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時報訊）一個出生底層的女孩，用十年時間，可以怎樣改寫命運？從大山溝裡走出來的河北女孩小小呈現了一種底層突圍的可能性。她在人生的最初十多年里，接連經歷了一連串足以壓垮任何人的重大變故：

四五歲時生母離開家裡、八九歲被繼母虐待、十三歲輟學打工、十六歲父親車禍去世，她形容這個時期的自己像一頭被命運推著走的駱駝，意識不到也沒有能力爭取想要的東西。

從十八歲開始，小小不斷提升學歷，自考北大心理學本科、南下深圳找到了第一份月薪上萬的工作、入讀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專業碩士，並成功申請到名師的博士名額，去芬蘭阿爾托大學做訪問學者。

她憑借聰明、努力以及不放棄自我的信念，一步步邁向了更大的世界。

世俗標準下，小小擺脫了父輩乾體力活的桎梏，順利拿到了名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精神意義上，她引用尼採的哲學理念描述這個歷程：從駱駝變成不斷撲向一個個目標的獅子，再回歸到求知若渴的赤子。

今年3月底，小小結束芬蘭為期8個月的訪問回到深圳，5月份，她的自傳《小小浮浪人》出版，小小是她的筆名，浮浪是她對自身生存狀態的描述。

7月末，我們和小小通過視頻通話聊了聊。以下根據她的講述及書稿內容整理。

一、窮山溝裡的日與夜

我是小小，今年30歲，出生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康保縣下面一個窮山溝。

在我四五歲時，生母就離開這個家了，當時父親在北京打工，回家時看見屋子里出現了另一個男人，父親和母親從屋子里一直纏打到外面的小路上。

父親手裡提著菜刀，幾乎把母親的厚底塑料拖鞋砍斷。周圍的鄰居們在尖叫，我看著這些大人的下巴，靈魂就像出了竅。

之後，父親把我帶到北京，在豐台區西道口租了一間小房子，裡面有一張炕、一個灶台和一個櫃子。他每天早出晚歸去打工，回來時頭髮、睫毛和臉上都是土，衣服也布滿灰塵。

當時我只有六七歲，我們住的房子沒有自來水，距離打水的地方有幾百米，又瘦又矮的我，每天拎起像汽油桶那樣大的一桶水到家，生火燒炕燒熱水，這樣父親回家後就可以休息了。

因為打水的地方遠，村裡的人很少洗頭洗澡。剛上小學的時候，有次上課，我趴在桌子上玩兒，同桌扒拉我的頭髮，幫我捉蝨子。老師走過來問我們在做什麼，低頭看了一眼我的腦袋，對我說：“你快回去找家裡人給你洗洗！”

在我八九歲時，繼母來了，生活變得提心弔膽起來。有一次吃飯，她和父親、二姐姐坐在炕上，我坐在小板凳上夾菜，繼母突然往我頭上重重敲了一拳：“你怎麼夾菜呢？沒教養！”

我當時的學習成績非常好，在班裡凡事都喜歡拔尖兒，經常考全班第一名。有時我把獎狀拿回家，繼母好像見不得我成績好，總是用打火機把獎狀燒掉，留下一地灰燼讓我掃乾淨。

自從繼母燒了我的獎狀後，我失去了好好表現的動力，再得到獎狀會隨便塞進課桌里。直到我上初一那年，繼母認為我沒必要繼續讀書了，父親聯繫遠在山西太原的三大爺，給我找了份飯店服務員的工作。

工作的餐廳包住宿，員工住在地下室，裡面昏暗無光，放了七八張上下床，每人一張床鋪、一個枕頭，睡覺的時候總能聞到潮濕發霉的味道。

我的工作是給客人介紹菜品、點菜、端菜、在包房門口守著。清台的時候，通常需要兩人配合，一人把上面的轉盤翹起來，另一人把下面桌布快速地抽出來，放在籃子里統一清洗。鋪桌布時的力道很重要，必須得甩得均勻，不然簾子下墜不好看。

服務員的工作只做了半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在二哥的一家小公司里打工，主要負責打電話賣手機，上班地點就在小區里，我們白天在客廳上班，晚上在臥室睡覺，管吃管住，但是工資很少，我只記得有一次拿到了二百塊錢。

