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 [1]  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

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以古怪著称、以西学见长、以保守为特色、并在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他“辫子”的故事、他关于纳妾合理的怪论以及他通晓多门外语的神奇，而辜鸿铭的学论思想、向世界宣扬中国文化的贡献却长期被忽视。但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怪”老头，其实很可爱。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

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在多种语言环境的影响下，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格外的聪明伶俐。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这个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学习西方文化。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活动文学硕士学位。1877年，他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深造。据说，这时的他已经熟练掌握九种语言，获得了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

14年的留学生活，让极具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了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当蔡元培、林语堂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

1880年，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涯回乡。此时，他遇到了对他人生有着转折作用的人——清末著名学者马建忠。在于马建忠相遇后，二人倾谈三日，辜鸿铭的思想发生了中大改变，转而研习中国文化，走上了宣扬传统文化、抵御西学之路。

在十九世纪末的几年中，辜鸿铭凭借自己的外语功底，将《论语》《中庸》《大学》译为英文，在海外开启了宣扬中国传统文学的大门。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爱好者，辜鸿铭在政治和思想上变得保守，成为保皇派的一员，为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做多年幕僚。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他还被军阀张作霖聘为顾问。1928年，军阀张宗昌任命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他因病未到任。

综观辜鸿铭一生，其政治生涯是失败的，然而他却凭借一个“怪”字让世人津津乐道。

留着辫子的“怪形象”

在民国，有三条辫子最出名，一条是张勋的，一条是王国维的，还有一条是辜鸿铭的。

如果说，张勋留的是政治野心的辫子，王国维留的是文化象征的辫子，那么辜鸿铭的则是最古怪的辫子。

晚清，剪辫运动搞得风风火火，新思想、新文化在年轻一代中深入人心，反对封建，剪掉辫子，迎接新生活，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然而，辜鸿铭偏逆流而上，明明浸淫西方文化多年，此时却不合时宜地留着辫子，混血的面容加一条细小、焦黄的辫子，形象极古怪。

他的古怪，还上了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一文的“榜单”——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当时辜鸿铭在北大教书，一走进充斥着年轻学生的课堂，便会引来哄堂大笑。他旧派的做法引起了当时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调侃：

想要立刻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剪掉，明天中外报纸一定竞相刊载。

面对学生们的讥笑，辜鸿铭并没有觉得窘迫，反而用他特有的幽默“怼”了回去——

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它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

此话一出，多数人沉默了。

在新旧思想交替的年代，有多少人是真心接纳新思想，又有多少人只是以一个新的面貌装着人云亦云、实则仍然封建的灵魂呢？

辜鸿铭虽然带着辫子，但他的灵魂仍是自由的。

这样的“怪”，让人佩服。

一个茶壶要配四个杯子的“怪理论”

虽然辜鸿铭生于南洋，在英、德等国留学14年，在西方文化中浸淫了十数年，然而他骨子里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狂热爱好者。

在政治上，他是保皇派；在文化上，他是保守主义者；在男女婚姻的问题上，他的观念更是到了迂腐的程度。

在《中国妇女》一文中，他描述他眼中理想的中国妇女，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房间的形象。他认为，中国的女性应该是主妇，是管理家务的妇女，女性最主要的目标，则是在家做一个好女儿，嫁人做一个好妻子，丈夫死了之后做一个好母亲。

辜鸿铭还为男性纳妾制度辩护，最著名的，莫过于“一个茶壶需要配四只茶杯”的言论。

他认为，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茶壶是男人，茶杯是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

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

这显然是辜鸿铭的一种狡辩。在晚清风气逐渐西化，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制被广为接纳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不可理喻的论调无疑使辜鸿铭的形象更怪异了些。

幽默、毒舌的怪老头

辜鸿铭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学贯中西，却偏要逆时代潮流而行，这让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讨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以反面角色出现在历史评价中。

在当时，他在中国的处境比现在更加尴尬。面对世人的质疑，辜鸿铭我行我素，身为保皇派却从不卑躬屈膝，“怼”慈溪、“怼”袁世凯。其他的人即使有不同的政见，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真实、耿直。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

1902年，辜鸿铭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做秘书。那年慈禧过生日，湖北各机构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张之洞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

辜鸿铭在座陪宴，忍不住对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还编了一首小诗——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太耿直了。

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以封疆大臣同入军机。

一次，袁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不是讲学问的，只是办事的。”

辜鸿铭后来听说了，对袁的幕僚说：

这话说得很对，但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之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真实的辜鸿铭，比我们想象的有趣得多。

被忽视的文化名家

一直以来，辜鸿铭均因其“怪异”的轶事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他其实一个以西学见长、以保守为特色、并在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

他是一个通晓古今多种语言、能用欧洲语文熟练表达思想情感、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国际文化视野和思想资源、其思想也真正产生过国际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这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当时的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是值得格外关注的现象。

辜氏乃语言天才，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马来等多种语言，还略懂日语和俄语。其论著除中文外，主要以英文发表，夹杂欧美古今文字。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与辜氏通信，讨论文化出路和人类前途问题，有的信还曾公开发表，向他表示敬意。

英国大作家毛姆访问中国时，特地去拜访过辜氏，并撰写访问记《哲学家》一文，承认他“在关心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虽然辜氏曾不适当地为清朝的落后统治进行了辩护，也存在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的毛病，有时还传扬了文化糟粕，但在那个中国备受欺凌的时代，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活动总体说来还是难能可贵、机智深刻、充满道义力量的。

辜鸿铭的思想，虽然表达上愤世嫉俗，有偏激过当之处，但他并非一个没有思想根基和文化信念的人。

而恰恰是因为他对儒家文明的狂热挚爱和终生坚守，才使得他与时代那么格格不入，成为一个“怪异”的人物。

辜鸿铭的难得之处，就是能够有勇气与整个社会背道而驰，将自己推向了最艰难的处境。

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认识辜鸿铭，认真审视他的思想、文字，才会发现他虽然怪，但很可爱。