人們要找一個人陪他上路。這個人必須是他深愛的人，他的女兒被選中，而男孩們作為未來的獵人，生命要被保留。

這種行為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他們相信死者是一群不可見的幽靈，不願意離開生者的身邊。應對方法之一是離開營地，讓幽靈沒法找到他們的行蹤，第二種方法就是用另一個人的生命償還死者。

雷暴曾經引發了殺戮的循環。一個暴雨連天的夏夜，在逃離白人的路上，一個孩子被雷擊中而斷氣，孩子的舅舅冉比安基拿起弓，要為自己喜歡的外甥復仇，第二天侵曉時分，他把巨弓對準一個小男孩嬌弱的脖子——因為孩子的靈魂不需要同伴就可以上路，不會再困擾生者。殺戮之後的冉比安基必須進行淨化儀式，也就是清洗和嘔吐。

被冉比安基殺死的孩子深受加古基的疼愛，後者決心復仇，要用另一個孩子的死來償還。加古基和冉比安基殺死孩子，都是要為了報復他們共同承受的創傷。

第二天，加古基拿起弓，呼喚一位即將長成的少女的名字，宣告她的死期。兩個長夜的等待後，少女睡了過去，加古基趁機射死了她。

隨後加古基也經歷了清洗儀式，徹底斷食。五六天後，受害者的母親為他送來蜂蜜，加古基成為她的教子。“殺人者和犧牲者之間形成了奇異的紐帶，它創造出一個秘密空間，讓雙方在其中冰釋前嫌。同時，它也保證在部落中，受到同一個不幸事件牽連的兩個家庭不會因此結下仇怨。”

在復仇當中死去的孩子大多數是女性，這解釋了從17世紀初到20世紀下半葉瓜亞基群體中女人的數量明顯少於男性的事實。

血親復仇的行為可以追溯到古代，它是死刑的前身。

古代人以泛靈論描述世界，認為世間萬物擁有同人一樣的感情，精靈無時無刻不在人們身邊，死亡意味著形體的消亡，而靈魂依舊存在，影響人們的現實生活，所以必須順應靈魂的要求。復仇的對象不一定是殺手，可以是任何一個陌生人，這樣就安撫了靈魂，並且克服了罪責感。

這種古老的傳統仍然存活在20世紀的瓜亞基人之中。對死亡和復仇的另一種視角帶來對於文明社會秩序的審視，道出人類社會關於如何對死亡負起責任的演變歷程。

真實的食人族神話，

為了靈魂的拯救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考察西太平洋島嶼的土著文化，他發現了食人族，學習了當地語言，並與他們交朋友。

他與一位傳教士和食人族老人談起歐洲正在經歷一戰，每天有幾萬人死去，食人族老人奇怪他們用什麼辦法吃掉這麼多人肉，馬林諾夫斯基憤怒地回答：“我們不吃人。”

老人被嚇壞了：

“不吃人也可以殺人？太野蠻了。”

這則軼事呈現了一種文化相對主義，“野蠻”的定義從來不是任何一種文明社會的人類專屬的。關於食人族的神話素來在所謂文明人之間流傳，一度被認為是為了醜化野蠻人、為殖民掠奪而開脫的杜撰。早在16、17世紀，印第安人就背上了食人的惡名，食人族的名單長度也隨著殖民者對奴隸的需求量同步增長。

克拉斯特曾經也以為是杜撰。直到他到達瓜亞基部落兩個月之後的一個午後，最年長的印第安女性在閒聊中不小心向他吐露了秘密。

在伴隨著蟲鳴的睡意昏昏中，他們聊起她那些早逝的孩子，她一句惱怒的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你說什麼？”他隨即替她說出“人們埋葬了她那死於儀式性謀殺的女兒”，她語氣堅定地糾正道：“沒有被埋！他們把她烤了吃掉了！”

原來，因為白人的禁令，瓜亞基人停止了食人儀式，並且對此守口如瓶。但當他們信任了克拉斯特，他們就毫不掩飾對人肉的喜愛，“人肉很甜！”“美味的肥肉！”

他還發現，吃人從來不是瓜亞基人的目的，往往在人死去或者被殺死之後，他們順帶成為了美餐，無論族內人還是族外人。吃掉全部死者的行為一直持續到三年多前，也就是聽從白人的管轄、來到白溪之前。

一旦某個小群體失去其中的一員，首要任務是通知整個部落，受邀者到齊之後，他們擺起烤架。在此期間，他們處理屍體的每個部位。等到肉完全烤熟了、不再帶血了，他們就會把它分給在場的每一個人。如果不能出席，缺席者是否接受送來的人肉，嚴格關係到贈予者的榮辱。