這份工作也沒有持續很久，堂姐在通州郊區的暖氣片工廠給我找了份組裝的工作，我拎著一個只有幾件簡單衣物的小包，開始進廠打工。

2009年的一天，我在下班後突然收到許久不聯繫的親戚電話。電話那頭，她告訴我：“你爸快不行了，快去醫院！”我到醫院時，父親已經被送進了ICU。

父親傷得很重，車禍發生後，他陷入了嚴重昏迷，完全失去了意識。他的整個肺都被撞碎了，無法自主呼吸，五臟六腑都在漏血。在ICU住每天要花七八千塊錢，我可憐的父親一個月都沒賺過這麼多錢。但即使住進了這裡，父親還是很快去世了。

當時，父親才四十歲出頭，我十六歲。

二、做了十幾份底層工作後，

我決定重新上學

父親的離開是一件隨時會讓我掉眼淚的憾事，但某種程度上，這也成就了現在的我。如果父親還在世，他和繼母會不會讓我早早結婚以便獲得彩禮？他們會不會干預我的每一個決定？我是不是一生都要像只駱駝被驅趕著走？

我又陸續做過網吧收銀員、電話銷售、快遞客服、行政打雜等十幾份工作，還發過小廣告，被騙進過傳銷組織。

雖然那時我還沒有很清晰的認知，但我能意識到這是一種機械、麻木的生活，我在工作中僅被當作工具，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知識可以吸收，在人際交往中，我對別人來說更是可有可無。

2011年，我十八歲，通過做客服時認識的一位上海網友接觸到了成人自考。他是一名出租車司機，上海本地人，應該沒上過大學，講話卻很有邏輯，開出租車能遇到各式各樣的人，也算是見多識廣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辦公桌前處理客戶投訴，突然收到他發來的一則消息：“你很聰明，應該繼續接受教育，可以瞭解一下成人高考。”

對方突然說出這句沒頭沒尾的話，好像重新點燃了我的世界。未成年時期，我沒有得到過任何正面的肯定和支持，生母是缺席的，父親是沈默的，繼母是冷血的。那是第一次有人這麼直接地誇我聰明。

我平時沒什麼興趣愛好，看書和備考成了工作外唯一的娛樂活動。搬去通州後，每天上下班各有半小時通勤時間，我會在公交車上瘋狂背書。下班後、週六日，以及其他節假日，我幾乎都在家學習。我的記憶力很好，能把每本書近八成的內容背下來。

大部分人自考的目標是六十分，因為所有科目及格就可以拿到自考學歷。但我每次都爭取考到八九十分。我內心有股超強的驅動力，一旦開始做某件事，就想把它做好。我要看看自己到底幾斤幾兩，所以喜歡去拼高分。

2015年，我終於拿到北京大學心理學本科學歷。

這四年，正好是同齡人上大學的時間，我也從社會大學畢業了，進入了互聯網行業工作。那時互聯網行業還處於巔峰時期，從業人員收入可觀，學歷方面的競爭壓力小，入行門檻也不高。

有一次，我和一位做設計師的女孩參加活動，她無意中對我說，我可以去申請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的碩士學位，那裡有適合我的專業。當晚，我就在香港理工大學的官網仔細研讀了所有專業的信息和錄取要求，理性和直覺都告訴我，這事我能做成。

某個週末的早上，八點左右，我收到了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offer。當時，我25歲，距離輟學出來打工已經過去了十二年。

我終於又要上學了。大多數人會把上學視作通向更好生活的途徑，但對我來說，能上學本身就是更好的生活。這是我從小渴望卻沒得到過的東西。

在香港讀研期間，我深深覺得，一年的校園生活太短暫，於是動了繼續讀博的念頭。

申請博士和申請碩士完全不同，讀碩士時通常是針對現實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而讀博做學術研究則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將這個領域研究得更深入。我必須花幾個月時間去研讀和分析文獻，從中找到那個值得被研究的問題。這對我來說很困難。

當然，我也不是“遇到困難悶頭乾”的人。我求助了碩士期間的一位導師，把研究計劃反反復復修改了十幾次，並趕在申請博士的早期，把所有材料交了過去。

回過頭看，我當時的決定無比正確，因為從2021年開始，香港高校的博士申請越發睏難，晚一年就要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機會只會更渺茫。

過了幾個月，我又一次收到香港理工大學的面試邀請。那次面試我表現得不太好，因此沒有抱太大期望，想著如果這次沒通過，來年繼續申請。

但命運似乎再次眷顧了我。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學校官方發來的郵件，說有一位M教授願意做我的臨時導師，除此之外，我還獲得了每月一萬八千港幣的獎學金。開學後我才知道，M教授在香港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是屈指可數的優秀學者。

