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海貝本是海洋生物學研究的對象，卻被歷史學者從時空的海洋中打撈出來，賦予全新的意義。作為財富與權力的象徵，古代貴族對它趨之若鶩，將其轉運千里。對海貝的執迷連接起了世界最早的交流網絡。在金銀貨幣主宰天下之前，海貝也曾作為貝幣，在全球貿易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創造出史上第一個世界貨幣體系。透過海貝，我們窺見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文明全景。

我們致敬《海貝與貝幣》，致敬它“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史筆，致敬作者作為史家探微尋幽的洞察力。本書對海貝與貝幣的辨析，從歷史的角度重新定義了貨幣的含義，也讓我們對全球貿易的意義重新進行審視。人類的慾望與追尋，文明的交流與隔閡，時代的興奮與苦難，猶如海上的細浪與波濤，書中的海貝則成為指引方向的指南針，引領讀者航向歷史之海的深處。猶如珍珠藏於海貝之內，改寫人類文明的力量，也常常蘊含在司空見慣的尋常微物之中。
答謝辭
《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能夠入選“2021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這是我寫作時根本無法想象的驚喜。這是一本異常宏大的書，上下幾千年，縱橫五大洲，穿越三大洋。但它得到《新京報》評委們的厚愛，我想並非在於它的宏大，而是在於它的邏輯。這本書以貨幣史為綱，通過海洋史來展現不同時空範圍內異彩紛呈的畫面，最終在全球史的框架下概括海貝興衰的內在邏輯，重現了一個由不同社會基於一種微不足惜的海洋生物而構建的相互往來並超越疆界的共同軌跡。可以說，這本書是我試圖突破傳統史學範式的一種嘗試。這本書的獲獎，抑或是大家對全球史可能性的一種肯定？
——楊斌
楊斌，浙江建德人氏，美國東北大學博士，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這本書
新京報：在中國，關於海貝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章與論著，但它更多的是海洋生物學的研究對象，大多數人對海貝的理解也都僅止於海洋生物而已。我們很好奇，您是如何選定海貝作為全球史研究對象的？這是否與您的個人經歷和愛好有關呢？

楊斌：研究海貝和我個人的愛好無關，但確實是因為我的研究而開始的。我在美國東北大學念博士時，選擇研究雲南。2000年夏天我到雲南去做初步的調查，發現了雲南四面不靠海，卻居然曾經用海貝做貨幣，這引起了我的高度興趣。2000年8月份我回到波士頓便告訴了我的導師Patrick Manning 教授，他馬上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書，說西非的黑奴貿易也用海貝作貨幣。後來，海貝和貝幣便基本構成了我博士論文的一章，從貨幣和經濟的轉型來探討雲南融入中國的關鍵環節。
我們知道，先秦的中國，特別是商周時期，考古發現了很多海貝，甲骨文尤其是金文記錄了頻繁的“賜貝”儀式。按照教科書的觀點，這些海貝是從南海或東南沿海而來，是中國最早的貨幣，我在博士論文中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可是，隨著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覺得這些觀點缺乏證據，人云亦云，並不可靠。所以在此後的幾年內我綜合了考古學家的發現和研究，寫了文章，指出無論文獻還是考古材料都無法證明這些海貝的來源是南方，也不足以證明其功用是貨幣。 相反，文獻尤其是考古都指向了印度洋才是中原海貝的最終源泉；這些海貝在商周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宗教文化中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周天子和諸侯盟約建立封建關係中具有關鍵作用；它們雖然承擔了某些貨幣功能，但還不是貨幣。
除了雲南和中原的海貝，三星堆也發現了大量的海貝。這些海貝和印度的、東南亞的以及西非的海貝一樣，最初的來源都是印度洋，主要就是從馬爾代夫群島而來。既然它們來源相同，那麼它們的不同經歷和作用是否可以納入一個全球性的框架呢？ 這便是我寫海貝這本書的初衷和終極目標。因此，在躊躇了十幾年之後，我在2017年終於決定將它寫成一本書，從海貝貿易到各地如何成為（包括如何未成為）貨幣這個角度出發，探討它對舊大陸世界經濟的關鍵貢獻，以及新來的歐洲殖民主義如何利用貝幣積累塑造了“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此後又如何廢止了貝幣這個舊大陸的習俗和制度。因此，海貝對被殖民的亞非人群是一個象徵和隱喻。
新京報：我們在博物館裡，經常能在舊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的展品中看到出土的海貝，博物館的講解員會告訴我們在當時海貝是作為貨幣使用的，但你卻在書中指出海貝在當時並不是貨幣，這個觀點撼動了我們對貨幣概念的認知。你是如何發現這一點的？