分食死者並非百無禁忌。不能吃自己的孩子、父母、配偶或者同胞；

至於人肉的部位，腦袋通常被留給老年人，年輕的獵人如果吃了腦袋，會出獵不利，而生殖器永遠是給女人、尤其是孕婦吃的，確保她們能生個男孩。人肉的配菜是一種“蔬菜”，即凍子椰子樹的樹芯或嫩芽，以抵消人肉可能對食客的危害。

為什麼瓜亞基人吃人肉？僅僅是為了美味嗎？

克拉斯特多次偵查之後，真相才撥雲見日：如果把死人埋了，很多靈魂會向活人進攻，把他們帶到祖先那裡去；如果把死人吃了，靈魂就飛走了。所以，食人是擊退死者靈魂的附加手段。

“如果你不把死人吃掉，你就會感到焦慮。如果你吃了他們，你就會覺得很平靜。”一名消息靈通的瓜亞基人告訴克拉斯特。

“吃人肉和吃動物肉完全不同：它遠遠超越了縱情吃喝中強烈的世俗性，而是一個極為神聖的舉動，因為它關乎生者對待死者的方式。”克拉斯特總結道。

列維-斯特勞斯指出，

食人行為有多種形態和目的。

可以是食物性的（發生飢荒或為了品嘗人肉的滋味）；

政治性的（為了懲罰罪犯或報復敵人）；

巫術性的（為了同化死者的美德，或反之，為了驅散死者的靈魂）；

儀式性的（宗教崇拜、舉行亡靈或成年祭典，或為了確保農產豐饒）；

也可以是療癒性的。

瓜亞基人的食人行為屬於巫術性質。

在現代文明社會中，這種行為無疑挑戰了所謂“文明”和“野蠻”的標準，而只有破除任何社會的成見，才能開放而公正地觀察和理解。

正如盧梭所說，“社會生活的起源在於我們能認同他人的感受。而最終，使他人認同自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他吃了。”此種尋求認同的方式，屬於人類本能的一種。

走向末日的悲慘狂歡

在搬到白溪之後，瓜亞基人背著白人又偷偷辦了一次人肉宴，死者是一個小男孩。克拉斯特看到他母親心碎的表情，眼淚流過她的雙頰，一點點衝刷掉了上面黑色的哀悼紋飾。正是這張疲倦、惶惑而空洞的臉告訴他，這個族群的末日已經來臨。

早在1953年，一個白人武裝小隊成功捕獲了這個部落，隨後，保護原住民的法令頒布了，但對這些印第安人而言，只不過是一次緩刑。直到1959年8月，在森林里，他們與白人相遇得越來越頻繁，白人的報復性襲擊也變得愈發凶殘，他們終於決定繳械而降，來到白人的世界尋求幫助和保護。從此，他們搬到最後的居所——白溪。通過聯繫，他們還說服了兄弟部落加入這個陣營。

兩三千年以來，農業在南美洲四處開花，在南美洲土著農民的包圍下，瓜亞基人還保留著遊牧文明，如同一群活化石，生活在農業尚未存在的遠古時代。男人負責打獵，作為部落的主要供給。

首領使用話語施行自己的權力，但權力從來不會成為侵害群體利益的強權，他始終在團體的控制之下。克拉特斯推斷，他們並非沒有學會過農業生產，只是喪失了這一技能。可能是為了逃離瓜拉尼人的侵略，他們過上了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

初到白溪時，克拉斯特看到，瓜亞基族群大約有百口人，等到一年後離開時，已經不足七十五人。其他人都死於疾病和肺結核，死於醫療條件的匱乏和各種物資的短缺。而活下來的人則離開了自己生存的史前時代，被扔進一段和他們毫無瓜葛的歷史之中。

他們最後的歷史被一頁頁人口調查報告的精確日期、地名和數據所標注，記載了這個印第安部落的消失。1968年的最新消息顯示，他們的人口已經不超過三十。

“我最想要記住的是他們的虔誠；是人的世界與物的世界中，他們的存在所產生的分量。我想要如實記錄他們在對待某種古老知識時，那值得世人引以為範的虔敬，而這種知識早已被我們那野蠻的暴力在某個瞬間揮霍一空。”克拉斯特寫道，白人毀滅“野蠻”文明的行為在他看來才是另一種殘暴的“野蠻”。

馬歇爾·戈謝在《自由》中道出，瓜亞基部落衰亡的原因是他們反國家社會的形態，所謂的野蠻人社會缺失明確的政府機構，同時也意味著極其有限的勞動分工、技術資源和生產能力。他們刻意拒絕了權力。

瓜亞基人的存在方式給予我們珍貴的提點：人類拒絕屈服權力，也拒絕過度生產，脫離所謂文明社會的禁忌，能否更從容、自由和堅定地生活？他們的文明是對我們思想和文化的豐富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