我現在讀博士三年級，剛從芬蘭阿爾托大學訪問回來，準備畢業。從輟學打工到香港讀研讀博，去芬蘭訪問，我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世界。

三、“上層人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走向廣闊天地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對過往認知的顛覆和重塑。

早在拿到自考本科的學歷時，我就曾成功進入北京一家大型金融公司做產品經理助理。公司在望京SOHO，同事們都是畢業於名校的大學生。

在這個時期，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階層差異”。

有次和同事吃完飯，她在附近找了家裝修特別漂亮的咖啡店，點了一杯黑咖啡，問我喝什麼。在我之前工作和生活的階層里，大家是不喝咖啡的。我說我不喜歡喝咖啡，咖啡太苦了。同事告訴我，“那是因為你沒有喝過好咖啡”。

還有一次，我吃完飯和同事一起在衛生間清洗飯盒，她戴著膠皮手套，洗完後扯了好幾張紙，把飯盒裡裡外外擦乾淨。在我成長的環境里，手是用來乾活的，不是用來保護的。我好奇地問，為什麼不直接把飯盒朝下控乾水？她解釋道，“你不知道水裡面有多少細菌”。

這種差異體現在生活細節里，也體現在職場的隱形規則中。

有天吃完加班餐，我找到小團隊領導，有點江湖氣地說，“讓我加班可以，但不給我轉正，是有後果的。”不久後公司就有人找我談話，說我試用期表現不夠出色，要麼繼續試用，要麼走人。

現在想想，那時的我還在用原來環境里養成的“江湖思維”去溝通，這是行不通的。精英階層的人更善於用語言偽裝自己的意圖，表達不那麼直白，有很多不能放在台面上說的隱形規則。

後來去香港讀研，班裡很多同學來自中產家庭，甚至富人家庭，他們會多種語言，去過不同的國家，瞭解老師們的研究方向，知道誰受尊重、誰默默無聞。

他們有豐富的興趣愛好，網球、高爾夫、攀岩、衝浪等等，而我別說出國了，在國內留下的足跡都非常有限，游泳也是前幾年才學會的。

很早進入社會帶給我的好處是，當我進入一個新環境，會迅速調整好自己，復盤並反思如何在新的群體里與人共事，下次再進入時，幾乎沒有不適感。

從前我看見的都是人和人之間的“不同”，當我漸漸融入了同學們的群體中，我看見的更多是“相同”。每個人的基礎需求相似，想吃美味的食物，跟家人團聚，想追求品質更高的生活，任何階層的人也都會有各自的煩惱。

在我即將博士畢業，需要到處看機會找工作時，思考還有什麼未了之事，於是托人聯繫已經分別二十多年的生母。

她依然很貧窮，住的是平房，門窗都破了，地面很髒。她的身體不好，再嫁的丈夫60多歲了，他們又生了一個女兒，剛上大一，全家人的生活靠丈夫做瓦工維持。

我也和有一半血緣關係的小妹妹聊了聊，她為了攢學費多讀兩年書，簽了一家非常小的直播公司，不上課時就在平台上直播，如果有人給她打賞“飛機”道具，她會特別高興，意味著她可以到手100多塊錢。

她在電話里問我，“上層人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確實給我問住了。我不是上層人，我也並不富有，還面臨著找工作的壓力。但我也不能說我目前跟她處於同樣的生存狀況。

所以我只能回答她：如果你想過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一定要非常努力，並且抓住機會才可以。

我內心很想幫這個小妹妹，勸她自學設計軟件，有時間學學英語，多學會一門語言，機會就比別人多一些。

但她說，她也想努力上進，卻總是無法堅持，每天晚上，她能連續刷6個小時短視頻。我問她看完後不會很空虛嗎？她說會，但生活沒意思，點開視頻後就停不下來了。

四、擺脫原生家庭的烙印

沒打這個電話前，生母總像幽靈一樣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常常好奇，媽媽煮的飯菜是什麼味道呢？當我受到傷害向媽媽尋求庇護，她的目光會是怎樣的？媽媽的擁抱會給我什麼樣的力量？

我回老家探望大爺和大娘時，大爺提起我的生母，說她是一個捉摸不透的人，和村裡人大大咧咧的性格完全不同。

後來我才知道，和父親結婚時，生母已經離過一次婚了。第一任老公精神有問題，經常對她施暴，她撇下一個閨女跑了；父親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當時家裡特別窮，全村湊錢娶了她，和我父親離婚後，她又扔下了我。