楊斌：這裡需要說明，大眾對貨幣的理解，往往是從財富的角度。因此，日常生活中泛泛而言海貝是錢，也不是什麼大錯。不過，經濟學者對貨幣的概念有著相對明晰的界定。傳統而言，某種物質需要具備三種功能也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才能成為貨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錢，在上古中國，海貝是稀缺物，具有高昂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象徵，在有些金文記載中它還是價值尺度。因此，許多用貝作偏旁部首的方塊字，都和財富有關，也就不足為奇了。但這還不足以證明海貝就是貨幣。事實上，海貝在商周社會沒有成為流通手段，所以它雖然承擔了貨幣的部分功能（價值或財富），但它還不是貨幣。
新京報：以海貝為主題貫穿整個全球史，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為“微觀全球史”。很想知道你在進行這項研究時，有哪些技巧、方法和心得呢？
楊斌：這是一項非常宏觀的研究，難度的確很大。海貝雖小，卻上下幾千年，縱橫五大洲，穿越三大洋。對於全書的章節結構安排，我花了很多心思。基本上我還是按照海貝從馬爾代夫擴張的時空順序而寫，但是，海貝這個問題不為我們熟知的地區或國家的疆域所限制，所以我盡量強調它的跨地區的聯繫、發展、脈絡，特別是內在的邏輯。此外，世界史或全球史為人所詬病的一個缺點在於宏大，宏大因而輕疏。這是我竭力想要克服的地方。很多年前，我在和已經過世的世界史前輩Jerry Bentley 的通郵中就說：世界史學者不僅要比地區史學者看得高看得遠，而且還要和他們一樣挖得深。因此，我在勾勒海貝的全球軌跡時，盡量採用各地的考古、檔案、遊記、法典等等，用扎實的地方材料來講述全球的故事。有讀者說這本書寫得很好看，我聽到後非常開心，因為我的確努力講了很多海貝的故事，如東印度公司到印度淘金的年輕人如何利用海貝發財，琉球運送到明代江南的海貝，以及加州的淘金客寫信給他在上海的兄弟製作陶瓷的貝珠賣給印第安人發財的計劃等等。總之，這些需要好好籌劃。畢竟，歷史學者一定要會講故事，寫得有趣並不會沖淡或降低學術價值。

這一年
新京報：面向2022年，你有著哪些新的研究計劃和想法？
楊斌：2022年可能是我中文成果最為豐富的一年。目前有四個出版計劃，三本書稿已經交付出版社，第四本計劃在三月份交稿。 第一本可能有些讀者已經注意到了，那就是甲骨文工作室會出版我的一本全球史，題目暫定為《哪吒、火山和龍涎香》。這本書是我關於全球史的知與行。“知”就是理論，也就是我對全球史的理解：“行”就是實踐，也就是我的一些全球史的研究。第二本書是饒宗頤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的五年 (1968-1973)。饒宗頤的生平和學術，研究已經很多了，但對這五年，所有的研究不過是一兩段話，語焉不詳，而且謬誤極多。我這本書就試圖重建他這消失的五年。第三本是關於郁達夫的情感與寫作，重新探討了郁達夫的許多問題，如和名人胡適、魯迅、徐志摩、林語堂等人的關係，他和王映霞的婚戀以及第三者的疑雲等等。第四本書是根據我在“澎湃”的海洋史專欄“‘人’‘海’之間”發表的隨筆編輯而成，盡量在普及海洋中國的基礎上寫得好看。
此外，這兩年我還完成了一部英文書稿，大致就是討論宋元明時期中國對印度洋的探索以及印度洋知識的形成和傳遞。明初鄭和七下西洋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這本書側重於宋元時期中國在印度洋的活動，這也是鄭和下西洋的基礎和平台。此外，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和印度洋之間交流如何，這是本書的另一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