聯繫上生母后，她說自己去找算命先生算過，三十歲之前沒有兒女命。她曾給我發語音消息說想補償我。我說：“我不需要補償，我現在對你沒感情，既不恨你也不愛你。”

作為成年人，我現在可以理解她當時的無奈，對一位母親來說，骨肉分離肯定是痛苦的。

繼母和我爸也是二婚。好像也因為前夫施暴，離婚後，她失去了最小兒子的撫養權，也意味著骨肉分離。她嫁過來我們家沒幾年，我爸就出車禍去世，聽村裡人說，繼母又嫁給了一個在北京賣驢肉的男人。

小時候我無法理解繼母對我的極端苛刻。農村人都說“棍棒底下出孝子”，她意識不到那是一種虐待，在她生活的環境里，我可能是最弱小的人，當她遇到生活里無法處理的怨氣和委屈時，全部發洩在了我身上。

再加上我父親是個非常軟弱的人，在他看來，能找到一個願意和自己起早貪黑共同乾活的人已經很難得了，沒魄力也沒能力去約束妻子的行為。

我的生母和繼母，她們都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貧苦女性，一輩子沒有得到過愛。她們自己都沒有得到過的東西怎麼可能給我呢？

後來我想通了，面對糟糕的原生家庭，應該放下幻想，過好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去期望她們能夠做出彌補。

事實上，她們老了，不會改變，也無法改變。

五、向上攀爬的動力

最近，我剛結束芬蘭阿爾托大學的訪問回來。

芬蘭是一個童話般的國度，有數不清的湖泊和島嶼，夏天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去海裡游泳，在湖邊釣魚、划船，去森林里跑步、摘草莓。

我在芬蘭認識了一個來自西班牙的姐姐，西班牙的政策對單親媽媽比較友好，她打算等博士畢業以後生個孩子。但她沒有男朋友，也不準備結婚，就把她身邊的男性朋友列了一個表，一個個去問他們願不願意捐精，她在旅遊期間和一個男生約會，很順利就懷孕了。

她的故事對我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原來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也可以靈活應對，並非生來注定或必須要遵循某種生活。

過去在國內的朋友總是會和我聊到，他們的父母如何強勢、干預他們的生活，比如女孩子小時候不讓穿裙子，長大嫁人不能嫁出廣東省等等。

也曾有朋友說，我之所以能夠這麼自由地選擇，是因為沒有父母的羈絆。我反駁她，不是的，更多是因為內驅力。

我一直認為，和父母保持適當的距離，是成年後很重要的事情。血緣的紐帶太過強烈，一旦距離太近，很難保持自己的界限，分辨出哪些是自己想要的，也不清楚自己被什麼所驅動著。

從十三歲進入社會，到現在三十歲，我主動尋求自我教育，教育也確實改變了我的命運。它意味著一種可能性，能夠憑借知識和努力擺脫原生階層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往好的方向塑造自己。

不過必須指出，教育的作用也有限度，即使我已經獲得了香港名校的碩士學位，求職時仍會因為非全日制自考的學歷而受阻，大部分企業的反饋是：“你完全符合我們用人部門的要求，可人力資源部門強調‘員工的第一學歷必須要全日制’。”

其次是學習能力和性格，我的記憶力和行動力超乎常人，這也是我能堅持四年自考的原因。沒有老師的監督和敲打，完全靠自己決定學什麼、考什麼，這個過程特別折磨人，大多數人在繼續教育的道路上沒有堅持到底，有人用七八年時間才考完大專。

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也是一種優勢，能接收到很多有價值的信息。無論是我參加自考還是申請香港讀研，都是源於他人不經意間的一句話，但如果我生活在小縣城或農村，就不太可能會接觸到這些人。

最後是父親曾經給予我的愛。那是一種很淳樸、沒辦法用金錢衡量的愛，因為這份愛，我沒有變成一個怨天怨地怨社會的人，而是用積極的心態去生活。

出身底層的人如果想往上走，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識。我自卑了那麼多年，是因為過去我無形中用別人的評價體系來評價自己。那時我的自我意識非常脆弱，像是用紙糊上的房子，別人輕輕一吹就倒塌了。

當我一步一步從痛苦中走出來，內心足夠堅定時，社會的很多標準開始在我身上瓦解——性別、身高、學歷、職業、婚姻、生育……我不再被外界的看法所裹挾。

至於未來，我仍希望自己像是當初剛入社會那樣，去探索廣闊天地，帶著駱駝的忍耐、獅子的勇猛以及一顆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